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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凡 已经入秋，天气还是有点燥热。那时我读大二，课程不紧不慢，生活也波澜不惊。一天我正在宿舍午睡，就接了一个电话，父亲打来的，说二妈去世了，问我是否有空回去。父亲声音低沉，隐含着悲伤。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我回去二妈就多了一个孝子。我对二妈的印象不坏，也有感情，所以决定回去。 秋天的早晨却凉爽，红霞布满东边的天空，火车不断地撞开残留的雾气，我已经在临窗的座位上，望着广阔的田野了。田野里所多的是玉米，但已经收获完毕，只剩下直立的秸秆，青黄色的叶子耷拉着。二妈就在玉米地里倒下的，一棵玉米要了她的命。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二大爷家的玉米分外地惹眼。那些玉米生长在河滩地上，杆儿长得粗，个儿结得大。二大爷常说，人要是命好，抓阄都抓好阄，吃屎都能吃到豆子！他的话很粗俗，但被村里人传为名言。二大爷开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和我的弟弟就在玉米地干活了。他们把玉米从秸秆上剥下，黄灿灿的玉米堆得像小山一样。 这时我二妈来了，一瘸一拐，拄着一根木棍。原来她并不瘸，走路也不需要木棍。有一年的中秋，二妈正在剁肉馅，忽然身体一歪，栽倒在地上，嘴巴和鼻子也歪了。二大爷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连我那养尊处优好吃懒做的爷爷都火急火燎地赶到我家，对我父亲说：“快，你二嫂出事了！”父亲甩下碗筷就出了门。母亲对这件事极为不满，她说：“你爸心里有鬼。” 二妈躺在医院里，两天才苏醒过来。医生说，二妈得的是脑溢血，不过情况不是很严重，不然就醒不过来了。父亲站在病房的一角，眼圈是红的，神情比二大爷还紧张。我愈加瞧不起父亲了。二妈勉强靠在床背上，带着哭腔唤我的乳名，我觉得她比我的母亲还要慈爱。 二妈说要吃焖倭瓜，二大爷就骂了：“天天服侍你，你还要怎样？你怎么不早点死呢？”他从医院的食堂买回一小碗焖倭瓜，丢在了病床边的小柜上，说：“吃去吧！”二妈端着碗，手只是抖，好不容易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就皱了眉头。倭瓜显然没有焖透，又青又硬。二妈说倭瓜不好吃，又挨了二大爷一顿骂。二妈就哭着说：“你这没良心的，服侍你几十年，都是我做饭，你吃现成的，现在我身体不好，吃点倭瓜都……”作为女人，二妈鼓起勇气抒发了她的不满，因为我父亲在病房里站着，大哥在病房里站着，大家都在病房里站着。 我插嘴说：“奶奶会焖倭瓜，很好吃。”二大爷凶神恶煞地看着我，我吓得不敢吱声了。奶奶听道了，高兴地说：“儿媳要吃焖倭瓜！”奶奶挪着小脚，到家就开始忙活了。她勒起蓝色的土布围裙，一撅一颤地选了一只倭瓜，洗净，切片，喊我爷爷烧把火。爷爷气急败坏地说：“我腰疼！”奶奶用没牙的嘴嘟哝了一句，只好自己烧火。我知道，爷爷不仅懒，他还生二妈的气，两人经常斗嘴。锅刚微热，奶奶就倒了一点豆油，觉得有些少，又添了一点。锅“滋滋”地响了，奶奶就把葱花放进去，拨了几下，把倭瓜倒进去，就开始炒了。炒了一会，就舀了半瓢井水浇在锅里，盖上锅盖，就焖了。倭瓜的香味就是在焖的时候，才慢慢地发挥出来。锅底越来越响，锅的四周开始冒水汽，预示着倭瓜快熟了。我站在旁边，享受地闭着眼睛，用鼻子使劲地吸着。奶奶焖好倭瓜，就让二妈吃了。二妈吃着倭瓜，边吃边流泪。二妈吃了奶奶焖的倭瓜，病竟然好了一大半。 