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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兆贵 回看历史你会发现，在我国古代，文化名人常常扎堆涌现。如果说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初唐四杰、扬州八怪等，还只是后世因推崇而罗列的并称，那么，清末民初的辜鸿铭、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黄炎培、沈尹默、刘师培、钱玄同、黄侃、刘文典、陈寅恪、胡适、刘半农、赵元任、钱穆、梁漱溟、林语堂、傅斯年、梁实秋等大师竞相出场，应该算是全明星阵容了。 其实，不独清末民初，上溯至明末清初、宋元时期、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秦末汉初、春秋战国等动荡年代，同样是大师辈出，尤以先秦为盛，只不过那时不以大师相称，而是统称诸子百家。或者说，每当一个强盛的王朝走向没落之际，都会出现群雄逐鹿的动荡时期，狷介狂放、特立独行的奇才怪才也就会应运而生。所谓从来承平少狂士，自古板荡多奇葩。那么，个中缘由何在？ 动荡年代的艰苦环境，为奇才怪才的诞生起到了砥砺作用。变乱岁月的文化名人，都曾经历过兵慌马乱的折腾、国破家亡的酸辛、改朝换代的阵痛。与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升平岁月相比，动荡年代的读书人颠沛流离，心境凄苦，很容易激发图强求变之志，更加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习与求证、世道人心的剖析与批判、治世方略的筹划与施行。他们或者像终南隐士那样，结庐山林远离纷争，苦心孤诣著书立说；或者像先秦诸子那样，讲学稷下，设教授徒，或者像苏秦、张仪那样，发愤求学专攻术业，游说诸侯合纵连横。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应该是对苦难造就奇才的最好注脚了。 动荡年代的社会变革，为奇才怪才的成长冲破了精神藩篱。在动荡年代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随着道德伦理的倾覆、思想观念的碰撞、夷汉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上层建筑摇摇欲坠，社会大变革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就为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提供了思辨的现实样本。他们在敏感中痛苦着，在痛苦中思考着，在思考中求索着，或是破旧立新，离经叛道，或是秉持祖训，墨守成规。这就搅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死水微澜，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奇才怪才也就纷纷脱颖而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如此，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这些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催生了一大批呼风唤雨的仁人志士。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曾感叹，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难道真是因为他们怕孤独而结伴扎堆吗？其实非也。若无奇葩成长的气候和土壤，怎么可能会有百花齐放、群英荟萃？ 动荡年代的人才需求，为奇才怪才的致用提供了历史舞台。动荡时期的雄主，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不惜以高规格的礼遇募四方精英为己所用，既为那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干才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为那些“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的学者开设了经筵之席。战国时期田齐创立的稷下学宫，兴盛时期曾汇聚了多达千人的天下贤士。这里既是学术争鸣的高等学府，也是智库性质的询议机构。孟轲、淳于髡、申不害、邹衍、田骈、荀况、鲁仲连等，都曾在此传经布道，建言献策。春秋战国时期，不惜代价招募天下贤能的历史记载很多，如，燕昭王筑黄金台、战国四公子养士以及秦国广揽外籍人才的客卿制度等。与此同时，以建言献策成大事的旷世奇才就更多了，如，一番出使便策动齐吴晋越五国有变而保全鲁国的子贡，“五论救弱国，妙语退秦师”的烛之武，被称为“连横之父”的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挂六国相印的苏秦，不辱使命捍卫齐国国格与尊严的晏婴等。 动荡年代的群雄割据，为奇才怪才的恣肆留出了自由空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强权争霸无休歇，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样的情势下，言论空前自由，学说精彩纷呈，即便是异端邪说亦可挂牌上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应运而生。在五霸七雄逞威的春秋战国，前方急于攻城略地，后方忙于招募人才，只要你能纵横捭阖，说服四座，便成一家之言，占据一席之地，横溢的才华也就能得到充分发挥。他们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夹缝中，固守于初心，执着于梦想，铸就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他们以满腹经纶为底气立世，不拘礼法，不媚世俗，不阿权贵，“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大可抒发“天生我才必有用”之慨。 细览清末民初那些大师的造就，不难看出，他们大多是国学领域精通某一门类或术业的文人，而国学一词是相对于西学而言，概念宽泛而又模糊，甚至还有些泥古和陈腐。科学地说，他们是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持有独到见解的导师和学者，并且各有轶闻趣事传世，以至于让人津津乐道。再者，大师也是一个泛称谓，满腹经纶的学究是大师，技艺精湛的工匠难道不是大师？著书立说为往圣继绝学是大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难道不是大师？能鉴别地下出土文物真假是大师，能破译天体运行密码难道不是大师？能把诗经翻译成六国文字是大师，能将火箭送到外层空间难道不是大师？ （原载《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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