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论今古之争

钱穆先生论今古之争

苦茶

所谓汉今古文之争者，如斯而止。大抵今文诸家，上承诸子遗緖，用世之意为多。古文诸家，下开朴学先河，求是之心为切。无今文之启行，则经学无向荣之望。无古文之后殿，则经学无坚久之效。此自学风推移，与时消息，非尽人意。而晚近学者，张皇幼眇，谓当时今古壁垒，若何森严，彼此界划，判若鸿沟；寻其渊源，为之部署，怪言奇论，相生无穷，将以辨孔学之真相，决是非之定谳，则亦徒劳之事也。然汉儒今古文之争，其情实虽仅止此，而实中国学术潮流一缩影也。何以言之？当春秋之季，孔子慨于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梦见周公，自负后起，遂开诸子之先河，为学术之滥觞，是之以“古”争”今”也。逮夫儒、墨攘臂，同言尧、舜，而庄周、韩非目击世变，痛论排抵，其极至于秦人，统学归政，焚诗、书，坑儒士，则又以“今”争”古”也。及乎汉兴，黄、老、申、商、厥势未衰，而公孙、董氏，重提古文，汉武从之，崇古黜今；而今文博士，曲学阿世，自为一阀，别有古学，崛起相抗；是同为“古”争“今”也。末叶，古学既盛，经籍之焰，势可熏天，会稽王充，独标异帜，讥切时俗，不蹈陈见，是又以“今”争“古”也。乃有嵇、阮，扇风扬波，淸谈是尙，脱略礼法。玄风推荡，皈依西土。豪杰之士，远行求法，大造译事。虽往异域，辟新径，而实何异于有志之士之想慕夫唐虞三代之盛者？是亦一以”古”争“今”也。及其达摩东来，禅宗继起，直指本心，不着一字，万千经典，如拨重雾，则又以“今”争”古”也。久而倦焉，则又返寻，而有濂、洛、关、闽之学，则复以“古”争“今”矣。然格物穷理，难免支离，鹅湖之会，异同既判，阳明一出，遂揭良知，则又以“今”争“古”也。自龙溪、泰州之后，疏决洪澜，掀翻天地，东林、昆山，递相挽掩，顾氏之言曰：”经学即理学也。”则重为以“古”争”今”也。从此、吴、皖朴学，蔚成风气，而常州一派，遂倡今文，康、梁因之而言变法，则又以“今”争“古”也。自此而下，迄于今兹，文艺思潮，波谲云诡，深识之士，惄焉忧之。或寻故国之文献，或究西欧之实业。要其崇实黜虚，舍我依人，将重为以“古”争”今”之势，则断可知也。学术之道，或反而求之于己，或推而寻之于人，“今”“古”之争，遂若循环而无端。彼汉儒恳恳，固亦无逃于此矣。（《两汉经生今古文之争》，钱穆《国学概论》第四章，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118页）

　　苦茶案，此为宾四先生论及汉代经古今文之争，兴之所至，故以古今为题，而纵论古今学术。欲识古今之争，则宾四先生所论，岂可忽于眉睫？观其所论，仍为文质互转，本末异势，此为宾四先生论学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