母亲心疼二妈，就逮了一只正下蛋的肥母鸡，送给二大爷，叮嘱他煮汤给二妈补身体。二大爷一边煮一边品尝，吃得满嘴都是油，最后只剩下鸡架。二大爷就把鸡架放在水里煮一下，放了几片菜叶。汤做好了，二大爷端给二妈喝。二妈哭了，感动地哭了，捧着碗的手不停地颤抖，刚到嘴边又停住了，问二大爷吃过没有，叫二大爷先尝一口汤。 二妈出院后，干不成庄稼活了，就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做点针线活。爷爷也在院子里晒太阳。二妈说，这是我晒太阳的地方。爷爷说，这是我晒太阳的地方。二妈说，这是我家的院子。爷爷说，房子是我家的。二妈说，房子是我后盖的。爷爷说，地基是我的。二妈说，老不死的你欺负人。爷爷说，谁欺你了，是你不要脸。二妈说，说这话的人才不要脸！爷爷说，你不要不知好歹，要不是我们家可怜你，你早就饿死了。二妈说，不是我心好你儿子到现在还打光棍呢！爷爷说，狗屁！就凭我们家的人才，随便找一个也比你强！二妈说，你家人都俊！你是出了名的俊，要不然村东的那个骚货能看上你？爷爷气得涨红了脸，胡乱地回了几句就躲进了屋里。二妈胜利了，她准确地击中了爷爷的伤疤。 秋天又到了，地里的玉米成熟了，天空瓦蓝瓦蓝的。一个中午，二大爷对二妈说：“看看你那样子，路都走不好，没有你，玉米照样长得好！”二大爷吃过中饭，就喊上弟弟，去收玉米去了。二妈在家闲得无聊，就一瘸一拐地跟去了。二妈一定是心中痒痒了，她听说玉米长得好，也想去看看。秋日的阳光真好，照着二妈凌乱的头发，略显苍白的脸庞，但她的眼神是欣喜的，骄傲的，满足的。玉米的长势多喜人呀，个儿大大的，结实又饱满。二妈就在秋日的阳光下，欣赏着玉米。也许是一个更大的玉米吸引了她，她忍不住用手掰，可是高度不够，她又借着木棍，踮起脚尖，伸手去拽。这时，她已经忘记自己是个病人，只觉得玉米是她的孩子，一个长得健壮可爱的孩子。“哗啦”一声，玉米秆断了，一片玉米叶飘落下来，静静地躺在地上。二妈跌倒了，重重地跌在地上。那是紧靠河边的土地，温柔的秋风溜过层层叠叠的玉米叶，掠过波光粼粼的河面，到远方的田野去了。 全村庄的人都听到了我二大爷的喊叫，这里面包含着真实的紧张与绝望。医生说过，再跌倒就是神医也无力回天了。可是二妈偏偏跌倒了，为了一个玉米跌倒了，摔倒的那会，她才喊了一声。这时候，二大爷和弟弟才知道二妈也跟到了地里。 二大爷大骂一声：“死女人呀，不要命了吗！”我弟弟跑两步，就栽一个跟头，满脸是土，鞋子也跑掉了一只，因为他知道，妈妈这一跌，他要永远失去妈妈了。偌大的天空下，空旷的田野里，只有二大爷一家三口在挣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等到把二妈弄上担架，送上救护车，已经误了抢救的时间。二大爷满身是土，坐在地里，再也无力站起来。只有我弟弟，跟在车后面一边跑一边嚎。 送到医院，二妈已经断气了。黑暗笼罩了村庄，二妈的身体早已冰冷。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是二妈去世的第二天。 二 太阳升高了，雾气已经消散，火车像一头怪兽，披头散发地向东驰去。我倚着车窗发呆，想起二大爷和二妈种玉米的情形。二大爷用锄头薅开泥土，二妈跪着把四个玉米粒放进土里，然后用手培好土。二大爷就不耐烦：“全天下最笨的女人就是你，用锄头就行，你偏要用手！像你这样一天也种不了半亩地，你再用手培土我就薅你手！”二妈辩解说：“站着丢种浪费玉米，用锄头会把玉米弄在外面。”二大爷果真用锄头薅了一下二妈的手，二妈握着流血的手，坐在地里嘤嘤地哭了。二妈种地的神情是多么虔诚呀！她的泪水滴落在土地里，所以二妈家的庄稼长得好。她希望多收获一些庄稼，多攒一些钱，给大哥和弟弟盖瓦房娶媳妇。 到了农忙，二妈的两个弟弟会来帮工，也就是二舅和三舅。