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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是度量一切道德的总标尺

 阮晓明rxm 2018-10-02


文 /  燕臻雨阳


民主选举的过程最能全面审查一个人的道德面貌和工作才干。候选人要面对全社会各个阶层,来自不同角度,出自不同认知背景,发自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的深度剖析、考察。每一位选民都是一位主考官,赢取主考官最大化支持率者为获胜。而选民们对一个人的评判标准不尽相同、千差万别,乃至尖锐对立。


一个组织、一家企业或单位,自上而下的选拔任用,其基本逻辑也是一样,都是针对几个考察对象的道德面貌和工作才干来考察的。区别在于,利益诉求有别于自下而上的选举。上级对下级的德才判断是在与其自身所认定的德才标准寻求契合。


可见,一切选人用人的判断标准都是围绕着德、才两方面做为价值判断的核心。实际上,对一个人的德才评价完全可以归纳的更直接、更核心,“责任力”三个字足矣。其中,道德对应责任,才能就是能力,能负得起多大的责就是责任力的大小。


责任,真的是一个足以涵盖东西方文化差异、传统与现代一切道德标准的概念吗?这恐怕是个十分巨大的问题。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来的儒家道德体系,由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包括以忠、孝为核心的诸多价值概念所组成。如此庞大的价值系统反而撕扯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所谓“忠孝难两全”“义不容情”,每一种在此时被尊崇的价值标准,到彼时或遭痛斥,莫衷一是。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舆论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以一个片面的价值标准一棒子打死整个人道德形象的评价,严重分化的评价标准无益于全社会道德意识的进步。这现象也许与儒家文化背景有关。儒家所确立的道德概念除了“忠孝”有利于帝王统治,是含有政治因素的概念之外,再没有一个概念能够独立的、可度量的人格标准摆上政治平台,供人们测评之用。


例如,儒家所谓“仁”,有解释为: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利益和感受之外,还能体谅到第二个人的处境与感受,即为仁。仁与善具有极高的重叠性,仁是一种博爱。但是,仁显然无法做为独立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人格,仁心与善念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中,而人性中的不仁与恶念也同时共存,在个人内心的道德博弈中并非始终一方获胜。况且,无限度无差别的仁必是对恶的纵容,最终会演化为对众人的不仁。即使儒家所谓仁是有差别的,也是局限在宗族远近的亲缘利益中。


礼,是儒家文化中非常可贵的一种品质。推崇虚心、恭谦待人,屈己利人的宽容胸襟。同样的,无差别无边界的礼让他人,又会负担起现实的不可承受之重。人不可能在任何局面下始终保持彬彬有礼,超越底线之外无奈的无礼却仍会遭到道德的非议。


智,具有前两项所不具备的科学性。智慧、开明的认知是人类精神通向理想的大门。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政治生活的选人用人却不是选学者,当个人沉入对智慧的追求,则必然难以兼顾社会关系而往往独善其身。因此,一个人学识渊博或聪明绝顶,这些因素在现实中都未能纳入人们用人时的主要考量。


信,人言为信。信是说与做的学问。讲诚信、讲信用是支撑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概念。每个人说出真实可信的话,是社会信息流通的基础。一个人对社会发出承诺,然后信守诺言竭力兑现,讲诚信是人格美德毋庸置疑。但是,因其一定要守信,所以必须慎重许诺,凡是结果存疑的事务当然就不可轻率承诺,更无需积极争取。不说即可不做,不允诺也就不用背负守信的义务。在社会现实中,能力强者易于允诺和守信,穷人和弱者能力有限,自然无法轻许诺言,从而即使有意愿、有抱负也无以施展诚信态度。


