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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中医院 原副院长 张沛虬 【作者简介】 张沛虬（1916～ ），浙江宁波人。早年曾在宁波传华医院（今宁波市第一医院）研习西医，师从该院院长杨传华先生。因时逢战乱，伤寒、温疫肆虐，而青霉素尚未传入我国，西医对此类危重疾病尚缺少有效的治疗手段。怀报国救民之志，毅然弃西学中，于1934年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今上海中医药大学），受业于沪上名医朱小南、章次公、陆渊雷、祝味菊诸先生。1938年毕业后先后在镇海、宁波等地开办诊所，悬壶济世，声名鹊起。新中国成立后为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于1957年参与创办了宁波市苍水卫生联合诊所（今宁波市海曙区中医院）并任所长。 “文革”结束后，于1977年与几位热心中医的同道们一起创建宁波市首家中医医院并任副院长。1992年被评为全国首批五百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历任宁波市苍水卫生联合诊所所长，宁波市中医院副院长，宁波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宁波市中医医院业务技术顾问，宁波市政协常委。从医70余载，熟谙岐黄之术，治学严谨，学验俱丰，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倡导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擅以重剂猛药起沉疴，善用虫类搜剔之品蠲顽疾，巧选经方对药治杂病，尤其擅长治疗急危重症和肾病、肝病、痹证等。发表医学论文40余篇，主要著述有《中医临床备要》、《药对经验集》、《仲景方临床应用》、《中医痹病治疗学》等。 矢志岐黄 承继师学 我于1916年农历正月初五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柴桥镇（今划归宁波市北仑区）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学堂。因珍惜上学机会来之不易，读书非常勤奋，每年跳级，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高小学业。中学毕业后，在原小学校长（后成为我岳父）的帮助下，进入宁波传华医院学习西医，2年后又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1938年毕业后从事中医工作，迄今已70余年。 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派遣留学生，均为国内的先行，20世纪30年代时，宁波教会医院和私人西医院、诊所等已有十余所。我的第一位授业老师是杨传华先生，在他那里我学习了西医的基础知识与诊疗技术，并深得他的器重，我的西医学基础就是在那时奠定的。我自幼研读医学书籍，对中医心仪已久，同时在医疗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当时好多内科疾病，尤其是危难重症，中医中药的临床治疗方法较多，效验较好；特别是受到当时甬城名医范文虎先生的影响，遂立志钻研中医学。 我不顾师长的挽留、亲朋的劝阻及社会上歧视中医逆流的影响，毅然弃西学中，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从此与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中国医学院在当时是一所颇具革新精神的学府，为了不断吸收现代科学知识，设置了解剖、生理、病理、微生物、化学、诊断等西医基础课程，并具有相当规模的理化诊断设备。 最重要的是学校有一批学验俱丰、锐意革新的师长，诸如朱小南、朱鹤皋、章次公、陆渊雷、祝味菊等。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下，我学业进步很快。特别是实习带教章次公老师，他师出名门，学识渊博，提出“发皇古义，融汇新知”的学术观点，主张“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平素体恤病家，博采众方，择善而从，深究药物，善用虫类，通晓文史哲，重视医史目录学。 我在红十字会吉仁医院随师实习期间，聆听师训得益匪浅，他的良好学风和治学经验一直为我一生所师法。 业精于勤 锲而不舍 中医学博大精深，如要登堂入室，非下苦功不可。诚如《荀子·劝学》所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在从医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学好中医应着重做到“勤”和“恒”两个字。 