他们怕我二大爷，不来帮忙就要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二妈也会叮咛：“小二子小三子，你们在家闲不也闲着么，到我家收麦子。”三舅当时十八九岁的样子，二舅已经二十五六岁了，还没娶媳妇。二大爷常常羞辱二舅：“看看你那熊样，做事邋遢，畏畏缩缩的，难怪找不到女人！”二舅只是笑，也不恼。最有意思是吃饭，别人家来了亲戚，都是坐上席，好吃好喝款待，二大爷家却不是：二大爷、大哥和弟弟先吃，吃完了才轮到二妈和两位舅舅。我父亲看不下去，经常招呼两个舅舅到我家吃饭。奇怪的是他们也不怨二大爷，吃完饭就去干活了，很卖力。二大爷对此很满意，说：“吃完饭要使劲干活，要不然吃饭有什么用？” 二大爷有一绝活，会剔咸鸭蛋儿。咸鸭蛋是他的最爱，他还有一句村里人都会背的名言：“山珍海味也比不上咸鸭蛋。”他吃过的鸭蛋，除了尖头有一个小洞，乍一看还是完整的鸭蛋，里面却剔得干干净净。大人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和弟弟拿着他剔过的鸭蛋壳儿，在壳底粘上一小块肥皂，浮在水里玩。二大爷有时也看我们玩鸭蛋壳，他总是对弟弟笑，不对我笑，说：“真是笨！”我知道他是嘲笑我，我也不理他。 每到仲春，二妈就张罗开了，到处买鸭蛋，二妈要储备一千个鸭蛋。买好鸭蛋，先用清水洗净，接着在半稀的沙泥中滚一圈，然后在盐巴里滚一下，最后把鸭蛋一层一层地吗在坛子里。鸭蛋腌好了，二妈却舍不得吃。二妈这辈子，大约为二大爷腌了三万个鸭蛋，除去我大哥和弟弟吃的，二大爷至少吃了两万个鸭蛋。吃了咸鸭蛋，二大爷干活就肯出劲儿，二妈特别知道这一点，所以她腌鸭蛋就肯费心思，鸭蛋也腌得最好。我吃过二妈腌的鸭蛋，蛋黄是通红的，油浸浸的，就像冬天清早的太阳。当然，二妈是偷偷拿给我的，不能让二大爷看见。只有在农忙，二大爷才会表现出对二妈有限的温情，对二妈说：“你也吃一个。” 现在二妈再也不会腌鸭蛋了，她永远地睡着了，我再也品尝不到二妈腌的鸭蛋了，还有焖倭瓜…… 我六七岁的时候，二妈家要打一口井。二妈家要打井的消息，轰动了村庄，庄里的人家平时都是到村郊挑水吃，因为庄里地势高，打井要出一笔不小的费用，都舍不得出钱打井。打井队都是外地人，已经是秋天了，还穿着张了嘴的鞋子，大脚趾露在外边。二大爷很高兴，一边看工人操作，一边吆喝二妈：“弄点饭给他们吃！他们还没吃饭呢！”打井队的工人操着山东口音：“大妹子，麻烦你了，弄点吃的打打尖！”二妈带着哭腔说：“家里哪有什么吃的？就剩下饼了。”“屋后不有倭瓜吗，摘一个来炒炒。”二大爷慷慨地说。二妈就去了，摘了一个大倭瓜，用水冲一下，就切片。没人烧火，把我叫去了，我心里极不情愿，我想看打井。打井是很有趣的，中间一个带抓手的木桩，锲入地面，有人不停地向桩底浇水，有人站在桩上，有人扶着桩的把手旋转，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喊口号：“一二，嗨哟！一二，嗨哟！”我只好坐在灶前烧火，一边烧火一边听外边喊口号。 一阵香味让我回过神来，二妈把切好的倭瓜倒进锅里，倭瓜贴着烧热的油，“嗞嗞”地冒着香气，二妈掀动锅铲，很快就被一团雾气笼罩了。我贪婪地吸着倭瓜的香气，忘掉了外边的打井队。菜炒好了，盛在面盆里，打井工人围着吃，“呼啦呼啦”地响，一边吃一边赞着：“真香！真好吃！大妹子，你炒的菜好吃！”我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不停地咽口水。二妈看到我的馋样子，就把我拽进厨房，给我半块饼：“饿了吧？就菜吃，不要让你二大爷看见！” 三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赶到了村庄。