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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武至正德，倭寇对明朝沿海的骚扰时断时续。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将领刘江在辽东望海埚歼灭来犯倭寇数千人，一时倭患稍稍敛迹。正统以下，随着明朝海防逐渐废弛，倭寇又有活跃趋势，不过总的来说其骚扰范围仍限于个别地区，势力未至大盛。到嘉靖年间，倭寇活动进入了空前猖獗的时期。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嘉靖二年（1523）的“争贡之役”。是年日本诸侯大内氏、细川氏均遣使至宁波通贡，细川氏使团后至，但其中的华人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得先行贸易。大内氏使者宗设怒而与细川使团发起仇杀，追逐直至绍兴，复折回宁波大掠，夺船而走，沿途杀死明朝军官及居民多人。此事充分暴露了明朝沿海军备的虚弱。明廷由此认为“倭患起于市舶”，罢市舶司，厉行海禁，绝日本贡使。中日朝贡贸易规模有限，不能满足日本各诸侯的物资需求，这本来就是倭患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现朝贡完全中止，遂使倭患更为严重。另外当时南方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很多人靠商业为生，沿海地主、富民往往从海外贸易中获利。厉行海禁同样损害了这些人的利益，中国的海上走私集团因而发展起来。他们亦商亦盗，多以日本为根据地，在日本支持下袭用倭人的服饰旗号从事劫掠，大大加剧了倭患的声势。见于史载的嘉靖倭寇重要首领，也是以华人为主，如徽州人许栋、王直、徐海，福建人李光头，广东人张琏等。嘉靖倭寇“虽曰倭，然中国之人居三之二”，这是其有别于嘉靖以前倭寇的重要特点。 嘉靖中叶，倭患已蔓延东南数省，烧杀抢掠，造成巨大损失。明廷先后派出朱纨、张经、胡宗宪等高级官员前往主持平倭。朱纨在闽、浙强化海禁措施，力图切断内陆与倭寇的联系，捕杀许栋、李光头和“通倭”的富豪商贾多人。朝中闽浙官员攻击其“擅杀良民”，朱纨被革职按问，自杀身亡。张经奉命总督东南诸省军务，在浙江嘉兴取得王江泾大捷，但却因为得罪严嵩亲信赵文华，被后者弹劾“縻饷殃民，畏贼失机”，下狱处死。胡宗宪代为总督，用离间、诱降等计谋杀死徐海、王直，倭寇势焰稍挫。著名将领戚继光奉调至东南平倭，在浙江招募农民、矿夫等“乡野老实之人”组成一支新军，严加训练，时称“戚家军”。同时，又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在阵法、兵器等方面进行创设和改进。结果“戚家军”屡战皆捷，名闻天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招募组建了“俞家军”。到嘉靖末年，长期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被戚、俞等人荡平。 嘉靖以后，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割据的诸侯逐步统一，昔日分散和相对独立的武士、海盗集团被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的对外扩张，扩张的重点则放在朝鲜。因此明朝东南沿海没有再产生新的倭寇，中国海盗也不再假借倭名。朝鲜政权是在明初取代宋、元时期的高丽而建立的，一直向明朝称臣纳贡，是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藩邦。日本统一后，军阀丰臣秀吉被天皇任命为关白（相当于宰相），掌握实权。他积极策划对朝鲜发动战争，企图通过征服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军队在朝鲜南部登陆，不足两月，朝鲜大部分国土即告沦陷。明廷闻讯震动，决定出兵救援，将日军逐回朝鲜半岛南端。此后中朝联军与日军长期处于相持状态，中间还进行了和谈，但未获成果。万历二十五年，日本重新发起进攻，联军尽力抵御，又形成拉锯战局面。适逢次年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无心恋战，乘船撤回，中朝联军追击于海上，击沉、焚毁大批敌舰，明神宗以“平倭”诏告天下。这次战争虽以日本失败告终，朝鲜得以转危为安，但明朝的国力也大为损耗，衰颓趋势进一步加剧。 明朝后期，东南沿海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平倭过程中，明廷逐渐认识到“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因此在隆庆时期开始解除海禁，有条件地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隆庆、万历年间，福建、广东等地的私人海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活动于东南沿海的私人贸易集团，大多还带有亦商亦盗的性质，其中有不少仍是嘉靖“倭寇”残余，与日本也继续存在联系，但他们已不再使用“倭”的旗号。明末，泉州人郑芝龙成为东南海商中最强大的势力。芝龙早年经澳门到日本，被定居在那里的华商头目李旦收为义子，后来继承了李旦的产业，又兼并了另一大海商颜思齐的财产。天启七年（1627），他主动接受明朝的招抚，借助官府庇护，先后消灭了多名其他私人海商首领，官升总兵。到明朝灭亡前夕，郑芝龙基本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已成独霸一方之势 更多真题解析，点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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