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嬉皮士：以自然的名义反叛教权

品评人物只能算玄学的一个偏门的小分支。人们也许不会料到，魏晋玄学的正门，却是由两个嬉皮士踹开的。

这两个嬉皮士是中国式纨绔子弟的典型，他们生活腐化、沉湎情色、吸毒，与正人君子的形象毫不沾边。

与古代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拥有大麻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代表性植物毒品。但中国古人却发明了一种矿物性的替代品——五石散。五石散是用矿物（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配制的一种药剂，据说可以长生不老，但实际上吃了却浑身燥热，出大汗，长期服用可能要人命。魏晋时期人们寿命短，除了战乱之外，富人文士们的早夭可能与这种药有关。

服用五石散的风气，就是由一位叫何晏的人倡导的，他就是本节的主角之一。在魏晋时期可能是服用五石散致死的名单中，我们可以找到本节的另一位主角：王弼。王弼二十四岁就死了，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死于药物中毒。在这短短的二十四年间，他创立了玄学的第一个代表性理论：贵无论。

魏晋时期的人们不热衷于背诵经文，而是更看重思辨和灵性，汉代的儒生的形象是白发鸡皮的老头子，因为他们要先花大半辈子背书，才能出人头地，但魏晋时期许多年轻人却凭着论辩的智慧，在十几岁、二十岁就已经成了名士。

王弼，字辅嗣，出生于曹魏建国之后的公元226年，死于公元249年。他出生于世家，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是他的继祖父（本来是族中祖父辈）。

三国时期，各个地方的学术界是不同的，玄学主要在魏国发生，在吴国和蜀国两个国家内部，也没有遵从汉代经学的教导，同样发生了偏离。

在东吴，由于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东吴的君主更加倚重于江东的世家大族，虽然表面上没有提，君主实际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回归了黄老之术的传统。

而在蜀汉，诸葛亮代表的官僚集团采取法家的思想进行统治，同样抛弃了儒术。

曹魏的统治者虽然仍尊崇儒教的地位，但由于曹氏并非出自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而是出自较小的庶族家庭，他们也更多地借鉴了刑名和法家传统，将碎片化的社会强行捏合在一起。但随着社会的玄化，不管是刑名还是法家都无法抵抗玄学的力量。

除了笼统地说几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外，有一个地区却值得专门提出，那就是荆州。荆州位于现在的湖北省西部，从地理位置上说是中国的中心部位，东汉末年属于军阀刘表，随后被魏蜀吴三国瓜分，魏国占去了北部，蜀国、吴国瓜分南部，后来，吴国赶走了蜀国，杀掉了蜀国守将关羽，获得了整个荆州南部。可以说，荆州是一片四分五裂的土地。

但在刘表统治时期，由于其余地方都处于战乱之中，荆州反而成了一片安静之地，聚集了一批著名的文人。刘表本人就曾经跟一位叫王畅的人学习过，而王畅就是著名的“八俊”之一。王畅有两个孙子，分别是王粲和王凱，其中王粲就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

刘表以貌取人，嫌王粲太丑了，把女儿嫁给了他的兄弟王凱，生下了王业。王粲曾经获得了大文学家蔡邕送给的上万卷图书，这些书最后都给了王业，王业的儿子就是王弼。所以，王弼从小就受到荆州学派的耳濡目染，又有一定的读书量作积淀，有助于他在小小的年纪就创立了自己的学说。

贵无嬉皮士的另一位代表何晏则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也是曹操的养子。

曹操接纳了他的母亲。他后来又当了曹操的女婿。到了司马氏掌权时期，何晏由于参与政治，和曹爽一起反对司马懿，被司马氏杀死了。

这样一位官宦子弟，加上一位毛头小子，他们到底发明了什么理论呢？

在金庸的小说中，面对一个围棋的残局，所有的高手都束手无策，但一位不通围棋的人却可以无意中找到解法。这是因为当局面过于复杂的时候，也许最简单的人能够找到出路，而考虑过多，只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

汉代的经学就是一片关系错综复杂的沼泽地，谁陷入其中，就再也无力挣扎出来。如果要开创新的哲学，就不能陷入这片沼泽，而是必须从另外的地方找一条干路通过。

何晏和王弼没有太多的经学包袱，他们抛弃了儒家的大部分经典著作，只选择了三本小书：道家的《老子》和儒家的《易经》《论语》。他们认为，除了《易经》之外的其他五经都只是对社会的烦琐描绘，距离根本性的问题相差很远。而真正能够描绘根本问题的，是《老子》和《易经》。

