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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系列二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记录、收集的航海档案数量可观，但令人不解的是，相关的原始文字资料而今却难得一觅，义县邵恩库收藏的《天房国志并图》，可以说是东北地区目前所知的唯一一份郑和远航的文字史料了。郑和下西洋档案失传的背后，究竟隐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呢？ 1《天房国志并图》乃孤品文物 邵恩库表示，目前国内发现的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文字遗物寥寥无几，可知的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chá）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长乐《天妃碑》、太仓《周闻墓志铭》，再就是他所收藏的《天房国志并图》了。  义县学者邵恩库收藏的《天房国志并图》，记载了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历史（张松摄） 长乐《天妃碑》全名为《天妃灵应之记》碑，又称《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俗称“郑和碑”。大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和副使太监李兴、朱良等人在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寄泊福建长乐以等候季风开洋，在重修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三峰塔寺并新建三清宝殿之后，镌嵌《天妃灵应之记》碑于南山宫殿中。碑以黑色页岩为料，高1.62米，宽0.78米，厚0.16米。碑额书有小篆“天妃灵应之记”六字，其中二字残损。字框的上端及两侧阴镌线刻如意云气纹，顶端正中涌出一轮圆月，石碑正文四周镌刻着缠枝蕃莲花纹。正文楷书直下计31行，首行68字，全文共1177字，除9字磨损外，尚可完整辨识。碑文记述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公元1405年～1431年）间，三保太监郑和奉使统率远洋船队百余艘，以先进的航海技术七次下西洋的经历，这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价值很高的实物史料。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免遭战争破坏，特将此碑运至南平市保存，战后运回，移到现长乐师范附小院内。1961年，此地被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建碑亭加以保护，《天妃碑》现已移置长乐市南山郑和史迹陈列馆内妥善保存。
福建长乐《天妃碑》，与郑和下西洋历史有关（资料片） 在郑和七下西洋起锚地的江苏太仓，建有一座郑和纪念馆，馆中保存着一块明代墓志铭，这就是记录了郑和五次下西洋日期的重要文物——周闻墓志铭，全名为“明武略将军太仓卫付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周闻，本姓尚，字声远，太仓卫武官，生于安徽合肥，死后葬于太仓，曾连续参加了郑和船队第三至第七次下西洋，因出海有功由卫百户升任副千户。1983年筹建太仓郑和纪念馆时，当时负责馆藏布置的吴聿明副研究员在太仓城厢公园内进行了大量的搜寻工作，终于在 “树萓（yí）斋”西壁内找到了这块碑。 该墓志铭五十一厘米乘以五十一厘米见方，厚十一厘米，铭文正楷小字，全文28行，满行27字，共669字，记载了周闻的一生经历及勋业，特别提到了周闻五次下西洋活动的日期，即永乐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和宣德六年，其中永乐十九年载，“中道取回”。永乐二十二年尚有一次筹划中的远航，但因“仁庙(仁宗)诏停止之”而没有进行，这些记载对研究郑和下西洋无疑是极有价值的。 海内外郑和研究学者称，周闻墓志铭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研究价值：一是详细记载了郑和六次下西洋的往返时间和到达国家；二是印证了有关历史记载和长乐天妃宫碑的记载；三是将郑和到达阿拉伯国家忽鲁谟斯的时间从第四次提前到第三次；四是反映了太仓的风土人情与郑和下西洋的种种联系。 周闻墓志铭的发现，在郑和史学和研究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被称为二十世纪有关郑和的四大发现之一，海内外的研究人员数次亲赴太仓考察、研究这一历史文物。直到今天，海内外的郑和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还经常与太仓郑和纪念馆联系，通过这块墓志铭进一步核实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史料。
江苏太仓《周闻墓志铭》，与郑和下西洋历史有关（资料片） “与这两件文物不同的是，天妃碑与周闻墓志铭均为碑文，而我的藏品则是誊录在印版纸上的有关郑和下西洋历史的书面材料，可以说是一件孤品文物。”邵恩库说。 2“刘大夏烧海图”的幕后虚实 郑和留下的航海史料为何如此稀少？邵恩库提到了一个名叫刘大夏的明代官员。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着一段“刘大夏烧海图”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付之一炬了。 刘大夏与郑和无冤无仇，为何要烧掉郑和所留的航海史料呢？据说，《郑和出使水程》原存于兵部，成化年间，明宪宗下诏命兵部查找郑和下西洋的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未查到，最后发现，问题出在车驾郎中刘大夏身上。项忠追问刘大夏，库中所存的郑和远航档案下落，刘大夏怒道：“三保（郑和））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何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明朝兵部侍郎刘大夏，据传郑和下西洋档案被他烧掉了（资料片） 《郑和出使水程》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帐目、航海日志等，特别是郑和七次下西洋所绘制的“海图”，是中国对世界诸国地理位置认识的雏形，乃无价之宝，但在刘大夏眼里，郑和远航所留档案分明是明帝劳民伤财的物证，不焚何待？ 这一说法出自明人严从简所著的《殊域周咨录》，有断章取义之嫌。真相是：明宪宗“成化间（1465—1487），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明宪宗萌生再下西洋之意，其宠臣又迎合其意从中鼓动，于是下令“诏索郑和出使水程”，但查无所获，负责查找的兵部尚书项忠严惩下吏。这时，在一旁冷眼旁观的兵部郎中刘大夏忍无可忍，被迫发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在，亦当煆（xiā，火气盛）之。”