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桓温的家族庞大，所以朋友圈里亲戚数量不少。据学者推测，桓氏先世为曹爽集团成员桓范之后，乃“刑家”之余，沉浮已久，才在东晋之初实现政治阶层的飞跃。桓温之父桓彝（276－328），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士，列名“八达”之一，干过“散发裸裎，闭室酣饮”的荒唐事。不过，那可能是为挤进名士圈子故意摆出的姿态，究其实桓彝看重事功，凭借平定王敦的勋绩渐渐树立起家族地位，其在苏峻之乱中固守城池，慷慨死节，“辞气壮烈”，则最终为家族复兴奠定了基础。父亲殉国时，桓温只有十六七岁，两人交流恐怕还不能深入，但是他不但继承了父亲的勇烈之气，还继承了老父那独特的相貌特征。在重视形神容止的魏晋时期，这是一个优势。《世说新语·容止》评价桓彝为“嵚崎历落，可笑人”，语不可解。元人李治解释说桓彝“为人不群，世多忽之，所以见笑于人耳”，“正言其美”；日人田中履堂以为“言其容止譬如山路，低昂出显不恒，其不正平者，历乱相聚乎其一身，真可笑杀人也”。后说可信。桓温的外貌亦“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好友刘惔评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蝟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眼如紫石棱角分明，赤色胡须则如刺猬之刺根根偾张，一副异人之相。桓温以此自得，人亦畏之。爷俩如果用自己照片做头像，定会让人印象深刻。但也有记载将他比作刘琨，而“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语语带刺，贬斥不遗余力。余嘉锡对此颇为不屑：“此盖东晋末人愤温之自命枭雄，觊觎神器，造为此言，以丑诋之耳。”盖得其实。 人谓魏晋之际女人善妒，王导、桓温、谢安等一代英豪都摊上了厉害老婆。桓温娶的是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有“凶妒”之名。听说老公纳李势女为妾，“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敦煌残卷作“将棒袭之”），正赶上李氏梳头，“发委藉地，姿貌绝丽，肤色玉耀，不为动容”，公主也看呆了，遂掷刀于地。这天如果南康公主发一个朋友圈，估计会这样写：“我见犹怜，何况老奴。”估计桓温会第一时间为老婆大人点赞。还有一次，好友谢奕喝多了，追着老上司碰杯，桓温无处可躲，最后跑到了南康公主房里。这天如果南康公主发个圈，可能会只给老桓一个人看：“君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  《世说新语校笺》（全二册） 徐震堮著 中华书局1984年版 桓温四个弟弟桓云、桓豁、桓秘、桓冲，皆有干才，是其得力帮手。他的六个儿子多不成器（桓熙、桓济与四叔桓秘合伙谋害桓冲，失败被徙），其中较为出众的是幼子桓玄。桓玄的身世颇有些奇特，《幽明录》说袁真曾经送给桓温三个妓女阿薛、阿郭、阿马，时有流星落入盆中，阿薛、阿郭舀水饮之，皆不得星，阿马以瓢取水得星，饮之生玄。《世说新语·任诞》注说他出生时“有光照室”，善占者以为“此儿有奇耀，宜目为天人”。《太平御览》卷六四五引《世说》又云：“桓宣武之诛袁贞（真）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焉。袁贞（真）在寿春，尝与宣武一妾妊焉，生玄。及篡，亦覆桓族，识者以为天理之所至。”事涉荒诞，《晋书》不取。桓玄亦状貌不俗，“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赏识他的人除了桓温，还有王珣、王恭、殷仲堪等名流。《晋书》对他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自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只是由于他肆行杀戮，豪奢纵欲，才人心渐离。此外，桓玄“文翰之美，高于一世”，“哀乐过人，每欢戚之发，未尝不至于呜咽”（参《世说新语》文学、任诞篇注）。从当时观点来看，即便桓玄篡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后来刘裕所为其实跟桓玄相比并无本质差别，成王败寇而已。后世受专事一姓思想之限制，遂将其视为大奸大恶之人。桓玄是个喜欢炫耀和表演的人，想来他定会将佳文妙语贴到朋友圈，或者晒晒和后宫妃嫔的艳照。 