灵堂已搭建起来了，中间一个大黑“奠”字，两边是“沉痛悼念”、“永垂不朽”。我跪在灵堂前的草垫上，不知道要磕几个头。父亲在一旁红着眼睛说：“人三鬼四。”我深深地磕了四个头。接着大妈为我穿上孝衣，戴上孝帽，还把帽子折起一角，颇知礼仪的大妈说，侄儿要折起一个角，儿子不折，两个角都要撑开。 二妈躺在草席上，席下是一层厚厚的芦苇秆。她穿着暗红色的花棉袄，戴着一顶毛线帽，脸上盖了一叠黄草纸。枕头旁一只碗，里面是豆油，一根棉绳做灯芯，火就静静地燃烧，空气中弥漫着豆油的香味。脚边放一只笆斗，里面盛满大米，一杆称插在里面。我看见二妈左边耳朵里都是瘀血，半边脸都是紫色的。父亲对我说：“你二妈走了。”我说：“我知道。”二大爷坐在地上，红着眼睛对我说：“你二妈死了。”我说：“我知道。” 下午两点，我的大哥才赶到。火葬车早在外面等了，为了等大哥，已经一等再等了。秋天尸体容易腐变，我已经闻到空气中酸酸的气味了。大哥一到家，磕头都来不及了，大妈把盖在二妈脸上的火纸掀开：“快看你妈最后一眼！”大哥看了一下，惊愕地站在那里，忽然“扑通”一声跪下，失声痛哭。有人抬起二妈的遗体，要送到火葬车上。大哥发了疯似的从里屋摸出一把斧头，揪住二大爷的衣领就要砍。亲戚们死死抱住大哥，劝着说：“千万不能，是你爸，是你爸呀！”大妈叫着大哥的乳名：“再孬是你爸，不怪他，你把他砍死了，你爸也没了！”“我就要砍死他！我就要砍死他！我妈受他一辈子的罪！还有那老不死的爷爷，我妈就是被他气死的！”大哥又要找我爷爷算账。大家死劝，大哥才止住。 这时爷爷才敢来到灵堂，在一旁装出难过的样子。大妈对他说：“你出去吧，在这里碍事！这下子没有对手了，你消停了。”爷爷红着脸走出去，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什么。 火葬车马达响了。二大爷大叫一声，“哇”地吐了一口血，然后拼了命向前冲，要拦住抬尸的人。周围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架住，并催促：“快走快走，不要让他看！不要让他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伤心的二大爷，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汪洋恣肆，顺着下巴流淌下来，他的手伸过人群努力地向前抓，仿佛要抓住他的命。二大爷双脚悬空，一边乞求人们把他放下来，一边用嘶哑的喉咙喊着二妈的名字。大妈说：“这回不像假哭！” 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眼泪悄悄地溢上眼角。“我妈啊！我是小二子，你不能走！我妈啊！我不许你走！……”我的弟弟像火山爆发一样，冲过人群，死死抱住二妈的遗体。这时，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吧嗒吧嗒地掉下来，很快就像一条恣意流淌的河，没有虚伪也没有羞涩。我一下子看到了弟弟的将来，他从此没有妈妈了，失去母爱的孩子注定是可怜的。我理解他的悲伤，所以我泪流成河。 火化前要化妆，让离世的人走得体面。二妈躺在殡仪馆的玻璃柜子里，化妆师来了，皱了眉头说：“人是怎么死的？脸怎么成了这样？不会是被打死的吧？”二妈脸上的火纸被揭开了，我看到她紧闭着双眼，眼窝凹陷下去，右边的脸蜡黄，左边的脸黑紫，耳朵里瘀血结成厚厚的痂，还有一些血流到后脑勺，和头发凝结成一块。大舅（二妈的大哥）解释说：“得脑溢血死的，农村人也不会处理。”“他妈的！不会处理也不能把人弄成这样呀！脸都不擦一擦，没有司法鉴定我还不敢化妆呢！”化妆师一副不相信的表情。大舅陪着笑脸小声央求，说用“圣水”把脸扫一下就行。“六十元！瘀血我不处理。”