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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龙门位于陕西韩城，是个风光惊险动人，有着美丽传说的地方。龙门两山屹立，河出其中，上宽百步，下泻千里，相对如门，唯神龙可越，故称龙门。龙门相传为大禹治水所凿，从壶口至龙门这段峡谷，波浪壮观，咆哮如雷。在这里流传着美妙的神话传说，最有名的是“鲤鱼跃龙门”，《三秦记》上说：“大鱼集龙门数千，不得上，上者为龙，下者为鱼。” 每年暮春，从百川诸海的鲤鱼集于龙门之下，竞相跳跃，然而跳上龙门的鲤鱼少之又少。跳上龙门的鲤鱼，便与云雨相随，天火从后面把它们的尾巴烧掉。于是鱼化为龙，升天而去。因此，用来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的事，也比喻逆流前进，奋发向上。千百年来文人学士，皆以“一登龙站，身价十倍” 而自豪。 龙门以南35公里，是芝川镇。芝川，东濒滚滚黄河，西靠绵绵梁山，潺潺的芝水河潆绕其间。芝水原名陶渠水，方士报告一心想长生不老的汉武帝，说是从这块风水宝地釆到了祥瑞之宝灵芝，武帝高兴，陶渠赐名芝水。芝水滋润之地，人称芝川，它雄奇山川，肥沃原野，哺育出一个跃过龙门的文人，他就是被后世称为“史圣”，用自己残缺的生命，在心灵的痛苦、抽搐与挣扎中，写出浩浩50万余言的《史记》，在我国历史学上竖起了一座巍峨丰碑的司马迁。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他一生坎坷际遇，他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成了一代代中国文人生命的写照。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永远是中国文人内心之痛，中国文人的根性和智性，中国文人的血性和胆气，中国文人的辛酸、尴尬和内心的疼痛，几乎都能从司马迁身上找到影子。司马迁的伟业、文釆，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是中国文人的骄傲，让人景仰、诚服和赞叹；司马迁遭遇的人生坎坷和旷世屈辱，又让人心生悲悯和疼痛。 一 应该说，司马迁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幸运的。 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家人世代入仕。早在颛顼时代，他的祖先重、黎是掌管天地、祭祀的大巫。周宣王时，重、黎的后代不再司天管地了，而做了“司马”这个官，因而获得了司马的姓氏，世代掌管着周朝历史的工作。 司马迁出生时，头朝上，足蹬门，出生后大家欢喜地传着：“司马家得了个顶天立地的大小子！”这似乎预示他长大将要登上龙门？按当时韩城的风俗，官宦人家孩子的名字要在满月时请乡绅高朋给起名，所以在司马迁满月的喜筵上，老乡绅给起了个“迁”为名，表示升迁之意。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初年担任了太史令，他通晓天文地理、阴阳吉凶，他的《六家要旨》分析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之长短，他的思想、文釆和所搜集的史料及他对各家学说的论述，给司马迁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从小受到家庭陶冶，一边放牧一边读书，10时能背诵古文。他在山梁上放牧时，常远眺奔腾咆哮的黄河和龙门，希望有一天跃上龙门，像父亲那样，做一名有学问的史官。为此，他从10岁开始，拜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为师，学习《古文尚书》；拜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为师，学习《公羊春秋》，为他后来撰写《史记》作了充分的准备。 20岁时，司马迁身背一个布包和一把伞，开始了他的周游全国之旅。他的游历目的很明确，实地考察典籍记载的事情。他要去寻那些学者和山野樵夫，了解过去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历史人物；他要访问名山大川，领略祖国河山的壮丽；他要考察历史遗迹，采访民情风俗；他要搜集活的民间资料……这一次漫游，成为他毕生事业的起点和基础。 司马迁从长安起程，出武关，经南阳，来到汨罗江畔屈原投水的地方。面对滚滚的汨罗江水，凭吊屈原的遗迹，他不仅吟诵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溯湘水而上，来到埋葬舜帝的九嶷山，又转而东去，“登会稽，控禹穴”，追踪大禹的遗迹……在姑苏，他体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意志，姑苏山上，眼前重现骄横一世的吴王夫差自杀惨死的场景；他眺望五湖，观瞻了规模宏大的春申君故城。在淮阴，他访问了韩信故里和封侯之地，听樵夫讲了漂母的故事……他渡淮北上，沿泗水到曲阜，拜谒了孔子墓，体察了圣人的遗风。在西楚霸王项羽的都邑彭城和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沛县，他都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 不久，司马迁做了皇帝侍从——郎中。这条鲤鱼跃上了门，进入龙庭，开始了“仕游”。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随同汉武帝左右，祀五帝，祭后土，巡行河洛、陇西，西至崆峒，北出箫关，与数万骑会猎于秦中，周游了西北地区。