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继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提出八大文化模式，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归纳出二十一种文明之后，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存在哲学家之一的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依据“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目标”为前提， 提出了“轴心时代”（Achsenzeit, Axial Age）的学说。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概论性的整体研究。尽管他本人主要不是历史学家，但从他的历史哲学的研究来看，他一再提到如何摆脱哲学、历史学等狭隘的地方主义，并由此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对今天以全球史的视角展开的人类文明史研究依然是很有启发性的。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研究，并非是建立在纯粹经验（empirisch）之上的历史学说，而是以思辨哲学（spekulativ）为基础的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这一宏观研究的特点在于确保了不会因为细枝末节而错失历史研究的整体趋势。他的历史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部著作中。

雅思贝尔斯著作集之《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著者：卡尔·雅思贝尔斯，翻译：李雪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以下内容受权节选自该书“解说”部分，为译者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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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纳粹暴政的雅斯贝尔斯曾一度热衷于德国的政治，实际上，雅斯贝尔斯对人类历史的思考，在很大程度是基于他的这一段在德国的特殊经历。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些幸免于难者必然要肩负着这样的使命，为此他应当耗尽他的余生。” 尽管雅斯贝尔斯一直没有脱离他的哲学思考和撰述，但这一段他同时开始思考现实政治问题。1945-47年是他开始写作政治性论著的第一个时期。1945-46年的冬季学期他开设了“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的课程，这是他有关罪责问题最集中的论述。

针对当时流行的异常笼统地对德国民众参与犯罪——所谓集体犯罪的一般性指责，雅斯贝尔斯认为，作为生活在德国这个给整个世界也同样给自己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的一员，谁都不能将战争的全部责任推卸给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等纳粹的首脑。纳粹政权在德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一段时期内能正常运转，正是由于德国民众的参与，他们对此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因为大部分人并没有反抗，有人甚至还支持过这样的极权政治。因此从政治责任上来讲，所有战后幸存下来的公民，对由纳粹所引发的对别国人民所造成的物质上和心灵上的伤害都是负有责任的，尽管从刑事犯罪的意义上来讲，只是个别人的事情。如果说通过惩罚罪犯以及通过与受到希特勒进攻的国家签署赔款和自由协议而能使德国赎回刑事犯罪以及政治犯罪的话，那么道德犯罪和形而上学犯罪并不能经由惩罚和赔偿而得以偿还，更不能通过对战胜国的那种谄媚式、有失尊严的所谓罪责忏悔而得以一笔勾销。这两种罪责只能经由每一位单独的德国人以及全体德国人民在“内在转变”的过程之中，在道德与政治思维方式的彻底“自新”的过程之中，才能得以克服。

1945年雅斯贝尔斯在克劳斯（Werner Krauss）和阿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帮助下，他与施坦贝尔格（Dolf Sternberger）共同出版了题为《转变》（Die Wandlung）的刊物。尽管这份刊物所存在的时间仅到1949年，但我们从下面列出的撰稿人，就可以知道这本刊物的分量：雅斯贝尔斯、阿伦特（Hannah Arendt）、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托马斯·曼（Thomas Mann）、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萨特（Sartre）、加缪（Camus）等等。托马斯·曼评价这本刊物为：“迄今我看到的最优秀，立场最坚定，道德上最勇敢的刊物。”

但是，雅斯贝尔斯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在大多数的德国人那里得到相应，他的相关著作很少有人问津，德国也走上了与他所设想的不同的道路……。之后他希望重新回到书斋之中，进行他的哲学思考，这才是他的真正的使命。正因为此，才促成了他后来的几部重要的论著问世：《罪责问题》（1946）、《论真理》（1947）以及《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尽管雅斯贝尔斯后来不再从事与现实政治相关问题的研究，但在他的书中依然可以看到哲学问题、信仰问题与现实政治的关联性。 在雅斯贝尔斯的哲学著作中，他的生平与哲学常常处于交互性的关系之中，例如纳粹的惨痛经验就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些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常常会有体现。 

1948年春天雅斯贝尔斯离开了他居住了40年之久的海德堡，去了瑞士的拜塞尔。他在3月23日写给海德堡大学和市政府的一份公开声明中说，吸引他的是政治自由、欧洲的广阔以及布克尔哈特（Burckhardt）、尼采（Nietzsche）和欧文贝克（Overbeck）的精神。“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在于贯穿我一生为之做出牺牲的事业。我的使命是哲学，不论我身在何处，都要完成我的职责，服务于完全超民族的使命。我留在这里跟我去巴塞尔一样不会后悔。”