当时的士大夫重玄谈，轻事功，故普遍轻视习武之士人，而桓氏则为一文武兼重之家族。桓温即勇于私斗，十八岁时手持利刃，在葬礼上将杀父仇人的三个儿子杀掉。桓氏家族的另一员猛将是桓温之侄、冠军将军桓石虔。《世说新语·豪爽》云：“（石虔）从征枋头，车骑冲没阵，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谓曰：‘汝叔落贼，汝知不？’石虔闻之，气甚奋，命朱辟为副，策马于数万众中，莫有抗者，径致冲还，三军叹服。河朔后以其名断疟。”其征袁真，破梁成、阎震，勇冠三军，其子桓振亦果敢善斗。可见桓氏家族虽然也兼工玄谈与史学，但其本质上是一武力家族。我想，桓温一定很欣赏桓石虔，说不定要常常在朋友圈晒晒这位勇悍侄子的照片，来提振士气。
贰 桓温的发达，离不开赏识他的那些前辈知己。温峤（288-329）是桓温最初的知音，识其于襁褓之中，称之为“英物”，其名即来自温峤之姓。此外，最重要的当属庾氏家族的庾亮、庾翼。南康公主的母亲是明帝皇后庾文君，文君为庾亮之妹，且桓彝和庾亮交善，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正是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桓温才能在出仕之初就得到了很好的机会，且升迁很快。据《晋书·殷浩传》载庾翼书信，已有时危局艰、“庾、桓”并举的话，可见其相互依存之关系。同时，庾翼“见桓温总角之中，便期之以远略”，极力向成帝推荐：“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桓温在其政治生涯初期得到了庾氏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桓温之志业亦与庾翼接近。比如对于王衍的评价，庾翼“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指责其“高谈庄、老，说空终日”，无益于世。桓温身担北伐重任，“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对那种祖尚虚浮、不立事功的玄风不以为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晋书》（全十册） 中华书局1974年版 但在关键位置上庾氏家族还是重用自己人。永和元年（345），庾翼疾笃，临终“自表以子园客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对这一提议，朝廷颇为忌惮，唯有何充斥其弄权，并得到会稽王的支持，以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也体现了中枢决策层欲借此重新调整势力格局的心理。因此，桓温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限制庾氏家族而得此肥差，是门阀政治较量博弈的结果。二十多年后，桓温权力趋于鼎盛，杀庾倩、庾柔，逼反庾希，将庾希、庾邈及子侄五人俱斩于建康市，夷三族。其中缘由，据徐广《晋纪》以及颜之推《还冤志》，乃因庾氏宗族强盛，遂诬以谋反。其实深层原因是庾冰之女为海西公妃，庾氏为海西公一党，扬言桓温“废帝杀王”，在政治上处于与桓温根本对立的一方。这种残酷的家族清洗，大概是庾翼未曾料到的吧。
叁 桓温朋友圈里的发小，有袁耽、殷浩、刘惔等人。袁耽与桓温年岁相若，为人倜傥不群，为王导所赏识。少时跟桓温玩樗蒲，掷出的骰子不合己意，气愤地把呼卢喝雉的“五木”给扔了，可见是个躁脾气，但善赌。桓温少时家贫，赌博赌输了，就请袁耽帮忙。袁当时正在守丧，立马就答应了，换上便服布帽就去了，“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袁氏二妹，一嫁殷浩，一嫁谢尚，曾对桓温说“恨不更有一人配卿”。要发朋友圈的话，不知道桓温在赢钱那个夜晚会如何措辞；晚年权倾朝野，是否还会想起那个二十五岁就去世的发小。 桓温的发小之中，殷浩（303-356）是名不副实的一位。《世说新语·品藻》云：“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殷浩比桓温大九岁，二人似不应共骑竹马。《世说》又云：“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殷浩此言粗听之极有味，倘若发到朋友圈，好尚清谈之辈必然趋之若鹜，点赞奉承者不少，然细揣摩之，实乃“不肯逊、又不敢竞之辞”。大概殷浩为人软弱，而桓温豪爽英迈，所以不敢与之竞，而以此模棱之言暗暗相抗衡也。二人“颇相疑贰”，是因为朝廷欲借重殷浩之名望来抗衡桓温，观其用人行事，莫能契合人情事态，其取败也实为必然。