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琳等：从假借看黄季刚先生汉字职用观

泮溪别馆 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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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假借看黄季刚先生汉字职用观

韩琳黄冉

（《汉字汉语研究》2018年2期）

提要 黄季刚先生关于假借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假借分类，区分了“造字的假借”和“用字的假借”，另一个方面即“转注假借说”。本文在回溯黄季刚假借观源头的基础上，总结突出其创新点，尝试用汉字职用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功能的角度对黄季刚的假借观作出新的阐释。

关键词 黄季刚假借职用观

从最初许慎界定“假借”并举出例字开始，“假借”一直是学人探讨的焦点，宋元明“有义之假借”“无义之假借”区分，有清一代“引申假借”和“假借”并用，直至黄季刚“造字之假借”和“用字之假借”的分野都展示出学人对“假借”性质的深度思考，反映出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展。黄季刚先生关于假借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假借分类，区分了“造字的假借”和“用字的假借”，另一个方面即“转注假借说”。在新的语言理论的指导下，章太炎“转注假借说”提出了汉字发展的两条重要规律，一是词的派生推动字的孳乳规律，另一是汉字孳生与节制的辩证统一规律。“假借”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以增加字的功能而节制汉字发展的规律。黄季刚先生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阐发。作为传统语言学的殿军，黄季刚先生的假借观辑采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精华，又在现代语言学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有了新的突破。本文在回溯黄季刚假借观源头的基础上，总结突出其创新点，尝试用汉字职用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功能的角度对黄季刚的假借观作出新的阐释。

1 黄季刚假借分类学术史源头回溯

许慎在《说文·叙》中首次对假借的概念和例字做出了界定：“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但是，在分析9353个小篆字形的时候却没有落实，为后世学者留下了充分的探索空间。黄季刚先生在《黄侃论学杂著·论六书起原及次第》：“六书之总名，始见《周官·保氏》。说其细目，始于刘歆。或遂谓六书之名，至周始有。然观刘云：‘六书者，造字之本。’是仓颉时已有矣。……始制文字而百官治，万民察，若非兼该数义，则文不足用，文不足用，尚何察与治之有？故知假借之法，行于太初；依其理以造形声之字，而假借之用益大。是故形声之字，其偏旁之声，有义可言者，近于会意；即无义可言者，亦莫不由于假借。然则六书为造字之本，使无是者，焉能笼圈一切，消息盈虚哉？”（黄侃，1980：5）这里季刚先生首先引用刘歆的话将六书定位为“造字之本”，其次明确假借之法行于太初，文不足用，兼该数义，本身无义可言。一文兼数义，实即一字多职能，“本身无义”是基于“依声托事”，假借字实际承担的是声音符号的功能。在黄季刚先生的假借分类中，假借字的功能不限于声音符号。“盖假借有造字与用字之别。造字之假借者，可造而不造，如《说文叙》所举令长二字是。…用字之假借者，有其字而未用，《经典释文》引郑康成云：‘其始书之也，仓促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为之，趣于近之而已。’此则言用字之假借也。”（黄侃，1983:182）假借字的另一种功能是音义符号，主要体现在许慎《说文叙》所举令长二字上。学术史上“假借”观流变与对这二字性质和归属的认识密切相关。

追踪溯源，黄季刚先生假借分类与学术史上以下成果相关：

1.1宋元明“有义假借”和“无义假借”

宋代郑樵《通志·六书略第四·假借第六》对假借的界定和分类显示出矛盾：“假借者无义之义也。假借者本非已有，因他所授，故于已为无义。”这一界定和许慎“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界定是相合的。假借“于已为无义”，故而“正不生”，有“讬生”，分类：“然就假借而言之，有有义之假借，有无义之假借，不可不别也。曰同音借义，曰协音借义，曰因义借音，曰因借而借，此为有义之假借。曰借同音不借义，曰借协音不借义，曰语辞之借，曰五音之借，曰三诗之借，曰十日之借，曰十二辰之借，曰方言之借。此为无义之假借。”“有义之假借”“无义之假借”共同的基础是“依声托事”，同音之有义假借指词义引申而语音不变者，如：“初，裁衣之始，而为凡物之始。”同音之无义假借是指完全的同音假借，两词音同而意义无关。如“汝，水也，而为尔汝之汝。”协音是语音变转，语音稍变伴随语义变化的音变构词为“协音借义”，如：“中之为中，去声。”语义变化伴随较大语音变化者为“因义借音”，如“以有恶人声也，故可恶，乌路切。”“协音不借义”指以音变区别假借义，如“荷之为荷，胡可切，负也。”“同音”之借形成一字多义，“协音”之借形成一字多词。“有义之假借”指由词义引申形成的一字多义和一字多词现象，假借字履行声、义符号的职能；“无义之假借”指因假借而形成的一字多义和一字多词现象，假借字履行声音符号的职能。依此，许慎《说文》假借字“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并不产生新字形，依托已有汉字记录新的音义。

宋人王柏对假借的分类与郑樵的“有义”“无义”假借的区分思路是一致的：“本无其字，原他字声意而借用之，亦有只借声而用之者，先儒谓令长是，非也。如能本兽之轶材者，贤能之能借用之；豪本兽之威猛者，豪杰之豪借用之，……皆假借也。”“原他字声义而借用之”，假借字是声义符号；“只借声而用之者”，假借字只是声音符号。王柏首先否定了“先儒谓令、长是只借声而用之者”，结合其后的例字看，王柏认为许慎为假借所举的例字令、长是“原他字声义而借用之”，假借字是声义符号，而非纯声音符号。