之后，在巴塞尔雅斯贝尔斯重新回到了书斋里的隐士生活。从1948年夏季学期开始一直到1961年夏季学期的13年中，雅斯贝尔斯一直在巴塞尔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做过24个专题的演讲课，组织过22个专题研讨班。这一时期的雅斯贝尔斯一直在建构他的“哲学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的庞大体系，演讲课和研讨班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哲学史和哲学的信仰相关的内容。

雅斯贝尔斯后来在《哲学自传》中对这一段的经历回忆道：

由于我放弃了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我只能从事思考、写作、演讲的工作。这一思考引发到了历史的基本问题，世界历史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处境问题。（《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年）。 

雅斯贝尔斯晚年的系统性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历史哲学，他希望建立起一个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现代历史哲学。在1948年4月10日雅斯贝尔斯写给他的学生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信中谈及他将要在巴塞尔组织“哲学的世界史问题”（Probleme einer 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讲座时写道：

我想讲“哲学的世界史问题”——从世界史的总体观入手，但相关的内容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其意义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历史？——以及从中国到西方的整体性问题：这是人类的根源，要求着实不低。 

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论历史的起源于目标》这部著作之中。

 

雅斯贝尔斯私人藏书中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各种版本：德文版和不同译本

2

雅斯贝尔斯一生的哲学轨迹，可以通过他分别于不同的年代所出版的重要的著作清楚地看得到：

1913  《普通精神病理学》（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1919  《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1932  《哲学》（Philosophie）

1935  《理性与生存》（Vernunft und Existenz）

1938  《存在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

1947  《论真理》（Von der Wahrheit）

1948  《哲学信仰》（Der philosophische Glaube）

1949  《论历史的起源与目的》（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1953  《作为哲学家的列奥纳多》（Leonardo als Philosoph）

1957  《大哲学家》（Die großen Philosophen）

1958  《哲学与世界》（Philosophie und Welt）

1962  《面对启示的哲学信仰》（Der philosophische Glaube angesichts der Offenbarung）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将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精神病理学与心理学、存在哲学、逻辑学、哲学史、世界哲学以及宗教哲学，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实际上构成了雅斯贝尔斯哲学的基础。后来他曾解释过他对心理学的理解：“因此我审视着历史世界之辽阔，以及人身之中可理解性的深邃。” 之后他从心理学转到了存在哲学，因为：“人仿佛是开放着的，人比他所了解的自己以及所能了解的自己要多得多。” 存在哲学产生于1920年代的德国——在帝国崩溃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四伏之时。1932年他出版的三卷本的《哲学》，包括卷一“哲学的世界定位”（Philosophische Weltorientierung），卷二“对实存的澄明”（Existenzerhellung）以及卷三“形而上学”（Metaphysik）。《哲学》是德语世界中唯一一部内容丰富的有关存在哲学的著作。1948年到了巴塞尔之后，雅斯贝尔斯基本上只关注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是建构他的现代历史哲学的体系，二是在原有的《哲学信仰》的基础之上，完成他更加完整的宗教哲学体系。晚年的雅斯贝尔斯并不相信启示宗教的力量，因为基督教太具体地表达了那个不可认识的超越者。只有哲学和哲学信仰才有能力奠定一个人类的共同性框架，让历史上不同的信仰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交往。 这也是轴心时代思想的延续。

萨纳尔（Hans Saner）认为，雅斯贝尔斯一生的哲学是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上的：1，思想是有意向性的。它有意识地指向一个客体，或者其自身就是包含着客体的思想。思想是在主客体分裂（Subjekt-Objekt-Spaltung）之中进行的。2，在认识之中，所有的存在物（Alles Seiende）都是为我之存在（Sein-für-sich）。它们是现象（Erscheinung），而并非自在之存在（Sein-an-sich）。3，尽管自在之存在事先被描绘为一个整体，但它只是在撕裂（Zerrissenheit）的状态中向思想显现。它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可知。 

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最初是要跟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建立起一个反对经院哲学的“战斗集体”（Kampfgemeinschaft）。 因此雅斯贝尔斯最初的想法毋宁说要建立一种学说，还不如说是对各种体系学说的“解构”。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思考应当是源自一个人的个别存在。进而通过“交往”（Kommunikation）的观念帮助他人去了解其真正的存在。