《晋书》论曰：“殷浩清徽雅量，众议攸归，高秩厚礼，不行而至，咸谓教义由其兴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处国钧，未有嘉谋善政，出总戎律，唯闻蹙国丧师，是知风流异贞固之才，谈论非奇正之要。”正是切中殷浩病症。某种程度上来说，桓温是殷浩真正的知己，他曾对郗超说：“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可见深知其短长。而王濛写给桓温的书信，竟然说殷浩“识致安处，足副时谈”，岂不令桓温冷笑不已。  《邺中记·晋纪辑本》 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殷浩为一时谈宗，年轻时即与叔父殷融“并能言理”。融更善于著述，若《象不尽意》《大贤须易论》等“理义精微”，曾得到桓彝的称誉，或许两家因此而有来往，而浩则更善于口辩，“能言理，谈论精微，长于《老》《易》，故风流者皆宗归之”（《赏誉篇》）。他担任庾亮长史时，王导曾组织了一次清谈雅集，参加的人有桓温、王濛、王述、谢尚等，清言至于三更，“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等到“彼我相尽”，王导感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於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王导过江后只谈论“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题，当晚所谈或即与此有关。第二天一早桓温评论说：“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文学篇》）大概揣摩了一夜，才发出这么一条留言。这场谈论发生的具体时间约在咸和中（333年前后），殷浩已过而立，而桓温年甫弱冠。“时复造心”大概表示自己能够领略其中的一些妙处，恰恰说明桓温对于此道不是很了然。 永和年间的清谈，殷浩乃中心人物之一，许多能言善辩之士均与之有过交锋。殷浩最擅长的题目之一是“四本论”。《世说新语》云：“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另一条说支道林与殷浩清言，简文帝提醒支道林“才性故是渊源崤函之固”，可是最后支道林还是掉进了殷浩的“陷阱”。《世说新语》还记载了两次孙盛与殷浩的辩论，旗鼓相当。所以要论清谈，桓温自然比殷浩稚嫩得多。 《晋书》称桓温“少与沛国刘惔善”，志尚大异。桓温好赌，身上有痞气与意气，而刘惔跟母亲寓居京口，安贫乐道，“虽荜门陋巷，晏如也”。桓温出任荆州刺史这一关键任命，时在会稽王幕中的刘惔做出了富有远见的政治预判：“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复制。愿大王自镇上流，惔请为从军司马。”简文帝没有答应。桓温欲平定西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有刘惔再次准确地做出预判：“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刘注引《语林》曰：“刘尹见桓公每嬉戏必取胜，谓曰：‘卿乃尔好利，何不焦头？’”大意是说桓温好利，却没有陷入过困境，是因为他没有十足把握便不愿犯险。验之桓温持重敢为的性格，实在是只有真正的发小才能有如此透彻的了解。二人之间脱略形骸，会开很出格的玩笑。一次桓温与刘惔、王濛一起饮酒，酒酣耳热，刘将脚放在了桓温脖颈上，桓温受不了，把他的脚拨掉，王濛竟然说：“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指责桓温不解风流。有一次桓温去看刘惔，后者正在睡大觉，桓温用弹弓击打刘睡觉的枕头，弹丸崩碎在床褥上，刘变色而骂：“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这话等于骂桓温是个兵，只知道逞勇斗狠，是流行的詈人语。还有一次下了大雪，桓温准备出猎，先到刘、王处。刘看见他那身打扮，说道：“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温答道：“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这些事大概都发生在永和元年桓温就任荆州刺史之前。 刘惔清谈的特点是“析理至精”，“往辄破的”，“神犹渊镜，言必珠玉”。即便是殷浩那样的名家，也被刘惔奚落为“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玄谈“极进”的会稽王司马昱“故是第二流”，而第一流则“正是我辈耳”。