其后，司马迁又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西至巴蜀以南，南至西昌、汉原、昆明，游历了几乎整个大西南。司马迁在侍从汉武帝泰山封禅活动后，又临碣石，巡辽西，历北边，至九原，行程上万里，漫游了长城内外。 司马迀的足迹遍及中原大地、大江南北、边陲关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周览四海名山大川、古迹名胜，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了解了社会，积累了资料，为后来的著史做了坚实的准备。 二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尘土飞扬。太史令司马谈在随汉武帝封禅泰山的路上病倒了，他不能再随汉武帝去泰山了，被留在周南。 此时，司马迁从西南回到长安，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周南。司马迁赶到了生命垂危父亲身边。司马谈无力地睁开了眼睛，伸出痩骨嶙峋的双手，抓住儿子，吃力地说：“迁儿，我本想完成一部史书，上承孔子的《春秋》，论载这几百年的功过是非，现在上天不给我这机会了。我死后，你一定要把我没有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完成这部史书。” 司马迁拜伏在地，垂泪接受父命，决心继承父志，秉书著史。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司马迁为了不辱父命，继孔子的事业，肩负起效法孔子修《春秋》而写《史记》的崇高使命，他要为中华民族留下一部有价值的史书。 元封三年（前118年），时年38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这时的司马迁，有机会接触到了皇家典籍。他废寝忘食地整理和阅读石室金匮的大量典籍，多年积累的国家藏书数量庞大，从来沒有人系统地整理过，杂乱无章。司马迁从大堆档案文献中理出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分析研究，获得了丰富的史料。经过4年夜以继日的积累，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他的历史巨著的写作。 司马迁秉承中国史官的品格，在写史时，不虚美，不隐恶，忠于史史实，观点明确，爱憎分明，他从不掩饰君王的过失，包括当时的君主。他也不文过饰非，敢于批评现实，反对苟合求荣，大力表彰正直有气节的人。他着重叙述的是人物的行为，刻划的是人物的性格，而不是在辞章上下功夫。对浩瀚的史料，司马迁釆取了“信以传言，疑从传疑” 的态度，因为古史渺茫，他不敢武断，就两存其说，以供后人参考，足见司马迁严谨的科学的写史态度。 三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国文人最屈辱的一年。 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汉朝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五千骑兵出击匃奴，遭遇了匈奴单于的八万骑兵围攻。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听说他已投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面临满朝文武大臣，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一股愤怒和正义感涌上心头，司马迁不能闭上眼睛，装聋作哑，虽然与李陵非亲非故，不相来往，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他要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为他的正义直言付出了代价，他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大声疾呼：“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特别是遇上专横暴敛的帝王，哪有文人说理的地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宫刑”。这一年，他刚48岁。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汉武帝让司马迁失去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面对这奇耻大辱，司马迁悲痛欲绝，痛苦之极，羞辱之极，“重为乡党所戮笑，以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的耻辱，过着度日如年，男不男，女不女，生不如死的苟活日子，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要“引决自裁”。可后来他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假如受死，就像从牛身上拔一根毛一样不值一提，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对于生死，他早已置之度外，他活下去，完全是为了生死之外的东西。他不能死，他要成为泰山而不是鸿毛。 