化妆师摊出一只戴皮手套的手，接了钱，就用圣水在二妈的脸上涂了几下，走了。如果二妈生前留下遗嘱，一定不让花这六十元钱的，她会用这钱买鸭蛋给二大爷吃，吃了好有力气干活，攒钱给大哥弟弟盖瓦房娶媳妇。这是二妈的梦想，一个女人的梦想。 二妈的脸色红润起来，也有了一些精神，可是人造的颜料盖不住死亡的颜色，她的脸红里透着黄，黄里泛着紫，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切下一溜，正好落在二妈的脸上，远远看去，二妈像一个怪物。有几只苍蝇趴在玻璃罩上，大舅不停地用手挥赶。弟弟止住哭声，看着眼前的二妈，木然了。 烧尸炉“轰”地一响，鼓风机也“嗡嗡”地鸣叫起来。二妈被放在小铁床上，一端系着钢缆，朝着炉膛。“快喊妈妈躲火！”大舅提醒大哥和弟弟，“你喊二妈躲火！”大舅又提醒我。一时间哭喊声乱成一团，大舅也哭了，鼻涕眼泪一齐下：“我苦命的妹子，你一辈子没过好日子，到那边缺什么你要说呀！”那缆绳猛一收缩，就把二妈拽进去了。 火葬厂在一个山坳里，烟囱高耸，直插云霄。我们都被撵出来了，看着烟囱顶部的避雷针出神，烟囱冒着黑色的烟。我知道，二妈的灵魂化成烟走了，在秋日的天空里云游去了。山西边是一大片玉米田，还有人在掰剩下的玉米，他们把收获的玉米整齐地吗在板车上，我觉得二妈也看到了，看到了她眷恋的玉米。太阳却是分外柔情，空气中飘荡着玉米秆的味道，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回去的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有弟弟还在小声地啜泣。 刚到灵堂，裹着小脚的奶奶颤巍巍地来了，“哇”地一声哭起来，我的几个姑姑连忙劝慰，说奶奶年龄大了，万不可伤心。奶奶抱住骨灰盒，就是不松手。奶奶哭了，就像下了一个命令，吹响了冲锋的号角，大家都悲伤地哭起来，呼天抢地的，压在心中的悲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二大爷哭得虚脱了，躺在骨灰盒旁，弟弟已经哭不出声音，偶尔发出一两声沙哑的鸣叫，像一只溺水的小公鸡。大舅说你们不晓好歹让这么大年纪的奶奶哭，不许哭了！大家又去劝慰奶奶，好不容易把奶奶劝住。奶奶坐地上发呆，没牙的嘴不停地翕动。大姑说：“我妈老了，尽是说痴话，说什么呀？”奶奶八十岁了，思维一点都不混乱，只有我知道奶奶说什么。奶奶在嘟哝：“儿媳要吃焖倭瓜，儿媳要吃焖倭瓜……” 四 当时禁止土葬，查得严，二妈的骨灰盒只能放在安息堂。去安息堂的路上，大舅就叮咛：“过桥时要喊妈妈过桥了，喊完跪下来磕四个头，烧点纸继续走，小大小二听见没？回来时一直向家走，不许回头，遇到火堆要从上面跨过去，到家就吃饭，饭在大桌上，小大小二记住没？”大哥和弟弟都说记住了。大哥抱着二妈的骨灰盒，哭哭哀哀上了路。经过村东的第一座桥，大哥喊了一声：“我妈过桥了！”弟弟跟在后面哼了一句。路上的人指指点点：“这哪里是孝子，哭亲妈的声音太小了，不孝不孝呀！”于是大哥拖长声调嚎起来，像一头悲伤的驴。弟弟觉得周围的舆论压力太大，更羞涩了，不敢喊了。大舅在弟弟的后脑勺拍了一巴掌：“来劲喊哟！要不你妈到那边去路会走错了！”路上有几个妇女，说二弟眼睛小，比大哥眼睛小多了，不像二大爷生的。我听到这些议论，就偷偷审视我的弟弟，弟弟的眼睛真小，就像是芦柴棒裂了一条缝，中间有个绿豆大的眼珠。 到了安息堂，就闻到一股骨灰的味道，有点苦涩，像焚烧艾草的味道。安息堂的架子上存满了骨灰盒，就像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满了不同人物的传记，他们都有照片，或胖或瘦，或老或年轻，神情安详或茫然。二妈存放的位置是在东边第二排第五层，这个位置靠窗口，价钱便宜。