我在校求学时，因出身贫苦，希望能学有所成，早日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才，在各位师长言传身教及历代医家治学精神的激励下，除课堂听课外，其余时间几乎均用于勤奋苦读，背诵了大量的经典条文和临床需用的歌诀等。 坚持苦读、勤学、深悟，为我以后继续钻研和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这个习惯数十年来从未懈怠。 此即“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之谓也。如新书出版先睹为快，杂志见刊及时参阅，只要一卷在握，便乐在其中，从而使自己既增进了不少新知识，又及时汲取了别人的经验。 读书临证 相得益彰 读书和临证是学好中医的两个重要方法，古人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说明达到一个新境界的途径，对我们学中医的人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多读书，多临证，以提高中医学术和临床诊疗水平。 （一）医史和目录 我在学医之初，受章次公先生的影响，对医学史及目录学、古文等均较为重视，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及张赞臣的《中国历代医学史略》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两部通俗医史书籍。在后来辅导学生时，我常就医学起源、医与巫之争、医学发展中各个时期的突出成就、代表性医家的贡献轶事掌故等，对他们进行有益的灌输，以增强他们学习中医的信心和决心。 医籍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认为这些书籍内容丰富，卷帙浩繁，而从目录学入手可以较快地摸清读书的门径，明确治学的方法，从而迅速而准确地查到中医药学的各种专门知识和资料线索，这样就可以在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更有效地进行学习和研究。善于继承和借鉴前人工作成果，这对于初学和深造，继承和创新，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 《宋以前医籍考》、《中国医籍考》、《四部总录医药编》是中医学书目的入门书。 此外，我认为古文是学好中医的重要工具，要深入钻研中医文献，必须通过文字关，以提高阅读医学书籍的能力。 我除致力于医学事业外，对古代的文、史、哲著作亦颇为雅好，《廿四史》、《资治通鉴》、《古文观止》是我经常阅读的古籍。同时我还向学生们推荐《聊斋志异》这部文学名著，该书文笔流畅，文字简练，文体接近白话而古朴，值得我辈仿效。“磨刀不误砍柴工”，以上这些，对学好中医是大有裨益的。 （二）源流和方法 读医书，历来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从源到流，其二是从流到源。前者一般是先儒而后医者；后者多为民间的师带徒者。这两种途径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前者重理论少实践，后者重实践轻理论。我认为，单纯注重一端都是片面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四大经典著作，好比水之源头和树之根本，学医者必须扎扎实实地精研细读。因为经典著作是中医的基础，授人以规矩，掌握了它，以后就受用无穷。 现在有些青年医生业务水平提高不快，写不出好论文，主要是这方面的功力不足，人云亦云，胸无成见。中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必须随时接触临床，边读书边实践，业务水平才会有较大的提高；还必须熟读汤头歌、药性赋及通俗浅近的著作，如《医学心悟》等。我认为，习医之初两者同时进行，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互促进。 读书方式要分精读与泛览。四大经典著作及方剂学、药物学等均属精读之列。韩愈曾说过，读书要“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也就是读书时必须手、眼、口、心并用，重要的段落还必须背诵牢记。背诵不但有助于记忆，而且还具有加深理解的作用，古人有“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说法。对于经典著作，我每过一个阶段再阅读一遍，又会有新的收获。只有熟读精思才能熟能生巧，得心应手。历代各医家著作都是在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各抒己见，有所发挥，除个别代表作外，大多属于泛览之列。现代著作刊物，在当今科学日渐昌明的时代，屡有新颖独特的见解和经验，我每记诸事端，并仔细推敲，反复揣摩，或采撷其理论方法，常有收获。 