至于《论语》，在汉代《论语》并不受重视。《论语》要一直到宋代确立“四书”时，才被提高到了经典的地位。在汉代，它只是被认为是一本谶纬书，里面都是孔子的预言，在未来会一一应验。

到了何晏手中，才将其当作一本哲理语录，恢复了它的真实身份。

首先创造“贵无论”的是何晏。何晏在读书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按照《老子》和《易经》的说法，万事万物的缘起都是“道”，也就是说，“道”是万物之母。万物都是有形的，每一个物体的形状都是不同的，作为万物共同母亲的“道”又该是什么形状的呢？

这个问题很有现代哲学的气味，比如，鸡和鸭都是鸟类，所以“鸟”这个概念应该既包括了鸡，也包括了鸭，我们可以总结为“鸟是带翅膀的活物”。而鸟和兽都是动物，动物这个概念应该既包括鸡、鸭，也包括其他兽类，我们就不能说动物有翅膀，只能把动物定义成“活物”了。概念越往高级走，就越泛化。按照何晏的想法，所有的动物、植物、石头、水等，都属于一个最高的概念，就是“道”。“道”也必须是最泛化的一个概念，它具有的性质是最普遍的。

可是，什么是最普遍的呢？所有可以说出来的性质都不是最普遍的，都必然能举出反例来。比如，如果我们说“道”是有体积的，那“道”就不包括思想这种东西，就称不上是最高概念。如果我们说“道”是没有体积的，那么就无法包括“实物”这种概念。不管怎么说，总会遗漏掉一些东西。

何晏得出结论：“道”要想包括万物，就必须抽象成“无”。万物有形，他们是“有”，“道”必然是无形的，只有“无”才能无所不包。而“有”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何晏的作品流传下来一本《论语集解》，此外还有他的三段话，这三段话表明了他关于“无”的理论。

第一段是他《道论》里的话，大意是：有之为有，要靠无才诞生，而事物也是靠无而成就。事物的本源是说不出来，无法命名，看不见形状，听不见声音的，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道。

后两段是他《无名论》里的话，大意是讲“无”和“有”的辩证关系：“道”是无所有的，无名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众有之有，众名之名。而真正的圣人，是那些不在乎自己名声（无名）的人，但只有这样，反而能够得到人们的交口赞誉，成就有名。

《论语集解》中也已经带有“贵无”的思想，但没有明确提出。让何晏获得声誉的，主要就是这三段话。

虽然何晏先提出了“贵无”的观点，但是，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人们往往把王弼的才华和作用放在何晏之上。那么，王弼又做了哪些突破呢？

王弼与何晏的不同在于：何晏是从一个问题出发，创造了一个概念。而王弼是从一个系统出发，创造了整个体系，使得玄学成了如同佛学那样自洽的理论，人们可以不离开这个体系，就创造出千变万化来。

王弼的体系基础是：将纷纭复杂的世界回归原点。

本系列第一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豆瓣8.5分，超千人评价

由于汉代经学体系过于复杂，过于坠入具体现象之中，妄图对每一个现象给出解释。比如，发现了白野鸡，意味着什么；出现了流星，意味着什么。这个世界上有数不完的变化，不可能每一个变化都给一个说法。

如果把如此众多的问题回归原点，王弼给的答案是：从多回到一，从一回到无。也就是寻找事物的本源。

再比如，汉代的经学家为皇帝寻找合法性依据，说皇帝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代表，老天爷掌管了人世的运转，每一个人以及整个社会都要符合老天爷的意志。但战乱之后，老天爷没有干预人间的屠戮，结果这个世界观崩溃了。王弼又是怎么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呢？

王弼认为，皇帝和政府的合法性不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而是他们能否治理好国家。而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崇本”，也就是抓住问题的根本。什么是世界上最根本的呢？王弼认为，就是“无”，以及从“无”发出的各种变化规律。对于政权来说，主要就是要“无为而治”。

为什么“无”是根本？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从根本而变化来的。万物可以归结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而金木水火土也是从根本变化来的。可是，金木水火土是完全没有共同特征的五种物质，要有一种根本性的概念能够生出这五种截然不同的物质，同时包容五种物质，只有“无”是符合条件的。无生有，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而之所以要从《老子》和《易经》两本书出发寻找根本，也是有它的逻辑性的。首先，《老子》是描写“无”的书，告诉人们什么是世界的根本问题，只有把握了“无”，才掌握了“道”，有了“道”，才能统治好国家。国家统一后，最重要的政策是无为，不要破坏自发秩序的稳定。