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所思考和所谈及的事物是跟我们自身不同的，它们是作为主体自身的对象：客体。如果我们把自己作为思想的对象来看待的话，那我们就会变为其他了，但同时作为一个正在思考的我也一直存在，这个正在指使着这一思考的我，是不可以等同于一般的客体的，因为他是决定其他之所以成为客体之前提。雅斯贝尔斯把我们思维着的此在的基本状态称作“主客体分裂”。雅斯贝尔斯在这里之所以用“分裂”一词，是动过一番脑筋的。因为“分裂”乃是起初为一体的东西被撕裂开来了的情形，在这里他是想强调起初未分裂的状态。而这一起初未分裂的东西就被雅斯贝尔斯称作“统摄”（das Umgreifende）。 有关“统摄”的实现，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有着具体的历史设定：

人们在思辨的思想中飞跃到了存在本身，在那里没有了二元性（Zweiheit），主体和客体消失了，对立的双方恰好相合了。在最高的飞跃中所体验到的，可以作为存在之中的自觉达成（Zusichselstkommen），或者作为神秘的联合（unio mystica），作为与神性达成一致，或者作为上帝意志的工具，这在被对象化了的思想之中，表明是模棱两可并且易被误解的。 

由于认识的对象物是在主客体分裂之中被构成的，那么一切的认识也只有在这一分裂亦即撕裂的状态中才成为可能。这一认识的领域便是存在物（Seiende）的领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存在物都能折射出真正的存在（Sein）。施本格勒指出：“在历史的世界图景中和在自然的世界图景中一样，没有一件事情，不论它是多么微小，其本身是不体现基本趋势的全部总和的。” 而存在却超越了这所有的存在物，它既非主体亦非客体，是分裂前的统一状态。雅斯贝尔斯的一句名言是：“存在就是统摄”。萨纳尔对这句话的解释为：

这句话至少说明了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统摄”完全是对无形物形象生动的描述词汇，我们不可以把它误解为有限的存在物。譬如把它想象成某种圆形的、隐匿状的或有某种外壳状的东西，进而形成有限的、包容性的想象，这一切必须由无限统摄的抽象思想予以取代。其二、由于统摄不在分裂状态之中，故而它是不可认识的。它是未被定义之太一（das unbestimmte Eine）。那么我们应当对其保持沉默吗？如此绝望之结论雅斯贝尔斯并未得出，而是说：如果人们同样不能认识（erkennen）统摄的话，却能澄明（erhellen）它。澄明乃是一种无需解释（erklären）之清晰（Klären），是一种无需用规定性进而到达被思物之思忖（Hindenken），是一种无需去知道之证实（Vergewissern）。 

雅斯贝尔斯究竟是如何澄明“统摄”的？我想这也是他晚年之所以对哲学史和世界哲学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原因。对“统摄”进行哲学思考意味着进入存在本身之中，而这只能间接地进行，因为只要我们谈及它，它就会成为我们思维的对象物。我们必须借助于对对象物的思维，来获得对统摄的非客体的提示。哲学史正是雅斯贝尔斯将哲学历史现实化，来考察“统摄”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是以何种方式被揭示的实践。

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认为，人可以通过一种被他称作“临界状态”（Grenzsituationen）的方式而感知到超验（Transzendenz）的存在。临界状态是人无法超越的死、苦、斗、罪等等，这些失败的经验给人生带来了人存在的严肃性和超验意识，关键在于人与临界状态保持何种关系：或者它是趋向超验的场所，或者趋向毁灭。雅斯贝尔斯认为，有了这样的超验经验后，日常的经验也可以成为超验者的“暗号”（Chiffre）。人的理性会在这些暗号之后寻找意义，这便是“哲学信仰”的开端。

萨纳尔将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发展描述为从心灵到精神，从精神到生存，从生存到理性，从理性到世界的过程。

3

历史哲学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雅斯贝尔斯整体哲学中的位置究竟怎样呢？

1937年以来，雅斯贝尔斯着手准备他的“哲学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的宏大计划。尽管他自己深知这项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其后的二十五年的岁月里，特别是1948年他移居到巴塞尔后，他更加集中地阅读和整理了汗牛充栋般的资料，最终留下了两万多页的手稿。