大哥踮起脚尖，好不容易把二妈的骨灰盒放端正。这时，大舅问：“你妈照片呢？”“没有照片呀！”大哥说。“没有照片明年来就找不到了！”大舅生气了：“你爸不算个东西！你妈活了四十九岁，一张照片都没有，当时没拍遗像呀？”我说：“大舅，二妈脸上耳朵里都是血，没办法拍。”大舅说：“小二子，回头把你爸你妈结婚证上的照片剪下来，到照相馆放大一下，搁骨灰盒的相框里。”弟弟“嗯”了一声，就像一头失去母爱的小毛驴。大哥说：“结婚证也找不到了，被我妈卖破烂卖掉了！”二妈一辈子半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大哥只好在她骨灰盒上插了一根柳枝，作为标志。 出了安息堂，看门的老头关上沉重的木门，就把那寂静关在了身后。二妈就在那靠窗口的第五层夹板上，安息了。早晨的阳光会最先照到她，可是有风雨，也会最先吹到她，淋到她，她会在这里度过没有温度的白昼和黑夜，她会看到安息堂东边的那块河滩地吗？那片地每年都长玉米，有她喜爱的玉米。到了秋天，二妈就在那片地里散步，她满心欢喜地看着成熟的玉米，用手抚摸垂下的果须，用鼻子嗅它的味道。这时，秋天的阳光变作金色的手掌，一双巨大的手掌，轻轻地捧来一个剥好的玉米，大大的金色的玉米。二妈笑了，温柔的秋风抚着她苍白瘦削的脸庞…… 我正胡思乱想，大舅对大哥和弟弟训话了：“你妈走了，你们的瓦房自己盖了，别指望你爸了！”大舅也是二大爷嘲笑打击的对象，大舅三十好几才从越南买回一个媳妇，没娶着媳妇的时候见了二大爷就像老鼠见了猫。大舅对大哥和弟弟说：“别看我平时怕你爸，我的本事比你爸强！你爸屁本事都没有，就会讽刺人，说话就像天上下刀子，句句戳在人伤疤上！” 二妈的葬礼结束了，我回到家中，正遇上停电，一家人就围着一支蜡烛枯坐。父亲显得特别累，母亲说：“你那么拼命干什么？大事小事都你做。”父亲生气了：“你看二哥像做事的人吗？我不操心丧事就办砸了！”父亲气哼哼地去休息了。母亲在烛光下说：“你爸心里有鬼。”我说：“你不要再揶揄父亲了，路上有人说二弟不是二大爷生的，是瞎编的吧？”母亲说：“谁知道呢！不知是真是假，还是你二妈以前的事了。” 二妈年轻的时候，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算得上村里一等漂亮的人才。那时每户人家在各自的生产队劳动，收获季节要在打谷场上看粮食，一个打谷场上囤积了全生产队的粮食。平时都是二大爷看粮食，睡在打谷场上搭建的小帐篷里，有时候二妈会来陪他。那天夜里，队里抢收小麦，二大爷和队里的青壮年劳力都去田里了，二妈带着年幼的大哥，在帐篷里守着。 二大爷干完地里的活，夜已经很深了，只有河里的青蛙和草丛里不知名的虫子还偶尔发出叫声，连狗都睡熟了。二大爷来到看粮食的帐篷旁，一个黑影一闪，溜走了。“贼！”二大爷拔腿就追，一直追到河边，到底是追着了，是村里另外一个男人，还是一个生产队的。二大爷回到帐篷里，二妈抱着大哥正坐在那儿。二大爷打了二妈两个响亮的耳光，扯下她一绺头发，接着是二妈委屈的哭声。二妈的哭声被父亲听到了，父亲就去找二大爷。他们吵起来了，接着打起来了，一会儿二大爷骑在父亲的脖子上，一会儿父亲又按住二大爷的头，他们身上脸上都是泥土，一直打到天亮，才被人拉开。 “后来怎样？”“后来你二大爷又找过那个人，他被你二大爷按在水渠里，不停地灌水，都快淹死了，只说刚好经过那里。”我肯定地说：“这绝对是谣传，不可能的，我不相信。” 我始终认为，血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气息。有一回我与一群孩子打架，被他们像堆草垛一样压在底下。我的弟弟像小疯狗一样又抓又咬，硬是把上面的几个人拉下来，兄弟俩并肩战斗，打跑了那群孩子。我的脸划破了，衣服扯坏了，弟弟脸上都是鼻血，我们搂在月亮地下哭了一会儿，就手搀手回去了。弟弟那时才八岁。我和弟弟之间有血缘关系，我能闻到这种神秘的气息。二妈是清白的，弟弟一定是二大爷生的。
