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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哲学就有怀疑，怀疑的历史和哲学历史一样悠久。 怀疑作为哲学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其形态是多样的，但归纳起来可概括为古典的本体论式怀疑论和近代方法论的怀疑论两种，其他怀疑论形态或是其中的变种或留有其中的怀疑基因。 怀疑精神根本上讲是时代的产物。 怀疑是哲学的清醒剂。 哲学因疑难困惑而怀疑，真正解决疑难困惑的秘密武器不是理论自身，而是实践辩证法。 关键词：哲学;怀疑;实践辩证法 一、哲学怀疑的根据何在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讶。 其实“惊讶”之中就包含着怀疑的哲学情绪。 怀疑是哲学的“清醒剂”。 哲学诞生于怀疑之中，哲学诞生早期，古希腊哲学家们为了探索寻求宇宙万物的“始基”，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他们大多深信一组未经澄明的哲学前提性观念：宇宙万物是一个有规律、有秩序合乎理性的有机整体。 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曾指出：“自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想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 ‘哲学’(‘爱智’)就是希腊人赋予这样一套映现现实结构的观念的名称”[1]。 正是由于这一套统一的“始基”观念后来不断遭到哲学家们的种种质疑，因而才有了从古典哲学走向近代哲学、现代哲学乃至后现代哲学演绎的历史。 应该这样说，古希腊哲学家们是从某些“未经澄明的哲学前提性观念”出发开始自己的哲学沉思，假如古希腊哲学家们最初就因为怀疑这些“未经澄明的哲学前提性观念”而放弃哲学沉思，那么，西方哲学可能会呈现出另样的哲学图景。 当然，由于哲学本身所固有的批判本性，这些“未经澄明的哲学前提性观念”必然会不断地遭受到种种质疑，受到来自不同维度的强有力的挑战和批判。 让“未经澄明的哲学前提性观念”变得“清晰自明”，这是哲学家们始终不渝的理想追求和神圣使命所在，但从最终结果看，哲学家们虽然给自己提出了理想和神圣使命，让“哲学地基”坚固起来，让“未经澄明的哲学前提性观念”变得“清晰自明”，但这样的神圣使命哲学家是完不成的，这是哲学的宿命。 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进程看，象西绪福斯的劳作一样，哲学家始终在怀疑的路途上行进着，不过他们推动的不是“岩石”，而是“疑问”。 康德就此总结性地指出，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止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了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2]。 翻开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哲学景象：每一个哲学家都自信地认为自己澄明了“清晰自明”的哲学观念，找到了坚固可靠的“哲学地基”，结束了哲学“乱象”，发现了某种“全新的东西”和“哲学的真理”。 而其他哲学家则怀疑、反驳和批判这种哲学的“自信”。 这样哲学家们总是彼此怀疑，相互批判，整部哲学史就像战场一样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堆满着死人的骨骼”。 因此，哲学总是在不断地忙于“推倒重建”、“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做“清理地基”的工作，这其中充分彰显出了哲学的怀疑精神。 每当人类历史遭遇时代危机时、哲学思维发生重大转向之际，往往是哲学怀疑最为活跃的时期。 哲学的怀疑精神根本上讲是时代的产物。 黑格尔说：“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3]。 一般而言，哲学怀疑精神是在这样的时代出现:“即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私利的观点，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 精神超出了它的自然形态，超出它的伦理风俗，它的生命饱满的力量，而过渡到反思和理解。 其结果就是它攻击并动摇了现实的生活方式、伦理风俗和传统信仰。 因而出现了一段破坏的时期。 再进一步于是思想又集中于内。 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而旧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4]，怀疑思想就会开始出现。 因此，怀疑既是哲学的清醒剂，也是时代的清醒剂。 二、哲学以何种方式怀疑 怀疑是哲学的固有本性，有哲学就有怀疑，哲学史总是伴随着怀疑论者的身影，怀疑的历史和哲学历史一样悠久。 应该说，怀疑作为哲学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其形态是多样的，但归纳起来可概括为古典的本体论式怀疑论和近代方法论的怀疑论两种，其他怀疑论形态或是其中的变种或留有其中的怀疑基因。 寻求一个可靠的“自明性”的理论支点或理论前提一直是很多哲学家的理想追求，但是这个“自明性”的理论支点或理论前提是否存在，若存在我们能否认识它，也一直引起怀疑论哲学家们的怀疑。 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证据都可被一同等有力的证据所反驳”。 如早期的“实践的怀疑主义”，晚期对独断论进行系统性批判的爱那西德穆的“十大论式”、阿格里波的“五大论式”等等。 “十大论式”主要挑战感觉经验，对事物采取不作判断“存疑”的态度;“五大论式”则直接针对形而上学本体论，“五大论式”中的“无穷后退”、“假设武断”、“循环论证”成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困境[5]。 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把“认识你自己”和“我知道什么”作为认识原则，认为人是变化无常的创造物，“关于人找到确定不变的判断是困难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对同一事物不可能作出同样的判断。 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开始的，但感觉是虚假的会欺骗人，因此，我们必须持怀疑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认识，挑战权威，认为任何独断和固执己见都是愚蠢的、确实的标志。 蒙田以“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积极态度去探索“不知道”的事物，彰显出不断进取的精神。 近代哲学主要解决的是求知的问题。 求知必须先要有正确的方法。 无论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还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都极其重视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运用，并深信运用分析和综合的理性方法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发现新知识。 他们都反对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的逻辑，都对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表示怀疑，认为其方法是错误的，不能给人类带来新知识。 培根认为，为了实现科学的伟大复兴，必须批判传统，消除偏见(四种假相：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他以《新工具》的归纳法取代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演绎法，用新的方法探索新知识。 但培根开创的经验主义认识路线在休谟那里却遭到严重质疑，“休谟问题”由此惊醒了独断论“迷梦”中的康德。 笛卡尔指出：“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一切”成为笛卡尔全部哲学的第一信条。 之所以要“怀疑一切”，是因为感觉和理智都可能会欺骗我们。 但“怀疑一切”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怀疑一切”，清除一切可以怀疑的东西，以便空出地方，“然后或者安放上另外一些更好的意见，或者当我把原来的意见放在理性的尺度上较正之后，再把它放回去”。 怀疑的目的是排除可疑的东西，找到毋庸置疑的“清楚明白”的观念，这就是能“思维”、能“怀疑”的“我”，这个“我”成为笛卡尔哲学体系理论上的支点即“阿基米德点”。 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出发，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 黑格尔评价说：“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 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6]。 胡塞尔也承认：“笛卡尔事实上开启了一门全新的哲学。 这门哲学改变了哲学的总体风格，它完成了从朴素的客体转向一门先验的主观主义的彻底改变”[7]。 尽管如此，笛卡尔的“我”、“在”、“思”等自认为绝对不可怀疑的“清楚明白”的观念仍然遭到康德、萨特、海德格尔的质疑，认为“我”、“在”、“思”等不是“清楚明白”的观念，仍然是未经证明模糊的观念需要澄明。 可见，哲学总是对怀疑的再怀疑，是对批判的再批判，是对追问的再追问。 哲学批判的向度【2】 摘要：哲学源于问题，问题是哲学永恒的主题，哲学因为问题而展开批判，发现问题首先需要怀疑。 哲学批判应在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之间、形上批判与形下批判之间、“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间构建必要的张力，既要“上得去”又要“下得来”，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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