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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8年12月，为酝酿写作历史剧《蔡文姬》，郭沫若将相传是蔡琰（字文姬）的诗作拿出来研究了一番，并在31日这一天，将其中的《胡笳十八拍》翻译一过，预备在剧中使用。但在翻阅有关资料时，他发现这首“相当出色”的长诗，署名权却并不确定，也就是说，是否为东汉末年的蔡文姬所作，从历史上的研读情形看，还很成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郭沫若从《胡笳十八拍》内容、形式及相关情况入手，进行了一番自认为充分地研究，并于1959年元月7日，写出一篇研究文章《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这篇文章，郭沫若开首便对《胡笳十八拍》作了极高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件令人不平的事，是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所受到的遭遇。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在郭沫若看来：“杜甫的《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和它的体裁相近，但比较起来，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有小巫见大巫的感觉。”郭沫若的论辩文章，常常拉该领域的巨匠人物相较，并不时用这样显得十分夸饰的语言。（后面例句多见）风格如此，读者暂可不必过分较真。 但是，历史上对这首诗是否蔡文姬所作，是有很大争议的。近现代研究文学史的学者，多认为它是后人伪作。郭沫若举出他查阅的胡适、郑振铎、刘大杰三人所著“文学史”均持此种态度。针对此，郭沫若标明了自己的看法：“我倒要替《胡笳十八拍》呼吁一下。务必请大家读它一两遍，那是多么深切动人的作品呵！那象滚滚不尽的海涛，那象喷发着融岩的活火山，那么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我是坚决相信那一定是蔡文姬作的，没有那种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他甚至说：“但我觉得就是李太白也拟不出，他还没有那样的气魄，没有那样沉痛的经验。”“像《胡笳十八拍》，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那种不羁而雄浑的气魄，滚滚怒涛一样不可遏抑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的痛苦，绝不是六朝人乃至隋、唐人所能企及的。” 既然《胡笳十八拍》是郭沫若心中的杰作，又认定其为蔡文姬的作品，那么，中国历史上认为该诗为伪作的观点，就不能不辩驳一番了。在简略地考察古代记述后，郭沫若集中对现代两部颇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史”中的相应观点提出质疑。第一部出版较早的，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这首诗，该书中这样判断：“《胡笳十八拍》一篇乃是沿街卖唱的人的叙述，有如白发宫人弹说天宝遗事的样子……难道这样的一种叙事诗竟会出于蔡琰她自己的笔下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另一部是著名学者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该书认为：“《胡笳十八拍》中虽多通俗的句子，然大部分的技巧与格调却不象汉代的诗。”他在举出一些例句后说：“这种琢练的技巧与格调，最早也在南朝，迟恐怕是到了隋、唐了。”针对这些看法，郭沫若通过举例，一一进行了辩驳。他认为该诗“思想大有无神论的倾向，形式是民间歌谣的体裁，既有伤乎‘温柔敦厚’的诗教，而又杂以外来影响的胡声，因而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认为这是史籍不载，前代选集不选，“《胡笳十八拍》在宋以前未见著录……”的原因。最后加强了自己的认识：从形式到情感内容，《胡笳十八拍》非蔡文姬莫属。文章结尾处，郭沫若一下子由蔡文姬牵引出曹操，认为“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他进一步充分肯定曹操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做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这段话略觉突兀。可在之后的文字中，郭沫若渐渐显露出通过写作《蔡文姬》，达到唱颂曹操的真意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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