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十五年九月壬子,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晁错名列其中。 《汉书·爰盎晁错传》不厌其烦地记录了晁错的数条对策,其中一条,列举了文帝登基以来的代表性善政,并总结道: 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 翻译过来就是文帝上台之后,废除秦朝乱法,为天下兴利除弊,变更旧法,还百姓以安定, 有大功数十条,都是前代所无从比拟的,而文帝推行之,可谓行正道有厚德,天下百姓何其幸运? 注意其中的四个字: 变法易故。 过去我们往往以为文帝属于“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那么,“变法易故”是不是黄老政治? 且看一下“清静无为”政治的源头——萧规曹随。 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 翻译一下,即汉惠帝元年,废除了诸侯国设置相国的法令,令曹参为齐国的丞相,此时的齐国有70城之广阔领土,时值天下刚刚安定,齐王刘肥正当年富力强,曹参于是征召境内的长老、百家之士,求教如何安定、聚集百姓,没想到齐地遗留下来的儒生数以百计,却各自说法不同,让曹参无所适从。 直到曹参听说胶西地方有一名擅长治黄老之学的学者,名叫盖公,就派人重礼邀请,等到见面之后,盖公告诉曹参,治理之道最上等的就是“清静”,则百姓自然安定,并以此为宗旨告知具体的措施。 曹参于是让出自己府邸的正堂供盖公居住,以尊重之。在他的治下,则行用黄老之术,为齐相9年,国内安定,百姓称颂他为贤相。 这段记载,说清了什么叫“清静”,而“无为”,则在下一个故事之中,见《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 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 这段太长,不过还是需要翻译一下。 萧何将死时,只推荐了曹参作为自己的继任者,而曹参代相之后,凡事毫无变化,一切遵从萧何时的惯例。 他任命地方长官往往选取不擅长文辞,有点木讷的人,而选择丞相府的办事公务员(丞相史),则喜欢忠厚长者,凡是纠缠律令,用法烦苛的刀笔吏,或者是想邀名取宠的精明人,则往往罢黜之,每天也不管事儿,就是坐那儿喝酒。 不过曹参如果发现人有“小过失”,往往亲自帮忙掩盖而非治罪,所以府中不折腾。 这些情况,看在汉惠帝眼里,就对曹参的儿子曹窋说,你回家劝劝你爹,别说我说的,怎么当丞相不管事,而且还不对我“请事”(即大事交天子定夺)呢?难道说是嫌弃我有什么不足吗? 曹参儿子说完,挨了老爹200板子,结果惠帝挂不住了,说,你收拾儿子干嘛,是我让他问的。 曹参摘下帽子跪地解释,你觉得你比你老子高帝刘邦如何?惠帝说那哪儿敢比,又问,你觉得我比萧何如何?惠帝说好像你差也点,曹参立刻接话: 您说的对,高帝和萧何定天下,法令已定,也以明示天下,您就安居九重,我就安守相位,咱们都照着前人划出的道儿来,不好吗?惠帝称善。 简而言之,“无为”是绝对减少当权者个人意志的干扰,让制度体系自然运行,在前人划定好的路上走,不做更张。 在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之前,历代前贤认可的“前人划定好的路”是“轻徭薄赋”之路,待到《二年律令》现世,我们才发现,这条路其实还是“秦制之路”,那么,“清静无为”除了不兴大役又和秦政有什么区别?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绝秦之迹、除其乱法、兴利除害、变法易故”的汉文帝一朝,真的是“清静无为”国策的延续吗? “变”和“不变”,当然是两回事。 其实,《史记》、《汉书》根本没说汉文帝行的是黄老之政,恰恰相反,在《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里有一段大同小异的文字: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也就是说,汉文帝本人喜欢的是刑名之言,兼爱儒生,并没有表现出对黄老之术的爱好,至于过往将《汉书·食货志》中的“约法省禁”扣在文帝的头上,对照下《史记·平准书》的原出处,其实是班固的笔法问题,他将司马迁原本描述的“惠帝、吕后”政治安在了汉文帝的脑袋上。 “黄老之术”的真爱粉是窦太后,也就是文帝的皇后,在《史记·外戚世家》里有这么一句话: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 亮点在这“不得不”三个字上,文帝活着时候,肯定不会“不得不”听她的“清静无为,无所更张”,恰恰相反,“除秦之迹,变法易故”,才是贯穿整个文帝时代的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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