桓温受时风渲染，也打算在清谈方面有所表现，可是常遭到刘惔的取笑。《世说新语·言语》篇云：“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桓温听讲《礼记》后，想用“时有入心处”之类的套话卖弄一下，结果遭到老友讽刺。不仅如此，司马昱对桓温在清谈方面的表现也不以为然，听说他纠集名流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桓温的言论，不在于玄理精微，而在于他身上那种“高爽迈出”“慷慨沉雄”之气，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之类，岂是刘惔、殷浩、司马昱辈所能及？
肆 桓温不长于玄谈，却知人善任，延揽俊彦，寻访幽逸，幕府之中聚集了众多人才。《渚宫旧事》曰：“温在镇三十年，参佐习凿齿、袁宏、谢安、王坦之、孙盛、孟嘉、王珣、罗友、郗超、伏滔、谢奕、顾恺之、王子猷、谢玄、罗含、范汪、郝隆、车胤、韩康等，皆海内奇士，伏其知人。”这些人有的出于王谢大族，有的则是落魄子弟；有的以文采史学盛，有的以风神俊朗胜，有的以经术务实胜。桓温提携他们，但也不像对刘惔那么客气，常以威势折辱赏罚之，故颇有离合之憾。比如桓温极赏袁宏之才，称其《北征赋》“慨深千载”，“每游燕，辄命袁、伏，袁甚耻之”，发牢骚说“与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盖亦不得意。袁宏担任记室参军，撰《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而公开扬言“决不及桓宣城”，待桓温问起始巧言对之。余嘉锡论曰：“至于桓温，固是老兵。然生杀在手，宏安敢忤逆取祸？其初所以不及桓宣城，盖腹稿已成，欲激温发问，因而献谀，以感动之耳。”似为洞彻人情之语。即便如此，桓温对其逆耳之言亦不能宽容。第三次北伐时，桓温坐在楼船之上感叹“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的那一次，袁宏不识时务地回答：“运自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世说新语》接着写道： 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渚宫旧事校释》 [唐]余知古撰 杨炳校校释 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 如果桓温将这几句发到朋友圈，估计袁宏要吓坏了。后来袁宏“被责免官”，桓温未免有些仗势欺人，殊失大将风度。袁宏后为吏部郎、东阳太守，乃出于谢安的延揽。 孙盛和习凿齿并有史才，跟随戎阵，并有才能，而皆与桓温龌龊。孙盛随桓温定蜀、入关、平洛，习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莅事有绩，善尺牍论议，温甚器遇之”。孙盛以家贫“颇营资货”，巡查官员察知后，“服其高名而不劾之”，而孙盛写给桓温的函笺“辞旨放荡”，“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进无威凤来仪之美，退无鹰鹯搏击之用，徘徊湘川，将为怪鸟”。桓温得笺后复遣从事重案之，“赃私狼藉，槛车收盛到州”，但最后“舍而不罪”，或即因此构隙。所著《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桓温见后大怒，威胁孙盛之子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于是其子请孙盛删改，盛亦大怒，其子遂删削之，而孙盛自写两定本寄往辽东。习凿齿“宗族富盛”，但颇为大族所轻，王献之在谢安家与之相见，竟然不肯与之并榻而坐，盖“鄙其出身寒门，且有足疾耳”。故而习凿齿对于桓温的引重，最初是颇为感激的。《世说新语》云：“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二人关系变坏，乃是因为习凿齿的一句回话：“后至都见简文，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因此得罪桓温，左迁户曹参军，出为衡阳太守。罢官后，居家著作《汉晋春秋》，贬魏扬晋，以斥桓温觊觎帝位之心。孙、习二人遭际相似，所著史书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带了不少个人情绪在其中，读之者不可不当心。我想二人若开设私人微信公众号，将自家史著分期登载，估计会遭到桓温的严厉报复与封杀。  《汉晋春秋辑本》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此外，范汪等人也因小节而与桓温龌龊，唯有郗超与之始终相处晏然，谢安、王坦之等人随后进入权力中心，谢氏家族还建立了不世之功。综而言之，文人学士这个职业确实是个高回报、高风险的行当，跟着桓温这个权力欲极强的人物固然可以建功立业，可稍有不慎，就会惹祸上身。