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世界史的整体构想是： 

1、作为整个哲学的世界史的第一部著作，雅斯贝尔斯希望书中包括有关所有历史时期的丰富材料，并且完成了一部分文章。作为哲学史应当是什么的一篇引言，而对早期高度文化中的思维的讨论没有收录在这本书中。引言就是后来出版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雅斯贝尔斯借助于这本书阐述了他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

2、第二部著作第一部分是“内涵的历史”（Geschichte der Gehalte），第二部分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史”（Geschichte des Verhältnisses vo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第三部分“哲学回归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schen Umkehr）。其中第二、三部分只是提纲性的。

3、第三部著作是哲学家的历史，其中第一卷《大哲学家》（Die großen Philosophen, 1957）已经出版，其余两卷只是各不连贯的章节，并且是粗略的概述。

4、第四部著作是“语言、宗教和艺术的哲学关系史”（Geschichte des Verhältnisses der Philosophie zu Sprache, Religion und Kunst），只有一些札记，还未在结构上做清晰的整理。

5、第五部著作是“哲学的实现”（Verwirklichung der Philosophie），同样也只有一些札记。

6、第六部著作是“权利的斗争”（Kampf der Mächte），已经构思好了，写满了100页，但没有写完。

雅斯贝尔斯在其导论性质的著作《哲学的世界史序言》（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Einleitung）中建议用三种方式来编纂历史：

首先人们可以阐述思维形式的历史，意识展开形式的历史。比如概念史的、针对问题的以及系统的问题提问法，都属于这一类。 

其次雅斯贝尔斯提到“哲学内涵的历史”。“那些对象化的材料，我们命之为内容（Inhalte），而借助于精神观念、生存之重要性、生命之本质以及超验的意义所完成的内容存在之实现，则是内涵（Gehalte）。”  这样的一种历史编纂方法，无疑是将自己的哲学思考放在了中心位置，自我反省，特别是跟哲学名家进行批判性的交谈。

第三种方式是哲学名家的历史，因为哲学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产生出这些哲学思想的大师们自然在哲学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了。“哲学史可以作为人性的历史来编纂，因为人性（人之存在）就是思维的存在。”  1957年出版的《大哲学家》一书便是雅斯贝尔斯按照这个路子来完成的。

早在纳粹上台前的1931年，雅斯贝尔斯出版了他的《时代的精神状况》。 在书中，雅斯贝尔斯对西方人在当时的精神状况及其历史根源以及广阔的现实生活背景作了深入的研究，这是对时代做出的诊断。大众民主、技术至上、官僚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等问题都已经出现，雅斯贝尔斯从中也看出了人性危机的端倪。他自己认为《时代的精神状况》可以看作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补充，前者是基于非历史性的思考，后者则是从历史方面来进行研究的结果。“二者都是针对当下展开的” 。不过，其间也有观点的改变，例如在1931年的书中雅斯贝尔斯倾向于将技术看作是威胁，而在写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1949年却将技术看作是发展的机遇。

萨纳尔在论及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世界史的整体构想时写道：

把全球性的广度与具体观察的深度，把对于本质的感知与独自进行哲学探讨的勇气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雅斯贝尔斯之前，也许只有黑格尔做到了。 

雅斯贝尔斯通过他对历史的研究，并且认为历史必然是全球性的，只有这样才能打开一条通往理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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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将他的书命名为《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1949），是因为“我的纲要以一条信念为基础：人类具有唯一的起源和目标。” 尽管雅斯贝尔斯并不相信起源和目标能作为客体为我们所认识，但他依然试图通过分析世界历史的宏观结构，来探寻人类的共同起源和目标。这涉及到历史的整体性，整体性是不可以被认识的，但却可以进行哲学思考。如果从这个基础出发的话，便可以获得超越民族、国家、语言、信仰的，对于人类来讲是共同的东西。这正是雅斯贝尔斯理解世界历史的哲学根基。

几种轴心文化所实现的“突破”（Durchbruch, throughout）的哲学意义，是与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密不可分的。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一切历史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的生存问题。他认为，人的发展其实是从个人有限的存在通向无限的超验存在的过程，而超验存在（Sein或上帝）才构成了人真正存在和自由。人的生存（Existenz）活动，其实就是争取自由的活动，并且是与存在密不可分的。雅斯贝尔斯正是借助于“生存之澄明”（Existenzerhellung）来解释生存的历史性，将人类置于同一个历史的关联之中。他强调指出，个人的自由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得以实现，最终走向自由之境。而“交往”（Kommunikation）又将个人与他人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人自由时，个人才真正能够实现自由。