五 二大爷十岁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左膝盖上起了一个红疙瘩，有点痒，后来整个小腿都痒，痒得彻夜难眠，二大爷不停地抓挠，小腿的肌肉开始坏死，到最后膝盖向下到脚踝，没有一点肉，只有裸露的两根灰白的腿骨。爷爷说当时没有谁知道这是什么病，都说二大爷的腿必须得锯了，残废是无疑了。爷爷说他心里那个痛呀，二大爷才十岁就要用一条腿行走未来的生活。二大爷懵懂无知，没事的时候，他坐在院子里，用小刀在裸露的骨头上一下又一下地刮着，灰白色的粉末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奶奶看到这情景，就把二大爷抱在怀里，嘴唇嗫嚅着：“乖！不要刮了！乖！不要刮了！要刮就在妈身上刮吧……”奶奶哭得很伤心，哭湿了她的蓝布棉祅。爷爷生气地说：“死不了的！”说完仰头着看天，不让眼里的泪水滚下来。 爷爷决定到海州碰碰运气。去海州每天只有一辆班车，那时的汽车还烧木柴和煤呢，所以车厢里都是烟。爷爷抱着十岁的二大爷，挤在密密匝匝的人群中间，二大爷紧紧地搂着爷爷的脖子，怯怯地望着周围的人们。汽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行进，每颠簸一下，二大爷就疼得喊叫一声，每喊叫一声爷爷就用歉意的眼神看一下周围的人。爷爷站在车厢的后面，被颠得东倒西歪几乎抱不住二大爷了。这时有人说到前边来不颠，拥挤的人群闪出一条缝，爷爷把二大爷放在发动机上，就像放下了千斤重担。二大爷掏出一把小刀，在自己的腿骨上刮起来，一汽车人都看见了，就像刮在他们心上。 到了海州，寻了几家医院，都建议截肢。爷爷内心纠结如刀绞，只好抱着二大爷坐在冷清的街头。时近晌午，小饭馆炒韭菜的香味在大街上乱串，二大爷嚷着要吃饭。爷爷用一毛五分钱给二大爷买了一碗面条，里面有少许的肉丝。二大爷狼吞虎咽起来，爷爷在旁边不停地咽口水。爷爷说他也想吃呀，可是兜里只剩下八毛钱了，吃了回去的路费就没有了。 饥肠辘辘的爷爷抱着二大爷又访了几个中医，他们也无计可施。太阳已经转西，冬日的寒风并没有吹来希望，爷爷抱着二大爷坐在一块条石上，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这时，一个卖皮货的老头说，城东有个姓董的老中医，或许识得这种病。 爷爷说：“我心一下子亮堂起来，不饿了，也不冷了，抱着你二大爷就走！” 药方很简单：蜣螂（俗称屎壳郎）研粉，鸡蛋清裱敷。 裱上去第一天，干枯的骨头开始冒水珠；第二天，开始冒油；第三天有了痛觉，二大爷已经不允许别人碰他腿了；第四天就开始长血管和肉了。 爷爷说：“奇了！真他妈稀奇！不到两个月，腿长得鲜红白亮，和原先一样。连省城的医生听说了，都来询查这件事，他们看着你二大爷的腿，说真是不敢相信，完了还掏出小本子，用笔将药方记下来。”但是，二大爷的左小腿只有一根骨头，另一根被他用刀刮掉了。 二大爷没有瘸，所以具备了娶媳妇的基本条件。他二十岁那年，二妈就到奶奶家相亲来了。 二妈高高瘦瘦的，模样俊俏，只是穿得破旧，后面还跟着二舅三舅。二舅三舅那时都还小，拖着鼻涕怯生生地躲在二妈的身后。裹着小脚的奶奶忙活开了，脚步轻快又喜悦，脸上漾着笑容，快要笑出声来了。奶奶指挥爷爷去买肉，爷爷花了三毛钱买回一斤猪肉。爷爷很少听从奶奶的指挥，奶奶也很少指挥过爷爷，但这时的奶奶是指挥员，爷爷不敢不听，可能是怕二大爷娶不到媳妇吧。 奶奶做了土豆烧猪肉、焖豆角、咸菜豆腐、炖鸡蛋，还有西红柿汤。人太多，饭桌坐不开，就在水缸上铺了木板。开饭了，一家人肚子咕噜咕噜叫，就像板车轧在田埂上。