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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端甫  胥端甫（1906-1992） 胥端甫，字抑庵，四川省盐亭县人。国立四川大学毕业后即参加抗战，并任教从政数十年。工诗词，肆力工部、剑南与辛幼安。著有《刘铭传抗法保台史》《诗史与世运》《明清史事随笔》《芝山艺谈录》等书。（照片来自《明清史事随笔》） 蒙文通先生，吾盐亭近代唯一之学者，蒙公甫先生君弼之子也。盐亭分三区：城厢与玉龙镇属第一区，出北门，柏梓场区域属第二区，出东门，金孔场区域属第三区。蒙先生第二区人，二区北接南部，西接三台，多山岳，民性较强悍。以富庶论，则为第一区，第三区次之；以人物论：今在台之第二兵团副司令胥立勋将军属一区玉龙镇人。已被共斗争遇害，前长芦盐运使，江西省秘书长，民政厅长，四川省财政厅长任师尚望达先生属三区九龙场人。论学术，则仅文通先生一人而已。 公甫先生为县中前辈，为学者有科名，曾宦西藏，有名于时。民十六年，余进县立中学，曾见过先生，美髯，年虽高，精神尚奕奕。家饶于财，图书甚富。 文通先生，幼承家学，闭门读书习礼，不与外务者有年。中华民国成立之一二年间，学经学于成都学院。时廖季平、刘师培与吴伯朅任讲席，三人或崇古，或尊今，或会而通之，皆持之各有故，言之各成理。先生朝夕所闻，无非矛盾，非常惊骇。如是者历有岁年，口诵心维，自求解答，而莫敢发一问。然愈求解答，疑义愈益滋多，而疑终莫能解，此是蒙先生最苦闷之时期，而亦为治学者极大之关键。在此关键，能有艰苦卓绝，锲而不舍之精神与毅力，以突破之，则豁然贯通之境界来矣。否则一遇阻障，而意冷心灰，安能有获，此古今来，为学者多，而成功以名家者，寥若晨星，殆坐此故耳。 原来井研廖先生与刘师培对于礼与数、古与今，见解上自有其同与异。初学闻之，安得不惶惑而疑之，疑之而莫解？探研既久，自有初步之启悟。蒙先生在其所书经学抉原一书中，一则曰： 「自井硏廖先生，据礼数以判今古学之异同，而二学如冰之炭不可同器，乃大显白。谓二学之殊，为孔子初年晚年立说之不同者，此廖师说之最早者也。以为先秦师法与刘歆伪作之异者，廖师说之又一变也。以大戴管子之故，而断为孔子小统与大统之异者，廖师说之又三变也。仪征刘先生著论，以为东西二周。疆理则殊，雒邑鄗京，礼文复判。此刘师释今古学之微意，而未大畅其说者也。四说虽立意不同，而判今古为不可相通之二学则一也。」 同一学院中，师说纷歧，而能有此识解与认定，未尝不是学有进境。再则曰： 「依礼数以判家法，此两师之所同。吴师亦曰：『五经皆以礼为断』。是故师门之绪论谨守而勿敢失者也。廖师曰：『齐鲁为今学，燕赵为古学，鲁为今学正宗。齐学则消息于今古之间。壁中书鲁学也，鲁学今文也。』刘师则曰：壁中书鲁学也，鲁学古文也，而齐学为今文。』两先生言齐鲁学虽不同，其舍今古而进谈齐鲁又一也。廖师又曰：『今学统乎王、古学帅乎霸』此皆是导余以先路而启其造说之端」。 旨哉「此皆是导余以先路而启其造说之端」之言也。为学之患，患在异口同声，共同一说，学者则信而不疑，真理晦矣。蒙先生有此识见，而较师说之异同，自辟蹊径，自求真理，自复古人面目，而独立以成一家，此英雄豪杰之作为也。 民十一年初秋，先生下重庆，身陷匪窟，稽滞峡中，凡所闻见，都是惊心动魂之形，寝不寐而食不饱者一月有余。在此忧患之时，思想反而纯一，再来寻求以上旧有名义，随时都有开悟。据其自白，乃曰：「推本礼数，佐以史文，乃确信今文为齐鲁之学，而古文乃梁赵之学也。古文固与今文不同，齐鲁亦与鲁学差异：鲁学为孔、孟之正宗，而齐、晋则已离失道本；齐学尚与邹鲁为近，而三晋史说动与经违，然后知梁赵古文，固非孔学，邹鲁所述，斯为嫡传。后脱险抵渝，走笔追述所得，尽三日之力乃已爰益以旧稿，著论九章，以赞师门之旨。稿既脱，乃南走吴越，博求幽异，期观同光以来经学之八变，而戎马生郊，故老潜遁，群凶塞路，讲习奚由？遂从宜黄大师间成唯识论以归。」 以上文字，为蒙先生治学重要之叙述。吾人首先就其治学生活，能为两点，加以说明： 一、以贵公子身份，从僻壤之乡，来到成都省垣，日闻异说：迷惘苦闷，释解无从。自民一、二年，到民十一年，整整十年之间，都在学而思，思而学，精神上所受之压力为何如？ 二、从十一年适渝陷匪窟，除心惊魄悸而外，还寝不寐而食不饱者月余。及脱险，再南走吴越，正是国事川事扰攘之时，所谓戎马生郊，故老潜遁，群凶塞路，讲习奚由」，更受到物质与精神双重打击矣。 从以上两点艰危困顿中，钻研索讨，再从「确信」云云而结论出：「然后知梁赵古文，固非孔学，邹鲁所述，斯为嫡传。」到脱险抵渝，即完成经学抉原之初稿，而又南走吴越，间成唯识论以归，其学术思想更转到另一境界焉。丁卯春者，民十六年也，山居多峻者，家居无事之时也。盐亭二区，虽系产生「鹅溪绢」之地，然实山多地带，景物间美，乃作古史甄徵。戊辰十七年，又草天问本事，则又知晚周之学有北方三晋之学焉，有南方吴楚之学焉，有东方齐鲁之学焉。乃损旧补稿以为十篇，旧作议蜀学一篇并附于末。