雅斯贝尔斯认为只有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哲学才可能产生：

如果我能在隔绝之中寻得真理的话，那这会令我得到满足。可是如果我能够在绝对的寂寞之中对真理予以确定的话，那因缺乏交往而产生的痛苦以及由真正的交往而独享的那份愉悦就不会让我们如此感动。但是，我之在仅仅在与他人之中，一个人的话我将一事无成。 

雅斯贝尔斯认为，失去了交往，也就失去了作为人存在的意义。只有在交往之中，真理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交往中，我才不仅能成为我自己，而且也充实地活着。上帝也是间接地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爱来显示其自身的。 他认为，理性要求无限制的交往，而作为哲学理性，是永远不可能获得所谓客观真理的。人类追求交往的意志，才是哲学的终极根源：

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所有哲学都在渴望着交往，都要自我述说，并要求倾听。哲学的本质在于可传达性，而这又与真理是不可分的。 

因此，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讲，传达性是交往的第一要务，而交往又是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所在：“唯有在交往之中，哲学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交往之中，各种目的的意义，才能得以最终建立：意识到存在，揭示出爱，获得完美的安宁。”  

1941年雅斯贝尔斯在《有关我的哲学》（Über meine Philosophie）一文中认为，自己哲学的衡量标准是交往：

因此，通过我的哲学思考便对一切思想、一切经验和一切内容提出了这一问题：它们对于交往来讲意味着什么？它们倾向于促进还是阻碍交往呢？它们是使人走向孤独的引诱者，还是让人进行交往的唤醒者？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真理从两个方面指向了“交往”：一方面，真理起源于交往，另一方面真理的真实性标准在于，它是促进了交往，还是妨碍了交往。雅斯贝尔斯认为，人不可能靠其自身而成为人，一定是在跟另外的人的交往中，才真正成为人自身。 他的哲学特别强调交往这一观念，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进行阐释，尽管“交往”与全球史所强调的“互动”有一定的区别，但雅斯贝尔斯认为通过交往人类的历史才成为了一体。

在具体解释人的本性的时候，雅斯贝尔斯认为，汉字的“仁”所表示的是“人”和“二”，也就是说，人存在的意义在于交往（Kommunikation）。 是从时间退隐到孤独之中去，还是同世人一起生活，这对孔子来讲是非常明确的：“鸟兽不可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因此，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仁”的概念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交往。

对雅斯贝尔斯来讲，在自由中毫无保留地真诚对话，才可能促成真正的交往，而真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

将人类引向自由，也就是引导他们之间相互交谈。如果还有依然不能说出的内心的想法，——如果有所保留的话，这种保留会中断内在的交流，使人退却，——如果在交谈中事实上是沉默的话，仅仅是玩弄拖延和诡计的话，那么这一切就是与欺骗相连的。相互之间真正的交谈是无拘无束且毫无保留的。只有在双方的完全开放之中，真理才会在共同性之中产生。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哲学思考，才可能达到理性：

哲学思考无论如何做出了重大的成就。它以思考的方式抵挡荒谬、虚伪、颠倒、对历史真理的独占要求以及盲目的非宽容，这是值得的。哲学引导我们沿着这条路前行，进而到达爱在现实交往之中赢得其深刻性的地方。其后，借助于交往的成功，哲学可以在这一爱中，向源自历史起源差异性的最遥远者，指明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真理。 

“是真理将我们联系在一起”（Wahrheit ist, was uns verbindet）——这句雅斯贝尔斯常常引用的箴言，正是借助于交往的成功，才得以成立。

人类社会、群体（human community）与其他的群体、环境的关联史和交往史（history of connections），说明了交往机制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力量。雅斯贝尔斯则是从哲学的角度，对交往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阐述。