二妈不愿坐八仙桌，奶奶拗不过她，就让她坐在水缸边，带着二舅三舅吃饭了。二大爷偷偷地看了二妈几眼，父亲对未过门二嫂也满心喜欢。 吃完饭，二妈要走，奶奶送她。二妈突然搂住奶奶的肩膀，哭了，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从来没有，二舅三舅也没有，他们都不想走。奶奶也哭了，她搂着二妈，不停地安慰她，又把自己手上的银镯取下，戴在二妈的手腕上。 二大爷就娶了二妈，二妈嫁给了二大爷。许多年过去了，二妈还说，奶奶焖的土豆真好吃，焖的豆角也好吃，奶奶是大厨。 六 二妈去世好些年了，我也不常回去。 去年冬天，是年三十的下午，天空飘雪，我回到老家，顺便去看看大哥。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我们先是寒暄，然后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屋外的雪越下越大，似乎没有停歇的意思。大哥说，二大爷打工还没有回来，估计天黑才能到家。我问二大爷平时住在哪里，大哥说就住在爷爷奶奶的老房子里，不过现在已经不能住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爷爷奶奶生前住的老屋已经塌了一小半，大哥家养的叭儿狗趴在猫洞里。叭儿狗长得很肥，眯着眼睛，懒洋洋的，远看像一团雪。我问，还是原来那只吗？大哥说，早没了，这条是后来抱养的。原来那条叫小黄，现在这条叫阿白。 二妈在世的时候，最喜欢小黄，到哪里都带着它。二妈在地里摘棉花，小黄就在田埂上玩耍。时过晌午，二妈也不回家吃饭，她带了干粮。二妈唤来小黄，掰一小块玉米饼给它，小黄居然不吃，眼睛怔怔地看着主人。玉米饼只有一块。二妈就含着泪吃了玉米饼。二妈逢人就说，小黄通人性呢！大哥说，二妈去世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小黄。 老屋的墙上的土坯已经脱落，塑料薄膜蒙的窗户已经洞开，古式的窗棂也不见了，雪花纷纷吹落进去。我觉得周身一冷，打了一个寒颤。我起身告别，大哥也不怎么留。我说：“爷爷去世的时候你在家吗？”大哥说：“我一直在家，但是我没有戴孝。”我默然了，我知道大哥还在恨我爷爷。我问大哥有没有弟弟的消息，大哥摇摇头说：“没有消息，也不知道在哪里。”“没有电话吗？”“打过，不接，后来就换号了。”大哥叹了一口气，我们都沉默了。 我从大哥家的屋后离开，走下一个高坡，脚下打滑，晃了几晃还是坐到地上。坡下面就是菜园，是奶奶和二妈的菜园，这时候已经被雪覆盖了。奶奶喜欢种土豆和白菜，二妈喜欢种倭瓜和豆角，菜畦边上会种一些葱和茴香。我仿佛看到奶奶围着蓝布围裙在焖白菜豆腐了，二妈在旁边打下手，我鼻子里已经飘荡着菜香味了……奶奶擅长搭灶台，灶台是泥做的，不依绳矩，全凭手感。最巧的是烟囱，奶奶做的烟囱是弯的，有两个烟道，像放大的“人”字。奶奶做的灶台从不倒烟，有时奶奶烧了半天的火，身上没有一丝烟味。二妈做的烟囱却是直的，她经常被烟呛得眼泪直流。二妈也问过奶奶为什么倒烟这么厉害，奶奶说，烟喜欢弯着走，要顺从它的脾气，多一个烟道就多一个出口。 大哥看到我摔倒，就远远地喊道：“没事吧？要小心！” “没什么，你回家吧！”我大声回答。 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对大哥说：“什么时候入土为安呀？” “地方都找好了，过完年迁过去！”大哥说。 我踏着干粉似的雪，脚下“咕吱咕吱”地响，不再回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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