于是经学抉原，始三易稿而成书问世，即今日台湾所留存之作也。以上所云云，亦即其早年治学之经过与成就也。 前所提到廖先生据礼数以判今古学之异同，原著未见。蒙先生「推本礼数，佐以史文」，始完成上述两书，则礼与数势不能不在此试加以疏解。 以礼言二十三经中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周礼是一套理想之政治制度，仪礼是宗教仪式与风俗习惯之混合体，礼记是儒家杂述礼制与其变迁之历史，或礼之哲学理论。综而论之，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核其所用，实内圣外王之本，而以经国治民与人伦日用交往之则。在荀子礼论篇中，纳为三本，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贵人」。是吾中国人家家户户神龛上「天地国亲师」之神牌位所由来也。天地代表生命之本源，亲即祖先，代表家族之本源，国与师，代表政教之本源。故礼包罗万象，为国家治乱之根本也。 以数言：经学抉原，旧史第一即引庄子天下篇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此一数度，疏解之云：「数度者，仁义法名等也。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即尊卑礼命之多寡，而亦有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其数散于天下」之数字，李勉庄子总论及分篇评注一书，即指为上文「诗、书、礼、乐」，或指「法、名、参、稽」。是「礼」亦包括于数之中，而数又为诗、书与乐，至于易之内容，包括「易象、易数、易理」三者，则礼与易岂得区则为二，以为冰炭之不同器哉？单以易数言，卽可推求宇宙之奥，穷究万化之原。 廖先生据礼数以判今古学之异同，蒙先生又「推本礼数，佐以史文」，更进一步，完成经学抉原与古史甄微两书，遂沿经学而究上古史，继宋代眉山苏氏而赞师门之旨，以建树蜀学之旗，此吾之所以以英雄豪杰推之也。经学抉原序作于成都国学院，时为民十七年仲冬，当时已任国学院经学讲席，即以此十篇之说，用代讲疏。其目次：则为旧史第一、焚书第二，传记第三，今学第四，古学第五，南学北学第六，内学第七，鲁学齐学第八，晋学楚学第九，文字第十。外附议蜀学一篇。将几千年经籍之源流条贯，分合异同，是非得失，剖析极明，而礼与数深微奥远之趣，后来有志之士更可循其津途，发挥大用。然自孔家店打倒迄今，而能问津者谁欤？古史甄微十二篇出版，不胫而走，颇得盛誉。今商务印书馆列入人人文库中。兹不赘。 韩文公退之与襄阳书曰：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若廖蒙两先生者，为之前、为之后，皆无愧也。季平廖先生之学，一变、二变、三变，乃至四变。夏敬观作廖平传更曰：「平治经，凡六变。」其学世之知者，皆逮其一、二变而止，三变以后，语日益诡，理日益玄，虽其及门，莫能赞一辞焉，而蒙先生却能宏其学。康有为剽窃之，集经今文学之大成，遂导维新政变。然宏扬廖先生之学者，仍为蒙先生一人。余撰经学家廖季平的生平，曾有详尽之说明，不再具引。而蒙先生之著作具在，与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政制考，长兴学记等书，皆可互证也。 民十八年，曲学家卢先生前来任四川大学教授，蒙先生兼任川大讲席。民十九年暑假，余上成都以后，蒙先生卢先生同住一室，余遂时时过从。盖民十六年余读县中，先生回里，即曾谒教，在余印象中，已是一位霭然仁者。于成都过从，则又须髯飘然，与卢先生可称庄谐双璧。当时先生对佛学修养湛深，且为余言：「夜坐室中，曾发现佛光莹然满室」。聆之至为惊喜。余之响往佛学，此为滥觞。惟慧根太浅，兼障累尘氛，虽佛籍罗烈尚多，终未披探其奥，山门外小沙弥亦不够格，遑论参禅，至为惭疚！ 余自芦沟桥事变从军，于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由蓉而京、而徐海、而汉皋，二十八年，再湘北，而鄂南；三十二年而陇上。以至三十五年，均不曾与先生晤面。三十六年，余过成都，先生任省立图书馆馆长，曾谒访聆教一次。三十七年正月，余来台湾，迄今又二十余年，余已满稀龄之岁，如果先生尚在人间，已是期颐老翁矣，余尝谓：章太炎讲国学而不能经世，刘师培治经学而品不足以牖民，今违难海隅，连章太炎、刘师培都寥寥若晨星焉，故对先生，至为怀念？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一日 胥抑盦於台北市士林区芝山精庐 本文原载《四川文献》1975年3月（第15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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