1949年《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在瑞士出版时，雅斯贝尔斯在日内瓦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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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将以往的人类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且是以共同的基础为出发点的。这四个阶段分别为：一、史前时代（Vorgeschichte）；二、古代高度文化时代（Alte Hochkulturen）；三、轴心时代（Achsenzeit）；四、科技时代（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s Zeitalter）。 在这四个文明发展的阶段之中，轴心时代具有非凡的意义。正因为此，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突破期”，而将这之前的“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化时代”及其之后的“科技时代”统称为“间歇期”。前一个间歇期为轴心时代的突破集聚了必要的能量，轴心时代则为人类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树立了标准。而科技时代则一方面是对轴心时代所取得成就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又为新的轴心时代的突破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尽管如此，在科技时代人类并没有找到新的历史意义，人类的第二次突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轴心时代之提出是为了彻底破除在西方世界由基督宗教信仰所缔造的历史哲学神话。因为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曾说过：“一切历史都归于基督，又出自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乃是世界历史的轴心。” 这样一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在西方，基督徒们也没有把他们以经验为基础的历史观跟基督信仰联系在一起。并且基督教仅是其信徒之信仰，而绝非全人类的信仰。 而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则是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关键点，并且排除了特定信仰的内容，是西方人、亚洲人乃至全人类都可以信服的尺度：

世界历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发生的精神历程之中。那时出现了时至今日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人。……非凡的事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发生了。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所有派别都产生了，墨翟、庄子、列子以及不可胜数的其他哲学家都在思考着；——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生活着佛陀，所有可能的哲学流派以至于象怀疑论以及唯物论，诡辩术以及虚无主义都发展了起来，情形跟中国一样；——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在教授他那富于挑战性的宇宙观，即认为这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过程；——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先知，从以利亚经过以赛亚及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在希腊则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作家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通过上述的那些名字所勾画出的一切，都发生在这几个世纪之内，并且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相互间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个时代新的东西比比皆是，人们开始意识到在整体中的存在，自我以及自身的极限。他感觉到了世界的恐怖以及自己对此的无能为力。他提出一些极端的问题，在无底深渊前寻求着解脱和救赎。在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极限时，为自己确立了最崇高的目标。在自我存在之深层以及超越之明晰中，他体验到了绝对性。

……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依然要借助于此来思考问题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宗教。 

“轴心时代”意味着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文明在这期间都以“突破”其早期文明为前提，奠定了人类精神的基础，并开启了各自文明后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伦理观、文化模式。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开始拥有了觉醒的意识，意识到了整体、自我存在的意义及其限度。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讲，轴心时代很重要的特点是要借助于“交往”这一思想而超越民族和文化的地域主义，进而“获得全人类的、超越所有信仰之上的共同的东西”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是通过一个唯一的起源和目的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为此雅斯贝尔斯构想出一种“经验性理解的普世历史”（die empirisch zugängliche Universalgeschichte），目的是为了使历史的不可替代的一次性存在与人类之交流和延续同样得到重视。而确定普世性的历史经验绝非仅仅是作为启示宗教的基督教：“将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启示，而必然是经验。启示乃是历史性的个别信仰的形态，而经验却是人人都可理解的。”

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产生一个为所有民族进行历史性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这对西方和亚洲乃至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并没有某一特定的信仰内涵的尺度。……那里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

依据雅斯贝尔斯的认识，“轴心时代”包括了三重的特性：其一是所谓的同步性。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中东以及欧洲，亦即在从希腊至东亚这一地理轴心上，在思想上出现了类似的成就；其二是历时性。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大哲学家之思想发展，又是其每一特定文化圈其后发展之轴心；其三是普遍性。轴心时代第一次以崭新的视角向人们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 

针对黑格尔将中国、印度和西方并列为精神发展的辩证阶梯顺序的诸阶段，雅斯贝尔斯对此予以了反驳：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正是通过不再为实体性和生命的局限性所囿的反思和超越性，而产生了我们至今仍然赖以生存的各种思想，从而完成了人类进入统一的第一步。对此雅斯贝尔斯写道：

我们恰恰要否认从中国到希腊的阶梯发展顺序，不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来讲，它们都是不存在的。真实的情况倒是它们是在毫无接触的状况下，同时并列存在的。起初几条从其起源就相互分离的道路似乎通向共同的目标。在三种形态中存在着同一的多样性。它们有着不同的根源，其后经过了间断的接触后，最终自几个世纪以来，实际上是从今天开始，历史才成为了唯一的统一体。 

