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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诗论，兼论当代中国大陆诗歌》（节选） 文：吴季 一：在八十年代开始活跃的诗人，大概都有一段非常甜美﹑珍贵的记忆：全场爆满的朗诵会，办诗刊，刻油印小册子，诗人之间热情的通信和交往，通宵谈诗的集会……然而一进入九十年代，这种气氛就荡然无存了。九十年代初当我开始学习写作，已觉得写作与社会无关，与他人无关，甚至决然地说：“能够欣赏诗歌的人有多少，换言之，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如何，这更多的是社会的事情。”久而久之，在我的意念中，好象从事写作的人本来就该这样，在寂寞中跋涉，偶尔碰上一两个知音，就是一种意外和惊喜，全然忘记了诗歌艺术在不久前曾有过一段大出风头的好时光，承担过社会良知和责任。直到读了考德威尔的论着《幻象与现实》：“诗人是作家中最富于技巧的。他的艺术要求任何艺术家具有最高度的技术才能；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技术才正是绝大多数人民所不需要的……诗人成爲一个‘高级趣味的人’……他开始把技术才能同社会功用对立起来，把‘艺术’同‘生活’对立起来。技术工作者的特殊形式的商品拜物教是‘技术拜物教’，技术现在似乎成爲与社会价值相对立的一种客观事物。艺术品的价值因而存在于它本身之中并爲它本身而存在了……他（诗人）成爲彻底的镜子里的革命家。而当他过分得意地宣告他终于达到彻底自由时，正是自由完全从他手中溜走的那一刻。”我像当头挨了一个闷棍似地想到：原来让我们多少感到骄傲和自矜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并不只是我们独立思考和自觉选择的结果，更是整个社会环境强加在我们思想上的烙印。 二：一位中年诗人，不久前谈到多多，说：“多多是我们当代中国诗人的样榜，因爲他决不妥协。”这是一个公正的﹑确切的评价。知道这一点，才能够理解爲什么当跟他同代的诗人们陷入沉默，跟他一样出了国的诗人们无以爲继，而整个大陆诗坛开始变得沈闷堕落的时候，多多却始终在超越自己，保持强劲的创作力，和愈益尖锐的锋芒。 在这篇文章里，我只着重探讨他于1989-1990年，亦即诗人刚刚到国外时所写的一首诗：《在英格兰》。这不是一首需要作太多阐释的诗，它不期待那种对技巧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分析。凝聚在这首诗中的横扫千军的笔力，是应当通过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在读者内心震荡和回响起来的。对一个已有一定创作或阅读经验的读者来说，这里没有任何费解的，或是遮遮掩掩的东西；而一个对现代诗的晦涩仍然怀有戒心的读者，他也只需要这样一把理解的钥匙：高傲，愤激。 当教堂的尖顶与城市的烟囱沈下地平线后 英格兰的天空，比情人的低语声还要阴暗 两个盲人手风琴演奏者，垂首走过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暮色般的或是阴天的图景，一段“山雨欲来”的前奏。需要说明的是，在多多风格成熟以后的诗中，像这样的开头是不多的。他大部分的诗，总是从第一句开始便投入战斗，便展开他那“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语言艺术的冒险，不妨举几例这样的开头： “当他敞开遍身朝向大海的窗户／向一万把钢刀碰响的声音投去” (1983) “在最远的一朵云下面说话／在光的磁砖的额头上滑行／在四个季节之外闲着“(1983) “天亮时刻播种／我们彼此的痛苦／天，爲什么一定要亮？”(1984) “雪锹铲平了冬天的额头／树木／我听到你嘹亮的声音”（1985） “忧郁的船经过我的双眼／从马眼中我望到整个大海”（1985） 在后来的诗中，多多还是经常如此： “教我怎样只被她的上唇吻到时／疯人正用马长在两侧的眼睛观察夜空”(1997) “以失望爲夜莺，就得在象牙的回声里歌唱了／只是不能问，要唱多久才能变爲蝴蝶”(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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