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眼中的 好人 与坏人
电影《火线追凶》里的钟朗说：“好人各有不同，坏人都一个样。”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重读老舍的《四世同堂》，其中描写了抗日战争中北平的百姓们的生活状态，北平人民在战争中辗转求生，有的堕落下去，有的依然坚守着民族气节，有许许多多的“好人”与“坏人”。
“好人”与“坏人”的定义一直没有明确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好人一定坚守着做人的底线，保持着民族气节，也许自己在泥泞中挣扎，但一定不去祸害旁人；而坏人则毫无做人底线可言，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无论何时何地，哪管家国存亡。
《四世同堂》中的坏人不少。冠晓荷为了做官，不惜一切代价地讨好日本人，“他口中说'国家民族’，他心中却只知道他自己”，他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没有官可做，那就是白亡了国。他的眼中只有做官，所以他可以为了向日本人表忠心而陷害钱先生。在日本人宣布要交铁时，又想方设法抬高铁价，从中谋利；祁瑞丰受到太太和冠家的影响，一心只想做官。见到自己的大哥被特务抓走，第一反应是逃走，怕殃及自己而不顾亲兄弟落难，并且认为瑞宣之所以会落难是因为他认不清时势，不投靠日本人而去英国府做事。及至自己为日本人卖命的差事丢了，他还是一心只想做官，甚至不惜从大嫂手中骗钱去送礼、玩乐。无论从传统道德还是民族精神上讲，他都已失了做人底线，而一心只顾自己的利益；
蓝东阳并没有任何政治头脑、文艺细胞，而当上了科长、校长，自诩诗人。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完全是由于不断的陷害、压榨无辜者。他枪毙学生，从学生身上挤出粮食的空额，拿到黑市换钱，在办公室制造恐怖氛围以彰显自己的地位。他以为自己的喜好与利益是世界的中心，而祸害着周遭无辜的人。坏人之所以相同，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家国天下，自己的利益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目标，他们没有底线和气节，他们不择手段的最终目的都是利益。
而相较于坏人，好人则各有不同。《四世同堂》中的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底线和不灭的民族气节，而表现的方式则因为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及自身经历而有所不同。
钱先生和瑞宣都是有识之士，家国危难之际，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钱先生慷慨激昂，儿子与一车日本兵同归于尽，他感到自豪；面对凶恶的日本兵前来抓捕，他昂首阔步：“不必绑！我跟着你们走！”在狱中，严刑拷打不能让他屈服，还劝勉同时落难的年轻人活下去报仇；及至回到家，他去冠家，向他们示威，显示着罪恶打不到他；日后他又劝說桐芳，鼓励她抗日。钱先生的情绪是外露的，不加掩藏的，他虽垂垂老矣，但用一言一行明确地表示着自己抗击外敌的决心。
瑞宣则不同，他是家中的长孙，他的孝道观念让他不能为了国而舍弃家，他只能支持弟弟参军，而不能够亲自上场杀敌，这是他所遗憾和愧疚的，因此，他总觉得自己没有脸面与资格去向别人进行抗日的说教，所以他大多时候是沉默的。他默默地在风雨飘摇中支撑着这个家，以自己无声的行动表现自己的气节。粮食紧张时，即使再便宜，他也不去吃和食；在狱中，他坚决不肯坐下，默默地站立着以示自己不向敌人低头，不畏惧死亡。钱先生和瑞宣二者是不同的，假若有一杆枪，钱先生会拼着最后一口气而想把它折断；瑞宣则会毅然站立着，不惧迎接死亡。但二者都是好人，国难当头，他们都没有退缩，坚守着民族的气节，傲骨犹存。
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虽然低，但无碍他们的气节和家国之情。他们是小崔、长顺儿、马老太太之类的人。小崔虽然只是一个拉洋车的，但他明辨是非善恶，得知瑞丰在瑞宣遇难时见死不救，他当即冒了火，表示不再拉瑞丰，而且想狠狠地揍他一顿。长顺儿为了不让守寡的小崔太太遭受侮辱，娶了她为妻；在沿大街小巷收购旧货时，他总会忘了自己是个生意人而给卖主儿添上些钱。马老太太守了大半辈子的寡，只有一个外孙，又逢乱世，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惹是生非，总是委曲求全。然而她终究是一个好人，在小崔与太太吵架时会出来劝解、送些吃的。还有热心的李思爷与四大妈，用自己的辛劳帮助着全胡同的人们。白巡长，身在其位身不由己，但仍竭尽所能为胡同的居民们排忧解难。
小羊圈胡同中，有的人家庭环境、自身经历并不好，但仍能出淤泥而不染。冠高娣和尤桐芳正在此列。冠高娣有一对为了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父母和一个只知玩乐的妹妹，但她明白不能在亡国时去追求荣华富贵，“我要是你呀，妈，我就不能让女儿在这种时候出去给爸爸找官儿做，丢人！”尤桐芳出身风尘，自小长在烟花之地，但她明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最终她接受了钱先生的劝教，企图去炸剧场的日本兵。高娣最终归于平静的妇人生活，桐芳最终死得轰轰烈烈，但她们都是明辨是非，没有置国家于不顾的好人。
最后一点，好人的定义，是没有国界的，无论是英国府的富善先生，还是一号院的日本老妇人，他们都是明辨是非，不助纣为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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