医案是临床治疗的经验总结或失败教训的借鉴，亦是中医实践的精华所在，是临床的第一手资料，我对此亦素有推崇，特别是余震的《古今医案按》、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及秦伯未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均为我经常翻阅，我亦从中得益甚多。 （三）早临证 多实践 治学贵在实践，学用结合，勤于实践，这是学好中医的重要环节。学医的目的是治病救人，就是在医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临床实践来解决问题，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充实理论。我对此极为重视，早年在求学时，文体活动可以放弃，但临床实习从不缺课，见到所学理论在临床得到印证，感到由衷的高兴。章次公老师的高尚医德医风和渊博学识、师古不泥勇于创新的精神、二重诊断一重治疗的方法、熟谙药性善用虫类的经验，均是当时随师学习时耳濡目染而铭记在心的。离校六十余年来，尽管身兼数职，社会活动又多，但我始终坚持临床工作，因为临床是中医的用武之地。 辨证辨病 扬长补短 我早年在上海求学时深受章次公先生“发皇古义，融汇新知”和“双重诊断，一重治疗”思想的影响，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中医治疗注重辨证，从总体上把握人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状态，把人本身的阴阳失调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因而历久弥新，是制病的利器。 中医学和西医学尽管理论体系不同，但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这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采用现代医学诊断手段能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在治疗上采取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使遣方用药更有针对性，关键在于不受西医理论的束缚和制约，而是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做到为我所用。 我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抓住中医辨证施治这一原则，参考西医诊断，在辨证用药的前提下，选择应用一些已被现代医学证实了的、具有某些药理作用的中药。具体用药有三种情况：一是针对病因选用，如抗菌选用黄芩、黄连、黄柏、败酱草、金银花、连翘、蒲公英等；抗病毒则选用大青叶、板蓝根、柴胡、虎杖等。 二是针对疾病的病理变化选用，如胆囊炎、胆石症多为细菌感染，胆汁高度浓缩，炎性细胞浸润或结石梗阻，此时根据中医辨证，除采用疏肝理气或清热通腑的治疗手段外，还可配合具有利胆抗炎作用的蒲公英、大黄或具有溶石排石作用的金钱草、生茜草等。 三是针对疾病的某一突出症状用药，如高血压头晕、头痛明显者，除应用平肝潜阳药外，再选用既有中医平肝功效，又有西医镇痛降压作用的天麻、钩藤、黄芩、蔓荆子、白蒺藜等；高血压伴有腰部疼痛者则选用既能降压镇痛，又可补肾通络的杜仲、桑寄生等；咯血或上消化道出血我习用泻火逐瘀之生大黄、白及粉、三七粉，定名为“三圣散”，小剂量分多次咽服，有迅速止血的作用。 重剂猛药 可起沉疴 中医治疗急危重症自古有之，且治法多样。我坚决反对所谓“急性病看西医，慢性病看中医”，甚至将中医当成养生保健疗法的片面认识。事实上，中医治疗急危重症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我非常推崇古训“六腑以通为用”，常用通利疗法（泻下法）来排除燥屎、荡涤实热毒素、攻逐水饮、祛除痰浊瘀血虫积，达到“实则泻之”、“推陈致新”的目的。通利疗法不仅通导大便，排除燥屎，更有其广泛的含义，凡是攻逐里实的一类治疗方法均可列入通利法之范畴。 通利法的作用主要有： ①疏利中焦，通调升降。 ②上病取下，釜底抽薪。 ③荡涤邪热，存阴护液。 对于内科急症，针对病情急、重的特点，最常用的方法当推效速力峻之下法，大黄为必用之药。 因此，我自拟大黄清化汤治疗急性胆道感染、急性胰腺炎、急性肝炎、支气管扩张咯血、中毒性菌痢等，常获满意疗效。该方由大黄、柴胡、黄芩、枳壳、木香、金银花组成，以大黄为主药。大黄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其性寒，味苦，入胃、大肠、肝经，有泻热毒、荡积滞、行瘀血之功，向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柴胡有解毒、镇静、镇痛及抗炎作用；黄芩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枳壳有行气宽中、化痰、消食之效；木香理气消滞；金银花清热解毒。