伍 桓温的朋友圈中，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生命与桓温相始终，二人相互角力，亦相互欣赏。清谈方面，“神识恬畅”的简文帝自然瞧不上桓温，但在政治上简文帝虽试图利用各种力量扼制桓氏势力坐大，但终究无可奈何地被桓温牵着鼻子走，并最终靠后者的力量登上王位。临终之际，遗诏“大司马依周公居摄故事”，“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这份诏书显然效法的是刘备托孤之语，而与孙策托孤不同，表面上谦让之，暗中其实也给桓温一些道义上的压力，可以见出简文帝的怯懦与心机。侍中王坦之于帝前毁诏，改为“家国大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在政治上排除了桓温合法继位的可能性。史载：“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从中也可以看出桓温在政治上天真的一面，于简文帝病笃之时，犹疑不定，未能亲临现场，使得王坦之可以从容修改遗诏。他固然是一代枭雄，心里终究还是颇多顾忌。所以朱熹说：“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温之来，废了一君。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安亦无如之何。”他不是“二十分贼”，这话说得很对。倘若天假以年，说不准他就真的做成了刘裕做的事，后世反而没有这么多人骂他。 在南朝的历史语境中，桓温、桓玄都没有被描绘成恶人形象，沈约说桓温“雄才盖世，勋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改”，将他看作门阀政治的掘墓人。这自然是南朝的特殊政治环境决定的。唐修《晋书》时，将桓温和王敦单列一传，以示贬损，史臣论赞也落脚在“斯宝斧铖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弃”以及“朝政之无章，主威之不立”上，对桓温大加挞伐。后世论桓温者，多着眼于其时代，而观点各异。李焘《六朝通鉴博议》云：“桓温，晋之名将也，平蜀，平洛阳，威震关中；而枋头之败，何足为温之辱？温若能引咎责躬，秣马厉兵，以为后图，则今日之败，未必不为后日之胜。何必深讳其过，移罪他人，以至颠沛？岂非智有余而道不足耶？”盖为南宋言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曰：“桓温伐燕，大败于枋头，申胤料之验矣。胤曰：‘晋之廷臣，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实，而以孙盛《阳秋》直书其败观之，则温之败，晋臣所深喜而乐道之者也。会稽王昱不能自强，而徒畏人之轧己，王彪之弗能正焉。呜呼！人之琐尾而偷也，亦至是哉！”又云：“温，贼也；简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贼也；贼与贼以智力为胜负，而不敌者受吞，必然之势也。……非但暗弱如谢安所云似惠帝者耳，得一日焉服衮冕正南面而心已惬，易其忌温之心而戴温不忘，乐以祖宗之天下奉之而酬其惠也。洵哉！简文之为贼也。”其提倡“治统”与“道统”，似皆就晚明君臣发之，而与东晋时事关系较远。  《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 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 桓温生活的时代，清谈与事功之间有着明显的分野。日常生活中占据公众视野的总是刘惔之类的清谈家，在国家生活层面上则需要有实际政治能力的强人，王敦、刘裕都是这一类人，但桓温比他们可爱。他集赌徒、豪侠、名士、枭雄于一身，不像司马懿父子那么下作，且具有深沉的生命意识和强大之自我，与之相称之考语，恐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二语最为贴切。 本文选自《书城》2018年9月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