但是，《老子》只是阐述了基本问题，却没有提供方法。方法问题就由《易经》来提供。《易经》在玄学中的作用，是告诉人们，当“无”生出万物之后，万物是怎么变化的。当无变成有，进而变成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社会时，其中的变化规律就由《易经》来概括。

比如，当国家统一时，要使用无为，但在国家没统一之前的混乱时期，就需要使用《易经》的理论，强调军事上的有为。一旦完成了统一，又要根据《易经》的变化，适时地转移到无为的轨道上。

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无为是与自然合一，因为自然就是从“无”变化出来的。这导致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的喜爱，不管是真隐士假隐士，都以自然田园为憧憬。

王弼认为，在玄学的体系中，《老子》是一本归纳性的著作，把万事万物归纳成一个“无”的概念，而《易经》则是一本演绎性的著作，告诉人们，从“无”怎么生出万事万物。

本系列第一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入选豆瓣年度历史榜单

所以，总结而言，王弼的思想是：

第一，万事万物可以由众归结为寡，由动归结为静，最后归结为道。这是研究事物的根本，抓到这个根本，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变化。

第二，道这个根本，继续追究，又可以追究为“无”。万物的开端是没有名字没有形状的，并且无所不在，一旦得了形状和名字，就已经无法做到无所不在，也就不是根本了。

第三，天地自然，都是无的创造，所以，我们的生活最终必须与自然合一。与自然合一的做法，就是对社会和人有利的。

就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轻浮子，发现了通往新哲学圣殿的道路。与汉代经学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玄学是多么的思辨。经学创造了一个体系，却不允许人们怀疑，到了玄学时，人们却突然发现，经学体系中原来有这么多漏洞，每一个概念如果细细追究，都经不起推敲。玄学就是要对这些概念进行一一考究，重新确定根本性的问题，重新解释世界。

在这一番重构中，汉代的“天人合一”就变成了玄学的“一切都是无”。

但不幸的是，由于开创玄学的人太年轻太轻浮，当他们找到了道路之后，却无法将思辨精神贯彻到底。玄学比起汉儒来是进步多了，但是与佛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比起来，它又过于浅薄了。它过于倚重于“无”这个概念，却缺乏更深厚的内涵，而很快地转向玄谈和辩论这个方向上。

玄学本应该沿着事物的“名”与“理”、本质与现象更深入挖掘下去，如果这样的话，将成为一门更加深入的哲学。但是当发掘到了“无”这个概念后，就没有人继续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了。以后有的人赞成“无”，有的人反对“无”，说世界不是“无”而是“有”，还有的人说既不是“无”也不是“有”，而是“独化”等，这些名词又由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已经无力去探究事物的本质问题了。

在文学里，最简单的作品是玄幻作品，作者不用对社会现实有任何的了解，在脑子里转一转，就可以天马行空地做任何想象。玄学的发展如同是玄幻作品，人们不再需要钻研学问，只需要坐在椅子上喝着茶，就可以云里雾里地构造什么是无，无如何生有了。

它的简单性让它很快风行天下，但它缺乏深度，又让它在一阵风掠过之后，形不成更实用的成果。

但毕竟，它将“名教（功名利禄）”与“自然（终极规律）”统一起来。魏晋时期的人们已经隐隐约约认识到，除了汉儒们说的那种和人世间存在感应的“天”之外，更存在一个独立于人间的“自然”。“自然”与汉代“天”的区别在于，自然是独立运行的。

当然，由于人们认识不彻底，魏晋时期的人们也有多种看法，王弼和何晏等人认为“自然”虽然独立运行，但人世仍然可以寻找到它的规律，并与之契合，只是人世不能再影响“自然”，不存在所谓的感应一说了。而他们之后的嵇康等人更加彻底，认为自然就是和人世彻底脱离的，人们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

另外，何晏和王弼的哲学还是享乐主义，甚至带着点乐观主义的。他们相信规律的可行性，也相信可以既有功名利禄，也有自然享受。这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分不开。

但是，公元249年（正始十年），作为曹家女婿的何晏因为参与曹爽与司马懿的对抗活动，被司马懿杀死。王弼也在这一年得病死去（可能与服用五石散有关）。两位代表人物的死去，加之改朝换代带来的政治环境恶化，也让魏晋的玄学之风骤然转向，变成了放诞俗世的幽愤主义和悲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