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司马迁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文人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与炭，云与泥，于是他不再幽怨不再幻想，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走向苦难，“就极刑而愠色”，至此，他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毁不了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却打不倒我的精神！ 四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任中书令。中书令这个职务主要是掌管宫里诏诰答表等机密文书，设在宫內，这个职务是由太监担任，实际上司马迁这个职务就如太监一样，汉武帝是在继续污辱他。司马迁坐在中书令的办公室里，就等于向世人宣布：我司马迁是太监。 司马迁受了宫刑的奇耻大辱，肉体上受到非人的摧残，“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下体溃败，阴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痛苦之极。精神上也受到反复折磨。 有一天，司马迁正在家中写《史记》，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大字报，侮辱他：“鱼跃龙门变成龙，还看鲤鱼雌与雄。假若非雄也非雌，跃上龙门也非龙”。他所遭受的侮辱岂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可以承受的？！ 此事发生后，司马迁的朋友知道了，竭力反对他继续做官，劝他隐姓埋名，不要再遭受这等耻辱。他的朋友们说：“你这个德才兼备的司马迁，为何非要进宫作‘闺阁之臣’，甘受此辱？” 司马迁对他的朋友说：“不进宫怎知宫廷秘史？不和帝王将相打交道，怎知他们灵魂善恶？不应招，史书又怎生去写？” 忍辱活下来的人，其发愤的动和能量非常人所能比拟的，人生的困厄和灾难成为激发他们发愤的无穷的力量源泉。司马迁的精神支柱便是完成《史记》的写作，《史记》是他生存的源泉。苟活为的是抒愤，他想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他不死，“所从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他相信不朽的事业才具有永远的不朽。他不死，他要把这部书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于是他忍辱含垢，效仿古人发愤之事迹，坚强地挺了过来，幽而发愤，潜心著述。他夜以继日地，用他那支秃笔蘸着血泪写着，写着，迸发出一种激雷闪电似的精神斗志与意念，虽九死而不悔，他走进了炎黄的远古时代，似乎看到了大禹治水的艰辛，他闻到了楚汉战争的硝烟，他忘却了自己的烦恼、荣辱，沉浸在历史之中。塞北雨阴，黄河震怒，长啸狂吼于壶口龙门，奋笔为矛朝天地间传递自己长歌当哭之心音！ 这部52万余言的煌煌巨著一开始并没有定名为《史记》，司马迁的史书在汉初被称作《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后来到了三国时，正式将《太史公记》简称为《史记》。 《史记》初问世时，据说，汉武帝见到《史记》之后，虽佩服司马迁的胆识与才气，但也怒火中烧，将其付之一炬。幸亏早在司马迁写《史记》时，让女儿文英抄写了一份，他把自己亲手写的竹简捆好后，对文英说：“这是为父一生的心血，你把它藏在华山脚下，绝对保密。我死后你要像赵氏孤儿那样保存它，要像沉香劈山救母那样救活它。” 司马文英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后来由于她劝杨敞拥立宣帝有功，使《史记》得以公开传世。但处境和司马迁一样冷清寂寥，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很长时间不为人知，被鲁迅先生1926年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时，已经是两千年之后了。 中华上下五千年，他一人写了三千年，一写就写出大半个华夏史。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确认了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因而《史记》记事始于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改变了过去史书的编年体写法，创造了纪传体新体裁，既刻划了人物形象，又记载了逐年发生的大事，还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做了全面的叙述。全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计130篇，是一部伟大的科学和艺术的结晶之作。 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用身残志坚胆气豪的如椽巨笔，包含着强烈的爱憎之情，或慷慨悲歌，或荡气回肠，或义愤填膺，或猛揭痛批。