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阳明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被誉为“真三不朽”者，其思想贡献尤其卓著。其良知心学远承孟子，近继陆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所谓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创立、其后学传承光大、合“良知”本体论、“致良知”方法论、“知行合一”实践论、“亲亲仁民”民本论四位一体的良知心学。《传习录》三卷的内容集中体现了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现择其思想精华概述如下： 一是“良知即天理”的良知本体论。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心”本体论。但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如答徐爱问时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说：“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传习录上》）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观点。他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可见，“良知”二字，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是确立道德理性的“心”之本体，这个“良知”，从根本上讲就是道德自觉。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天理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这就叫“致良知”。王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阳明的《咏良知》诗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又说：“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下》）“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这都说明，“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宗旨。 三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论。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又说：“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传习录中》）“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但王阳明虽然讲知行不可分，实际上他更重视力行实践的工夫。所以其后学黄宗羲在解说王阳明“致良知”说时作了“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工夫”的解读，则“致良知”便是“行良知”。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 四是“亲亲仁民”的“民本”论。这是王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传习录上》）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这明显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 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其时代价值并加以发扬光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