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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诗歌才不会被时间消解，一首诗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诗歌不会被时间消解，是两个问题。诗歌本身也出现了危机，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历史中，近100年，新诗已经有危机，从诗歌的写作、传播，读者接受的立场来理解，诗歌的确有危机，假如我们做一个诗歌读者的民意测验，在古诗歌和新诗歌之间，可能新诗歌得票率要低。写诗歌有宿命，我们是被选择的，是我们的职业。古代人对文章写作的态度，三不朽，其中有“立言”，把文章当作经世济国的事业，对待诗歌，他的确是有一种期待，期待写作能被后人记住，它有功用的，不是简单的实用主义态度，古人的精神里有种更开阔的东西，“文章千古事”，他有这样的自我要求。古代的性灵说，神韵说，在《文心雕龙》里，我看到，刘勰提到性灵书写，对后世构成影响。90年代诗歌在诗体上走向成熟，叙述方法的引入是很了不起的事，杨小滨讲叙事和叙述的差别，从语用学上讲。叙述结构在古代诗歌中是很稳定的，我们用一个句子陈述，叙述的结构是在句法中是先定的。为什么中国诗歌抒情成为主要方面，是中国诗学区别于西方诗学的重要特征，亚里斯多德讲“模仿"，围绕它建立一个诗学系统，跟中国古代非常不同，它是史诗的传统，但中国诗歌传统不是史诗的传统，而是抒情诗歌，诗歌要通过心灵，感动人，这个功能不应该丧失，至于文学史怎么描述是文学史的事，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说“历史仅仅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历史是陈述，讲故事。诗人写作是从个人出发，但跟时代必然要发生关系，你的书写方式是否对后代人构成影响。史蒂文斯说，新人只寻找值得重视的，值得重视的就成为他心目中的导师，比如说，韩愈找到李白、杜甫，从李白、杜甫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一种志向“大雅久不作”这从陈子昂就开始了，要恢复古代诗歌的精神，“风骨”，诗学不断地传承，这构成另外一种文学史，当代诗歌是否有可能再找到这种脉络？诗人都还是形式主义者，虽然他可能宣称，他不是形式主义者，诗人追求形式是他的天性，形式主义者必然走向完美主义者。诗歌还需要“破”，一种时代语境构成的书写方式，会形成比较稳定的东西，如格律化，成为声音的意识形态，但压抑了创造。
现代文学有这样一种思路，对古代神话原型的重写、改写，原型的重现，容格“原始灵式”，诗人应该能从古代神话中挖掘意义，古代神话的记载是零零碎碎的，古希腊通过荷马，把口口相传的民间口述大师的神话，被叙述出来了，它有情节，一个神的世界，一个人的世界。《史记》是历史叙述，屈原诗歌有神话，哲学文本里也有，像庄子、列子，但诗歌，陶渊明有“刑天舞干戚”，李白求仙，和天地精神相往来。后来必然有改写，是后来不得以的事情，早先的圣哲命名万物，后来的闲人去解释它。我们首先成为读者，后成为诗人，像扬雄区别“诗人”和“辞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丽是肯定的，但一个是简约的，一个是繁缛的，概括了《诗经》和《楚辞》的差异。现代诗歌也追求复杂性，是在楚辞的方向，是文人写作。我们现代诗学更多受西方诗学的影响，古代的诗学有离实践更近的表述，从古代的诗学中找到话语的新出发点，这非常有意义，利于我们自己当前的写作，同时也能帮助读者接受，我们为什么放弃它呢？古代诗话，每一代，从《六一诗话》开始，可追溯到《文心雕龙》。今天上午谈诗和律的问题，“律和声，歌咏言”，诗歌肯定有律，语言本身是律法，把诗歌唱出来，“歌咏言”在现代汉语中丧失了。最早的诗歌是跟宗教有关，提出“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如果达到声调的和谐，人和神可以交流，如果说希腊诗人给缪斯听，中国古代诗人给神听，神还参与歌唱。我们现在虚拟的读者就不是神了，只能找到知音的听众，现代诗歌没有知音。 口语的应用文，在《诗经》的时代，就是这样说话，它进入口语，像孔子诗教。现代诗歌的经典性要期待所有人都写诗歌。 姜涛：现代诗歌是先锋的、纯文学的，而古代诗歌不是纯文学的。 诗有恒裁，诗无定位，有一个时代的语境，会形成相对稳定的体裁，个人语境无法与之抗衡，大诗人都是语体家，影响周围和后代的诗人，诗无定位就是说“破体”永远是需要的。我注意到西川的一些诗歌，他放弃形式，他就写句子，这里面有很多信息，我觉得这种写法是一种“破体”的努力。 也就是言象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陶渊明选择归隐的生活方式，在儒、道之间，他更接近儒家，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时代是乱世，他做过官，他出来了，这个生活态度，也包含了美学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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