在宫刑来临时，司马迁显得是那么的弱小、无助，司马迁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却决定了无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命运”。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目光如炬、高瞻远瞩，评说帝王将相功过得失。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他把当朝的开国之君刘邦写成一副无赖流氓嘴脸。对吕后的残暴也不放过。当吕后将戚夫人砍断手足、挖去双眼、熏聋耳朵做成“人彘”时，司马迁借吕后儿子的口说了一句话“此非人所为”。写这五个字，字字千钧，非一般封建正统的史学家所能做到的。汉武帝能决定司马迁的命运，但汉武帝只能决定一个时代的人的命运，而司马迁却影响了无数时代人的心理历程。在《汉武帝本纪》里，司马迁浓墨重彩地记录了汉武帝“信奉鬼神”、“求仙问丹”、“封禅祭礼”、“蛊惑之乱”等不光彩的事情，且篇幅巨大，倒是像“远征匈奴”、“广开三边”等汉武帝的一生伟业，反而成了陪衬。在饱受屈辱的司马迁的笔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落千丈地成了一个不务正业、不折不扣的腐朽昏君，他的形象被人们从古读到今，并且还要一直读下去。如此看来，与其说是汉武帝阉割了司马迁，倒不如说是司马迁阉割了汉武帝，把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千年万载的诅咒和唾骂。 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刺客、滑稽、倡优等社会底下层人物，为他们立传。他不以成功论英雄，他理解同情项羽、荆轲、孔子、屈原、陈胜、李陵，以饱满的热情来写他们。他将陈胜放在了世家里，与勾践、萧何等并列。在《陈涉世家》中，他借陈胜之口发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胆的抗争。他不仅反对一般的等级观念，还为妇女大唱赞歌——他为巴寡妇清立传，并说：“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这不仅是对等级观念的反叛，而且是对重农抑末的农政体制的公开对抗！他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一场如歌如泣的爱情故事、他写聂政之姊聂荣伏尸痛哭，记其感天动地之言“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 司马迁用《史记》追求生命的不朽。他实现了“为往圣纪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鹄之志。《史记》因司马迁而生，司马迁亦因《史记》而永恒。他以55年的残缺不全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不朽。 六 《史记》完成了，支撑司马迁活下去的支柱没有了，司马迁老了，司马迁病了。 在自己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之时，他想起了一个被囚狱中等候腰斩的故友任安。两个年近花甲的老友，在即将走向冥司的阴冷途中，一诉衷肠。他颤抖着再次握曾写下煌煌五十万言的秃笔，写出三千言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他用“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表达悲愤之极。在这封信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中，表现了他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 司马迁的病情加重了。他要回到故乡彭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回到养育他的土地，回到他逝去的亲人身旁。纵然带着耻辱之身，家乡父老也会接纳他的。 两辆牛车慢腾腾地行驶通往故乡的路上。一辆车上载着昏迷不醒的司马迁，一辆车装的是《太史公书》，这是按照司马迁的意愿，这一套书是要“藏之名山”的。 司马迁在最后的时刻醒来了，他的心境异常平和、宁静。现在他已经伫立在人生的最高峰，他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过去的所有灾难、恩怨、荣辱，此刻都淡化了。 刘邦之后的刘彻，尽管服下芝川出产的灵芝，还是死掉了。 而司马迁是溯河而上跃过龙门腾空而起的一条巨龙，他用五十万余言的竹简，用心灵痛苦拌着血泪的泥土堆积成一座巍峨的泰山！ 后世的诗人陆游在《感兴》一诗中对司马迁的一生这样写道: 饱以五车书，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 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邦家志忠孝，人鬼参幽明。 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故其述所作，浩浩河流倾。 在芝川的青山绿水间，高高耸立的司马迁祠墓，光照华夏大地！一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让司马迁名垂青史，流芳千古。（李兴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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