而忠与孝,这两者在封建帝王时代被最大化使用的政治人格标准,其携带着显著的封建基因,已被现代政治和普世价值几乎完全淘汰。如果说忠的概念在当代还有意义,一定是指忠于某种更高等次的价值观,忠于理想事业,忠于职业操守。即使面对夫妻关系,也是忠于法定的婚姻契约和嫁娶誓言,许多人正是以忠于爱情、忠于肉欲等等非理性的、泛化的忠而导致了对更高价值不忠的结果。人无需忠于某个具体的在善恶、对错中善变不定的人。忠于施恶的人即违背了义,无条件孝顺于不义的家长就可能要抛弃对大义的忠守。因此,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完全不能适应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道德需求。相反,还在分化社会的道德认知,导致单纯明晰的公共事件在“见仁见智”的混淆下变得纷繁复杂、是非难辨。


说一个人很有责任感,说一个管理者责任心强,或者说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在岗位上很负责,这些平凡而重要的评价被假大空的文化概念遮蔽了原本的光芒。责任,是可以自洽一切价值观的道德标准。


责任感的强弱影响着一个人对人对事的态度,综合反映着仁义礼智信等等各方面的道德表现,责任感就是道德感。


对自己负责,所以要克己复礼;对他人负责,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天下事负责,所以义不容辞;对事理负责,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穷究天地之理;对个人的信誉负责,所以谨言慎行,言必行,行必果;对成败得失负责,所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家庭负责,所以懂得修身齐家在先,而后再谈治国平天下;对孩子负责,养不教,父之过,所以子贤或不肖,皆受自我言传身教之果;对家长负责,并非回报养育之恩,而是忠于濡沫之情,尽老来赡养之责;对朋友负责,并非亲仇利害、义气追随,而是道谋相同、志趣相投、不离不弃的信任与帮扶......


士兵无法对一场战争正义与否,全局战略正确与否作出判断,所以无需对此负责,但他必须忠于做为军队一份子的职责义务,献身于每一场战役。一名士兵无权在战场上对敌人讲仁义礼智信,必须对战役胜败、对自身生死负责。战争正义与否是在加入这支队伍,参与这场战争之初应当慎重考察的事。


同样的,员工只需对上级赋予自身岗位的业务指标负责,至于行业的社会贡献是积极还是消极也是在入行之前应当考察的事,即使发现行业性质与自身价值观有悖,可以选择退出,但只要在岗一天就理当恪尽职守一日。


对于生产企业,其产品和品牌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市场,当然要对市场负责。最大化利用市场规则追求利润正是他对市场负责的合理表现。至于他的产品是优质还是伪劣,是绿色美味还是危害健康,这个责任是市场规则的监管部门理当承担的,政府部门必须对自身的职能负责,因为他拿了纳税人的俸禄,扛起了这份职责。政府在履职的时候却满口仁义道德,就成了推诿责任、玩忽职守的借口。


让一个挣扎生存于社会底层的弱小劳动者,为加工了有毒食品而背负危害社会的道德责任,是对监管部门失职责任的弱化。一个底层劳动者,辛苦打拼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在道德上他并不羞耻,违法自当付出相应代价。违法者如果不能依法受到相应的惩戒,这是政府对全社会未尽责。一个全面失职的政府也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戒,则全社会都应当检讨,每个社会成员是否为了自身生存环境的保障而尽匹夫之责的问题了。


政治家的市场就是芸芸选民,对选民负责就是政治家理当遵守的道德。选民考察评判政治家的道德总称就是责任力。责任感如何,反映着他的道德动机和人格本质;责任力如何,综合体现着他为追求道德理想所具备的职业经验、知识积累、社会资源、个人条件、施政方案,等等。选民认真考察判断而投下自己的一张选票,认真对待一票不多也决不能被剥夺的选举权,就是现代公民的责任,也是最大的道德。


一个有责任感而无责任力的政治家,空有良好品德,并不能实现广施福祉的政治抱负;一个有责任力而责任感不足的政治家,徒有优越的政治条件,却可能在获得最大政治资源后让权力变异为祸选民。每一位选民恪守每一张选票的责任和权利,就反映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责任力,体现着全民的道德指数和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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