也就是说，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世界文明的进步并非从东方迈向西方，黑格尔所认为的从中国到希腊的这一发展顺序从来就是不存在的。人们应当从人类文明总体的角度来把握各种文明的意义。人类历史在轴心时代各地区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内在整体性、一致性以及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人性，这些在轴心时代所产生的突破表明，历史的最终目标和必然趋势是历史的统一。起源于意识的历史，又由于意识而走向统一的目标：“轴心时代同化了历史存留下来的一切。从这时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以及持续至今天的统一。”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轴心文明尽管只发生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等少数地区，但却对历史的统一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轴心时代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阶段，事实上只是一个独特的历史分支过程。 但这一时期却奠定了普世的人类历史，并从精神上将所有的人吸引了进来，雅斯贝尔斯指出：

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共同感知轴心时代这一人类普遍变化的真实性。轴心时代尽管局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起初这三个世界之间并没有关联，但却奠定了普世史，并在精神上将所有的人都拉了进去。 

正是轴心时代的出现，使得人性（Menschsein）成为了人之存在的精神基础，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了世界历史结构的变化。雅斯贝尔斯由此认为，轴心时代构成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尺度，也使得人类从个体的、区域的人，变成了整体的存在。雅斯贝尔斯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结构由于轴心时代而得到了改变：各新民族纷纷进入了这三大文化圈：

新的民族在这三大文化圈纷纷登场，在西方有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在东亚有日本人、马来人、暹罗人，他们各自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形态。但他们是在与传承下来的高度文化的对抗中，通过对它们的继承和改造而得以实现的。 

由此来看，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已经从全球的视角来理解历史了。

由“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框架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被超越，它们仍然是几大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和行为准则。正是由这一时代所奠定的文化精神，成为了此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西方为例，文艺复兴的人文启蒙、宗教改革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运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理念等等，无一不是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地从轴心时代汲取精神的力量：

至今人类依然靠着那时所产生、所创造以及所思考的东西生活。每值新的飞跃产生之时，人们都会带着记忆重新回归到那轴心时代，并被它重燃激情。从此之后，情况就是这样：对轴心时代力量的回忆以及复苏——复兴（Renaissancen）——为我们提供精神的振奋。对这一开端的回归乃是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一再重复发生的事件。 

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在雅斯贝尔斯的文明形态理论中，思想、伦理、宗教等精神价值的创造对于判断历史进步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绝不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一个时期，而是找寻到了一个参照坐标，从而使得人类历史真正具有了全球史的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世界历史仅仅是“地域历史的叠加”（ein Aggregat von Lokalgeschichgten）， 并且直到今天，它才成为“地球的事实性总体的历史”， 为了使之形成统一体，雅斯贝尔斯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材料中寻找到了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轴心文化。他一方面对施本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Geschichtsmorphologie）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对施本格勒将历史看作是由八种彼此独立的高级文化组成的看法，予以了抨击，同时也反对宗教史学派的系统神学家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特别强调历史的不可重复性的特征。雅斯贝尔斯认为，魏玛时期历史主义者们趋向于文明孤立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轴心时代的历史充分说明，将全球文明史看作是毫无共同个性的认识是错误的，应当从一个统一整体的立场来认识历史。他深刻地指出：“在反对施本格勒对毫无关联的并列的诸文化绝对分隔时，必须指出存在可以由经验证实的接触、传播、同化（佛教在中国，基督教在西方）现象，而这些对施本格勒来讲仅仅是错乱和假象，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些是共同的提示。” 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他指出：

所有关于人们之间永远不可能相互理解的绝对相异的断言，在人性最深刻的要求面前，只剩下了一幅疲惫不堪、听天由命以及被迫放弃的表情，——这一主张将暂时不可能性过分夸大为绝对不可能性，从而泯灭了人的内在准备。 

雅斯贝尔斯从来不认为，历史孤立主义论者会有任何的前途。他认为，人类永远是流动的。他举例说，诺曼人来到了格陵兰岛和美洲，波利尼西亚人横跨了整个太平洋，马来人到了马达加斯加岛。黑非洲和美洲语言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表明在这些大陆间不断有往来。发明、工具、观念、童话在史前时代便经历了遥远的迁徙，一方面总是在附近流传，另一方面也传到了其他的远方。长期以来保持孤立的仅有澳大利亚，也许还有美洲，即便是这两个大洲也不完全是孤立的。“孤立并非意味着从未有过其他的人漂泊到那里，而是意味着从未感受到异文化的影响。” 正因为此，德国当代历史学家舒林（Ernst Schulin）认为，雅斯贝尔斯为德国普世史注入了新的动力。  

（因篇幅原因，刊发时有删节，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