全方具有清热化滞、宽中理气、通腑泻火之功。 根据前人经验和现代医学实验成果，我认为大黄一味与相应药物配伍应用疗效迅速，为祛邪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其用量须达到10～20g方可取效。 曾有一位持续高热的住院病人，临床疑诊为伤寒，经服藿香正气散合葛根芩连汤后仍高热不退且大便秘结。我查房后辨证为热重于湿、邪在气分、腑气不通之湿温，宜用白虎加苍术汤另加生军10g以清气泄热，化湿行腑。当时几位住院医师心存疑虑：既已疑为伤寒，若用生石膏、生军等苦寒泻下药是否会引起肠穿孔甚至肠出血？ 我以为既然辨证准确，尽可大胆用之，况且病人发病未到2周，一般不会出现肠穿孔，用大黄却可起到釜底抽薪、引热下行的作用。 结果病人服药1剂后大便即通，3剂后热退，待伤寒诊断明确时病人已临床痊愈。 我对痹久入络，关节肿痛畸形，久治不愈顽痹者常选自拟之四物马龙汤治疗。 该方由当归四逆散合龙马自来丹两方加减组成，方中马钱子属于中药剧毒药。但我认为马钱子一药性味虽苦寒但不伤胃，只要审因用药，配伍适量，可寒可热，能补能行，一药多能，实为他药所不及。然而临床应用应从小剂量开始，渐增至适宜剂量为好，一般马钱子粉成人每次口服量在0.3～0.5g为宜，常能迅速止痛，控制临床症状。 （经方学堂按：马钱子有毒，建议不宜使用，以免招来医疗事故。） 虫类搜剔 蠲除顽痼 虫类药大都具有通络除痹、活血祛瘀、搜风剔邪、息风定痉、补肾助阳等功效，但药性多峻猛有毒，故一般医者不常应用。 我对虫类药悉心研究几十年，用以治疗各种顽症痼疾，不但能控制症状，且每可收治愈之功。如我常用全蝎、蜈蚣、地龙、僵蚕治疗癫痫，其中全蝎、蜈蚣息风止痉，地龙、僵蚕既能泄热定痉，又可涤痰化浊。 据药理研究，全蝎含有一种毒性蛋白质蝎毒素，蜈蚣则含有与蜂毒相似的两种有毒物质，两者均有显著的抗惊厥作用，故对癫痫有效。虫类药的应用往往随其配伍不同而异，如全蝎配钩藤、紫河车名“钩蝎散”，用于治疗偏头痛（血管神经性头痛）；配穿山甲名“蝎甲散”，可治流火丹毒；配白花蛇、蜈蚣名“蝎蛇散”，治疗增生性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对于肝硬化失代偿期出现腹水，我常选蝼蛄、蟋蟀以利水消肿；若肝硬化腹水脾肿大明显时，则于处方中加入地鳖虫以活血散瘀、消癥破坚。 支气管哮喘为发作性的过敏性疾病，发作期时我常选地龙、僵蚕以平喘祛痰，而在缓解期则以蛤蚧合紫河车、黄芪、五味子、地龙等药研粉吞服以补益肺肾、健脾益气。我还以自拟之“四物三色荆防草”（四物汤加黄芪、白蒺藜、首乌、荆芥、防风、甘草）治疗荨麻疹，对慢性屡发或久治不愈之风疹再加蝉衣、僵蚕则收效益佳。 我在使用虫类药的实践中，总结出几点经验： ①部分虫类药以研吞效好。 ②虫类药用量不宜过大。 ③尽量炮制后使用。 ④孕妇、妇女经乳期、年高体弱者均需慎用或禁用。 寒热并调 善用经方 寒热并用是指同一张处方中既有寒凉药又有温热药，此法应用最广者要属张仲景的《伤寒论》，在全书112方中，寒热并用的方剂约占四分之一，说明此种配伍是仲景治疗法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仲景方结构严谨，遣方用药独具匠心，组方构思寓有深意，疗效确切，向称经方。我深谙仲景方寒热互用之妙，认为寒热并用法发展了《内经》“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和“治寒以热，治热以寒”的立法理论，突破了寒证单用温热或热证单用寒凉的治疗。 寒热并用法的作用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利用药物各自特有的功效，针对病证的寒热错杂分别治之； 其二是利用药物之间相互对立又统一的规则，充分发挥药物的最佳疗效。 如临证时凡见腠理素虚，卫外不固，或脾胃虚弱，或年老体弱，伴有寒热发作，骨节酸楚者，我常投之以柴胡桂枝汤而取效。 柴胡桂枝汤系张仲景专为治太阳表寒、正气已虚而兼少阳半表半里、寒热虚实错杂之证而设，用以治疗少阳证兼有太阳表证，全方寒热并用，共奏和解少阳、疏表散风之功。在具体运用时仍须仔细辨证，故用法有异。 若恶寒发热并存但发热较重，则重用柴胡、黄芩以和解退热；若寒热发作而以恶寒为主，则重用桂枝以增强解肌发表之力。 又如在风湿性或类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期，症见发热、汗出恶风、关节肿痛，中医辨证属热痹者，我常选用祛风清热、化湿通络之白虎加桂枝汤，每获良效。 对于顽固性的口腔溃疡，伴见咽痛干燥、脘闷纳呆、舌红苔腻者，此乃中焦湿浊内蕴化热、浊热上蒸所致，宜选苓桂术甘汤加芩连治之，取苓桂术甘温药和之以化湿浊，黄芩、黄连寒药清之以除内热，一般服药3剂即可显效，服药5剂溃疡愈合。 再如治疗上消化道出血，以三圣散（生大黄、白及粉、三七粉）吞服同时配以小建中汤之类，取温中药既可温胃健脾，又能监制大黄之寒性，助大黄止血而不留瘀。 