依据这一记载，刘大夏的官职是兵部侍郎，非车驾郎中，他说要烧掉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只是一句气话，并非事实。但世人不明所以然，胡乱推断并以讹传讹，认定是刘大夏藏匿或烧毁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珍贵航海资料。有学者甚至上纲上线，指责刘大夏此举实属罪恶，阻滞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影响了中国明清两代的海防实力，使得百余年来中外的郑和研究由于史料的匮乏而似雾里看花，从而歧见迭出，争论不休，许多重大问题迄今没有结论。由于当时正值世界大航海时代关键的几十年，刘大夏的做法改变了中国历史，影响了世界历史。 对所谓的“刘大夏烧海图”之说，保持理智判断者大有人在，对郑和下西洋历史颇有研究的江新国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在江新国看来，仅仅依据这段对话就断定是刘大夏毁掉了郑和航海档案，理由不够充分。第一，刘大夏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件害国害民的事，即使档案还在，也应当烧掉！显然是一句在愤慨情绪下的气话，并不等于已烧掉或者准备立刻烧掉；第二，《大明律》明文规定，官员若将“事关军机钱粮”的文件资料丢失，将受酷刑杖打，而郑和下西洋档案正是属于这一类，刘大夏不可能冒犯国法，然后不打自招；第三，《明史。刘大夏传》和其他正史中并未说他有此案情；第四，从发生所谓刘大夏烧掉郑和下西洋档案后，刘大夏反而逐步提升为兵部尚书这一系列事件过程来反推，也不可能有其事。
义县学者邵恩库收藏的《天房国志并图》局部放大图（张松摄） 退一步讲，即使刘大夏把《郑和出使水程》藏置他处或焚毁，也只是存放于兵部档案库内的那一部分，而不是《郑和出使水程》的全部档案资料。流传于今的《郑和航海图》，即为《郑和出使水程》之一种，当年即免遭刘大夏之手，这一航海图，由于收入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中而幸存于今。茅元仪生于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他的祖父茅坤是一位军事家，曾在胡宗宪手下供职。茅坤在胡宗宪幕府里参加过《筹海图编》的编纂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的与海防及航海有关的资料，他又做过兵部的官，也可能见到兵部档案。茅元仪秉承家学，在祖父所搜集的海防及航海资料的基础上，著成《武备志》一书，书中收录的《郑和出使水程》，应先由茅坤获得，如不是出自兵部档案，就是从胡宗宪那里得来的。这说明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兵部档案中或者还有未被刘大夏发现的《郑和出使水程》，或者私人藏有《郑和出使水程》，这样日后郑若曾、茅坤等人才能搜集到相关的郑和海航资料。 再者，如果明宪宗朱见深执意重下西洋，郑若曾等人奉皇帝之命多方寻求，是一定能获得《郑和出使水程》的。何况《郑和出使水程》经郑和船队舟师之手，或经王景弘等整理成篇，早已流传民间，所谓“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系明王三宝所遗”，正是反应了这一情况。若当年明宪宗诏告天下征求《郑和出使水程》，那是很容易到手的。显然，郑和航海档案遗失的最终原因不在于此。 3郑和航海档案遗失的深层原因 “刘大夏烧海图”之说显然证据不足，但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积累的航海档案，毕竟是大明王朝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所获的珍贵资料，何故无声无息地消失无踪了呢？在《郑和航海档案遗失原因探析》一文中，尤永斌先生阐述了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郑和下西洋缺乏经济动力。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虽然在形式上与西方相似，但内容却大不相同。西方远航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商业利益和占领殖民地，而郑和远航的主要目的是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虽然也有扩大与海外的贸易往来之使命，但只限于官方赉（lài，赏赐）赐贸易，原则上是“厚往薄来”，获得的实际利益非常有限，而对具有商业性质的民间贸易则严加限制和取缔。郑和下西洋每次远航都支费浩繁，导致“库藏为虚”，削弱了明王朝的经济基础。由于郑和远航缺乏强大的经济动力，当朝野上下提出反对意见，皇帝不再支持郑和航海时，中国官方的航海活动也就由巅峰猛然跌入低谷，而民间航海从来就没有开禁过。于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所有航海活动从此销声匿迹，作为远航的资料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第二，封建专制的禁锢。十五世纪前后，中国海上民间贸易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但封建统治者认为发展商业会危及其统治，因此继续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民间海上贸易严格控制。明朝从朱元璋时期就厉行“禁海”政策，规定“片板不得下海”。明成祖时虽然有暂短的开放，但从1522年后，明朝又开始推行“禁海”政策，规定“任何船舶不得下海，凡出洋下海者，一律问斩”。这种僵化、落后、封闭、保守的观念一直持续了300多年，致使郑和远航成为历史绝响。一种与朝廷政策相违背的航海档案，惨遭厄运便势所必然了。 第三，海洋意识的先天不足。中华民族是一支在黄土高原与黄河流域的结合带，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及外围地区发展、融合的民族，自古远离大海，文明的源头对海洋的认识相当匮乏。中国传统系以大陆国家自居，以农业立国，对海洋发展一向未予重视，没有向外的经济利益，也就不可能向海洋发展，更谈不上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郑和的航海资料虽然弥足珍贵，却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经过几百年间的改朝换代，外敌入侵，内部战乱，以及统治者的不同好恶和忌讳而有意抽毁档案，还有即使在有人管理但管理不善的情况下遭到水灾、火灾、风灾、雨水侵蚀、虫蛀、偷盗出售、运输过程中丢失沉溺等等，留下极少。故而，郑和的航海资料大多不存，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知，在郑和的航海档案几乎全部遗失的大背景下，义县邵恩库手头保存的这件记录郑和下西洋事迹的《天房国志并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珍贵性不言而喻。
经资深考古学家冯永谦先生（左一）亲自鉴定，义县邵恩库收藏的《天房国志并图》 确为记录郑和下西洋历史的一件难得的传世文物（张松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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