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击毙顺治导致满清排斥火器两百年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而出现了两位皇帝被火药毙命的情况，使统治者心对火药等先进的军事科技敬而远之，一味的敌视和排斥，生怕这些技术流落民间威胁自身统治。

顺治爱新觉罗.福临死因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悬案之一，清朝记载对此避而不言，民间一般采信五台山出家之说，而不少学者倾向于史学家孟森提出的死于天花说。最近，一份新发现的史料为顺治之死提供了又一种说法：顺治被郑成功军队毙于厦门　

这份史料为最新发现的一本名为《延平王起义实录》的手抄本，是泉州南安的郑成功宗亲郑梦彪从郑氏后人手中得来的。由于手抄本年代久远，内容文字晦涩难懂，郑梦彪将复印件委托郑成功研究专家、厦门郑成功博物馆原副馆长张宗洽进行研究。张宗洽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两段直指顺治死于厦门的惊世之言：与顺治之死有关的两段文字赫然在目。 

　　其一为：“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帝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秘密而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宣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之，但当时恍惚未敢再信”。译为今文即：有人密报郑成功，顺治皇帝是在厦门思明港被炮轰而死的，大将军达素不敢公布这一消息，京城中查不到顺治的下落，召达素回京，达素畏罪自杀，后太子即位，宣布顺治驾崩，这是朝廷掩盖的手段，郑成功说：“我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当时觉得恍恍惚惚，不敢相信”。 

　　其二为：“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招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文中所说太师即南明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初到北京时，屡次写信劝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只是将他软禁，没有治罪，顺治死后，辅臣苏克萨与郑芝龙有仇，向太子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联想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攻城战斗中被明朝边防军的红衣大炮炸死，再到上面提到的顺治之死，清初两位皇帝就这样因为火药武器而过早的死亡了。这对满清统治阶级内部的震动无疑是极为巨大的，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接下来清朝统治者会对火药的发展做出如此严格的限制，后来的康熙下旨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此事不准行。”他要求满洲贵族不忘祖宗遗训，勤习骑射，以武艺威慑汉人，又研习西学，用新的科技知识对付汉人的文化优越感。他对于采矿、冶金、机械是很少涉猎的。在战争结束后，出于防备汉人心理，限制武器的发展。

恩格斯说：“火药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火器的使用使得战争成为平民的职业，火药使得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胜利。而火药在中国仅仅成了驱魔的利器和过年的玩具，可见满清对火器的禁用，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在清初大约40-100年间，矿业、纺织、外贸、航运、造船、火器制造等等，发展缓慢，有些部门一直未超出明代水平。“直到明朝末年，中国的火药和筑炮技术，并不落后于欧洲，或者是各有长短。明朝后期明军的火炮用精铁铸造，在技术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数量则稳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 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著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理论方面，戚继光《纪效新书》和孙承宗《车营扣答合编》等，从火器的编制、搭配、冷热兵器的配合编组，到火器部队的使用原则，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并创制了车营，提出了“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这样全面准确的早期火器使用要诀。 

清兵入关以后，要求八旗兵仍习骑射，不用火器。绿营兵用火器，但质量低劣。民族的隔阂和不信任，使得清政府多方限制绿营兵用精利火器，更不必说去发展火器。到乾隆年间，中国的火药技术已经落后于西方，而西方侵略者就是凭借新火药和先进的火器，打开了天朝的大门。

在中国，以清代的工艺水平，本是可以对火器作出改进的，至少不该退步。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有了进步，但清代铸炮的工艺却比明代退步，以至于铸成的炮身厚薄不均，孔洞遍布，不堪久用，鸦片战争时甚至出现了新造鸟枪威力反不如百年前旧枪的笑话，康熙年间的超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发明出“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发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虽然细节上有差异，但两种枪的原理相同，都是利用弹药的后座力来实现。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他发明的威远将军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当局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这种白痴的念头，愚蠢地将戴梓充军关外，中国的火器发展乃告停顿，终于被欧洲所抛下。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两位皇帝被火药毙命，而使统治者对火药武器有极大的戒心外，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在理解：

一. 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控制是中国火药化军事革命不能深入发展的政治原因， 宋代以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更加完善。清代统治者则对全国的火器制造实行尤为严密的控制。康熙时火炮有御制、厂制、局制之别，最好的枪炮制造厂局设在皇宫养心殿内，由皇帝直接控制。精良火器由皇室和满洲八旗使用，京城汉军只能用质量最差的局制火器，而外地根本不允许制造使用精良火器。    

     二. 中国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和轻视发明的政策阻滞了火药化军事革命的发展，由于儒家思想在整体价值倾向上偏重于“道”、“器”之辨，强调“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因而在军事上突出战争观的思考，而忽略理论的可操作性。火器的研制和在战争中的运用是军事领域中的新课题，也是很具体的问题，用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军事家们总体上对此反应不是很兴奋，研究有欠深入。到了清代，这种传统观念的消极影响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乾隆80寿辰时，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带着西方军事变革的最新成果访华，包括新式天球仪、地球仪、自来火枪、船舶模型和望远镜等29种科技含量和军事价值高的礼物，但清廷只当“贡品”、“玩好”收藏。 

   三. 从火器研制的角度看，中国一直沿用缺乏精确数量概念的理论方法，如用“阴阳五行化生”和“君臣伦理”学说，来解释火药成份搭配和燃烧过程，使得火药生产纯度不高，威力不能加大。   

  

   四. 危机意识淡漠、战略需求不足使中国火药化军事革命缺乏足够的推动力。自后金崛起于辽东后，几经征战歼灭关外明军主力，也获得了对关内明军作战的火力优势。清军入关后，南明政权以及各地抗清民众、农民起义军都不能抵挡清军统一全国之势，清军的火器都处于优势地位。长时间对敌作战的火力优势和一连串的胜利使清朝统治者满足于现有的火炮鸟枪和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自诩“以武功开国”，反复强调“骑射乃满洲之根本”，不愿组织研制新型火器，改善军队装备和国防设施。之后由于对外封闭，人们不了解世界的另一端在发生什么。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曾经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现象：“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但统治者心胸狭隘，对先进的军事科技敬而远之，一味的敌视和排斥，生怕这些技术流落民间威胁自身统治。本来的考武举期限还要比试火枪射击，后来满清贵族斥之为“奇技淫巧”予以废除；“雅克萨战争”中，清军缴获的俄军的扳机击发式火绳枪，康熙看到火绳枪样品后，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命令清军禁止使用此种新式火枪，康熙的理由竞然是“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骑射虽然能在17世纪还占一定优势，但经过200年的发展，火器最终淘汰骑射，中国人不用的火器洋人喜欢用。阻碍先进技术的愚蠢行为最终得到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