对药验方 彰显奇效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核心。辨证可明脏腑之阴阳，施治则本于方药。所谓辨证立法，以法统方，如要精于方，必须精于药之配伍。中药的配伍变化很多，可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如果随意凑合，势必出现杂乱无章或叠床架屋的现象。对药即是双味药的配伍应用，可增强药力，减少副作用，产生不同效应。 对药的优点是通过药物的有机配合，提高药物的疗效，更有相互作用而产生特殊效果者，它包含了中药配伍中的相须、相畏、相反等作用，亦即现代医学所谓的协同作用与拮抗作用。至于对药与方剂的关系则是不同范畴的两个方面，是介于中药与方剂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的，一个组织严谨、方义明确、疗效可靠的方剂，往往包含了若干药对，或以一药为主而组成。 如麻黄本为发汗药，但若配合适量的石膏则可减轻它的发汗作用，而发挥其宣肺平喘或开肺利尿作用。 荆芥为解表药，如配防风为辛温解表，配菊花或薄荷则成辛凉解表； 如配白芷可治前额头痛，配川芎则治两侧偏头痛，配藁本专治颠顶头痛。 再如黄连配肉桂可治心肾不交之不寐，半夏配秫米则治胃中不和之失眠。 又如蝼蛄和蟋蟀均为利水良药，但前者性寒而力峻，后者性温而力稍缓，两药合用，则其效益宏。 博采众方，择善而用，体现了中医辨证用药的一大特色。 我平时重视民间单方、验方的疗效，充分肯定其“简、便、廉、验”的优点，悉心搜集，辨伪存真，通过临床使用，验证其疗效，并设法通过配伍，减少其副作用，扩大其应用范围。 我常用生麦芽30～60g配合八正散治疗前列腺炎，效果较为满意。 又如治疗肺脓肿，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加用金荞麦30～60g可增强排脓化痰之效。 对牙龈肿痛者常用露蜂房10～15g煎汤含漱，消肿止痛作用颇佳。 另外，我常以九节菖蒲30～60g配合柴胡疏肝散或承气汤类方，用以治疗腑实气滞腹胀满痛者（如单纯性阑尾炎）疗效较好，因九节菖蒲能促进肠蠕动，从而使阑尾腔内炎性分泌物排出加速。 善于继承 贵在创新 我在七十余年的医学生涯中，坚持对中医理论的不断探索和对临床经验的有效积累，同时又非常重视对现代医学的学习，主张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正是这些学习习惯和治学经验，使我在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术方面颇为得心应手。 我认为，除精读四大经典著作外，对历代流派中的代表性论著亦须作深入的了解，同时除对自己专业外的其他临床各科也需有基本的认识，这对指导临床实践和做好整理总结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在研读古籍时又必须知常达变，如《伤寒杂病论》有结构严谨的理法方药，并经后人千百年实践而得到验证。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对疾病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治则用药还不够全面和广泛，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如我用大柴胡汤治疗胆囊炎胆石症、急性胰腺炎、急性腹膜炎等，就扩大了经方的治疗范围。 中医对疾病的辨证分型，有的过于繁琐，使初学者较难掌握。 如以高血压为例，我认为高血压的病机是肝肾阴阳失调为主，因此降上逆之肝阳、滋下虚之肾阴就成为该病的治疗大法，故拟订了肝阳上亢用天麻钩藤饮加减、肝肾阴虚以首乌延寿丹加减的治疗方法。这种分型执简驭繁，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又如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我根据久病多虚及虚实夹杂的病理现象，拟订了扶正祛邪的治疗方法，选用人参叶、生黄芪、仙灵脾、茯苓、柴胡、蒲公英、蛇舌草、虎杖等进行加减治疗，既增强了患者的免疫力，又抑制了乙肝病毒，促进了肝脏的修复，收效颇佳。 我平时比较重视资料的积累，门诊之余，温经典，查文献，联系临床，结合体会，摸索规律，每有心得，撰写论文。自1936年迄今已在国内发表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辨证施治》等41篇论文，此外，还编著出版了《中医痹病治疗学》、《仲景方临床应用》、《药对经验集》、《中医临床备要》等著作，以弘扬中医，哺育后人。 我虽年过九秩，仍然心系我终生挚爱的中医事业，心系我为之奉献毕生精力的广大病员。我决心在有生之年，继续为振兴中医事业尽我的绵薄之力。 （方洁、张子久协助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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