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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阿米和路哈玛，平安。
古希腊是西方历史的源头，爱琴海文明是古希腊的源头。
公元前2000年左右，爱琴海文明发祥于克里特岛，后来文明中心移至希腊半岛的迈锡尼，因克里特与迈锡尼同属爱琴海域，所以合称爱琴海文明，历时800年的爱琴海文明辉煌灿烂，留存至今的遗址有克里特迷宫和迈锡尼狮子门。
大约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爱琴海文明走向衰落。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虽然以希腊人的胜利告终，但也从此大伤元气，很快就被北方来的多利亚蛮族吞并，爱琴海文明灭亡。西方世界自此进入长达300年的文明倒退期，这期间的故事如今只能从荷马史诗中去探索，所以有人把这三个世纪的黑暗期称为“荷马时期”，也叫“英雄时代”，盖因英雄辈出之时总是生灵涂炭之世吧。
直到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英雄们都死得差不多了，西方世界才开始渐渐恢复了元气，在欧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西岸，以及爱琴海的各岛屿上形成了许多的小城邦，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奥林匹亚等。各邦虽然也发展农业，但主要是种植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用以榨油酿酒，行销海外，换取西亚北非出产的粮食。这种以航海贸易为本的生存方式，明显不同于华夏、印度、巴比伦和埃及的农耕文明，在古代世界堪称异数。
这些小城邦之间的关系，跟经典长老会的架构特别像，就是“合而不统，分而不散”，符合人类天然的组织方式。她们在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风土人情方面非常近似，但却一直保持着彼此独立、相互竞争的关系；然而这种竞争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都维持在良性的状态，而且对外都自称“希腊人”，因此被统称为“古代希腊”。
古希腊各城邦的多元竞争体系使自由成为可能，进而带来了整体性的繁荣。公元前5世纪，随着地中海东岸世界毁于波斯帝国，人类文明的核心区从此转移到了西岸的欧洲。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是欧洲上古文明的黄金时代，希腊各城邦在政治、哲学、文艺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光照千秋的伟大成就。
希腊人是全地最早尝试民主政体的族群，早在公元前594年，雅典城邦就进行了著名的梭伦改革，在这次改革中，贵族出身的政治家梭伦废除了贵族阶层对城邦事物的垄断权，设立公民大会作为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为普通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梭伦改革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奠定了基础，此后雅典很快成为希腊世界中最繁荣的城邦。公元前478年，希腊各邦于提洛岛上会盟时即以雅典为盟主，组成联军共同抵御波斯帝国的侵略。
公元前5世纪，五十年间，希腊联军连续三次击败波斯帝国。记录此事的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提出一种经典对立：小有生机，大无活力。在他看来，希腊虽然是一堆小城邦，好像“池塘里的蛤蟆”，但居然能把庞大的波斯打败，这是自由战胜奴役。当然，从文明季候论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清晨战胜黄昏。
公元前462年，经过伯里克利的深化改革，雅典城邦的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古希腊文明进入全盛时期。在艺术领域，涌现出米隆、菲迪亚斯等一大批杰出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掷铁饼者》、《雅典娜神像》、帕提农神庙等，都是人类艺术至高无上的典范。在文学领域，则相继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三位举世闻名的悲剧大师，他们的传世之作成为人类文学永久的样板。而在哲学领域更是不得了，可以说哲学就是希腊人的发明，是古希腊知识分子对希腊上古泛神世界观进行质疑与解构的产物，是他们去宗教化之后的自救的成果。希腊哲学对后来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很大，我们在此不妨多花一点时间。
古希腊的哲学家太多了，最重要的有三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被称为“人类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他的母亲是个助产士，他则追随母亲的脚步，毕生以“精神上的助产士”自居，致力于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晚年时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破坏民主等罪名，并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所以关于他的一切，我们都是从其弟子们的记录中知悉的。他最重要的一位弟子就是柏拉图。
柏拉图首次区分了“共相”和“殊相”。他认为，共相是独立于纷繁复杂的可感事物而存在的，是永恒而完美的。譬如方桌是桌子，圆桌是桌子，长条桌也是桌子，每个具体的方桌、圆桌、长条桌都是可感的“殊相”，而作为它们的“共相”的“桌子”虽然不可感，但却是永恒而完美的，所有的方桌、圆桌、长条桌都只不过是对它的复制。譬如你看见一个木匠在那里挥汗如雨地锯木头，你问他：师傅你干嘛呢？他说：做桌子呢！你再问：桌子在哪儿呢？他说：还没做出来呢！请注意，桌子还没做出来，木匠就知道他在做桌子，可见桌子的共相是先于殊相而存在的，并且共相决定殊相，因为各种可感事物，都是对那在先存有的一种分有或模仿。柏拉图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对后来经院神学的的“共相唯实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弟子，他明确反对柏拉图的思维方式，而主张共相并非独立、乃在殊相之中，由此形成了从具体事务抽象出共相的、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者与独断论者这两种思维方式的经典对立。拉斐尔在其名画《雅典学院》中，天才般地图解了这种对立：柏拉图手势聚拢，一指向天；与之对视的亚里士多德则五指散开按向大地。中世纪晚期兴起的“共相唯名论”神学，受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维方式影响至深。但亚里士多德本身又是一个矛盾体，柏拉图主义在他的经验主义头脑中令人惊讶地保留着一席之地，譬如关于“何为第一实体”的问题，他的结论居然是“既为殊相，亦为共相”，这就为后世的无穷争论埋下了伏笔。
对比柏拉图的“帝国主义哲学”，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显然与城邦主义更为契合，但不可思议的是，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开启了古希腊的帝国时代。史载，亚里士多德曾被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城邦请去教王子读书，这个王子就是后来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的亚历山大。知识分子确实不容易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弟子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因为知识分子的弱点就是习惯于高估纯理论知识的影响力。但世界的运转似乎多数时候都会践踏知识分子的理解能力。亚历山大受到的影响太多了，譬如身材矮小这件事，对他而言很可能就比他学过的所有理论的影响都更大。
更不要说文明季候的因素了。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希腊各城邦之间爆发了一场类似东周战国时代的那种恶战，即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仗打了整整27年，几乎一代人的光阴。此后希腊世界兵连祸结，恶性战争成为常态，晚期文明的症候已经十分明显。人心厌乱之际，北方的马其顿异军突起，一举吞并了所有希腊城邦，时为公元前337年。自由了几百年的希腊各邦公民，从此沦为马其顿帝国的臣民。
亚历山大终结希腊世界的城邦体系后，继续厉兵秣马，向整个已知世界发出了挑战。公元前332年，占领波斯帝国治下的埃及，次年吞并波斯本部，然后继续挥师东进，声言要打到世界的尽头。到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从印度班师回朝的时候，他已经建起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庞大帝国。有人说亚历山大帝国是希腊文明的顶峰，这当然暴露了说话者自身的埃及属性，以自由繁荣著称的希腊文明，其实正是毁在亚历山大手里的。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亚历山大在其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也不遗余力地向外推广他所理解的“希腊文明”，就这样，古希腊的语言、艺术、宗教、哲学都陆续走出希腊本土，影响遍及欧亚非三洲所有被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区，历史上所谓的“希腊化时代”即由此而来。
公元前323年，年仅三十三岁的亚历山大暴毙于巴比伦，他的帝国随即被手下将领一分为三，即占有希腊本土的安提克王国、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和控制叙利亚与犹太地的塞琉古王国。两百年后，这三个希腊化王国通通被新兴的罗马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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