以假借字为声义符号和纯声音符号是宋元明时期的主流观点，如元代杨桓《六书统》卷20分假借为十四类，涉及到声义符号的有“声义兼借”、“借谐声兼义”、“借近声兼义”、“借谐近声兼义”，纯声音符号的有“借声不借义” “借谐声”、“借近声”、“借谐近声”等；赵古则《六书本义纲领·假借论》分讬生者三，曰因义之借、曰无义之借、曰因借之借；吴元满《六书总要·假借论》分假借为“因义假借”“因声假借”；赵宦光《说文长笺第六·借第六·赵宦光子母原》中有“有义之借”“无义之借”的区分。对同音、协音的区别，对借义、借声的关注说明此时期对假借字符号职能类型有声、义区别意识。

1.2清代段玉裁“引申假借”和“真假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分析假借也存在造字和用字的矛盾。一方面,段玉裁承其师戴东原之“四体二用”说，反对视“六书”为“仓颉造字六法”：“异字同义曰转注，异义同字曰假借。……赵宋以后言六书者，匈䘳陿隘，不知转注假借所以包括诂训之全，谓六书为仓颉造字六法，说转注多不可通。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段玉裁，1988:756） “异义同字曰假借”立足点是一字多职能问题。另一方面，又提出“凡事物之无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为假借，《说文解字·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段玉裁注：“托者，寄也。谓依傍同声而寄于此，则。如：汉人谓县令曰令、长。县万戸以上为令，减万戸为长。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本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展转而为之，是谓假借。” （段玉裁，1988:756）“凡事物之无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这是一种不产生新字的造字现象。由此段玉裁提出了“引申假借”的术语来指称词义引申出新义不再造新的字形来记录，仍然依托音义相关的旧字形的现象，据笔者统计，在段注中，有两种术语类聚的材料体现了“引申假借”的实质，一是“引申”“假借”连用，共43例（排除两例“引申”“假借”对立列举例）；另一种是先指出引申义，然后指出“此假借之法”，共8例。

与“引申假借”相应，段玉裁揭示出许慎“以为”术语的特殊性，如“西”字段注：“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古本无东西之西，寄托于鸟在巢上之西字为之。凡许言‘以为’者类此。‘韦’本训相背，而以为皮韦。‘乌’本训孝乌，而以为乌呼。‘来’本训瑞麦，而以为行来。‘朋’本古文凤，而以为朋挡。‘子’本训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而以为人称。后人习焉不察，用其借义而废其本义。乃不知‘西’之本训鸟在巢，‘韦’之本训相背，‘朋’之本训为凤。逐末忘本，大都类是。微许君言之，乌能知之！”许慎“以为”所释字，总共以上六个，许慎都在分析本字本义基础上，指出了引申线索和引申义，即段玉裁所说的“借义”。这种以不造字为造字的假借不限于引申假借，《说文解字叙》注：“以许书言之，本无‘难’、‘易’二字，而以‘难鸟’、‘蜥易’之字为之，此所谓‘无字依声’者也。”“无字依声”与“引申假借”相同之处即不造字的造字：“依傍同声而寄”、“凡事物之无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不同之处即“以为”字为引申假借，以假借字为声义符号，“难易字”为纯“无字依声”者，以假借字为纯声音符号。

段玉裁的“真假借”也将假借作为一种声音符号，《说文解字·斤部》：“所，伐木声也。从斤户声。”段注：“伐木声，乃此字本义。用为处所者假借处字也。若王所、行在所之类是也。用为分别之词者，又从处所之义引申之。若予所否者、所不与舅氏同心者之类是也。皆于本义无涉。是真假借矣。”这里比较了“所”字三个义项，本义“伐木声”，假借义“处所”和“分别之词”，说明其得义途径，后两项命为“假借”。所谓“皆于本义无涉，是真假借”，有两个考察角度：其一，从形义切合角度，字形与本义无涉的是真假借。其二，从命名角度看，“真”的对立面为“假”，既然与本义无涉为真，那么与本义有关者为“假”，即引申假借。引申假借字是声义符号，“真假借”字是声音符号，二者之共同点即“凡事物之无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从这点来看，段玉裁虽未提出“造字的假借”，却已经用实践用例揭示了这层道理。“真假借”之理在宋元明时期已有端倪。元代戴侗《六书故·六书通释》《六书故目》：“古人谓令、长为假借，盖已不知假借之本矣。”“二者皆由本义而生，所谓引申之，触类而长之，非外假也。”“所谓假借者，义无所因，特借其声，然后谓之假借。”其区分引申与假借，将“假借之本”定为“特借其声”，将有义之假借异名分列，大大削减了汉代假借“造字之本”的内涵。赵宦光“其无义之借，惟声为用，则全假借也。”戴侗的“假借之本”和赵宦光的“全假借”，将假借字的职能限定在纯声音符号的范围内，段玉裁的“真假借”与之理趣正同，“真”“全”“本”命名已经标为“假借”之正宗，无怪乎后世 “假借”“引申”分列，声音符号和声义符号功能分化应该是一个原因。

1.3清代假借造字观和用字观

戴震“四体二用”说在清代影响很大，清代文字学家，如段玉裁、王筠、朱骏声都是“四体二用”说的信奉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五：“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异字同义曰转注，异义同字曰假借。有转注而百字可一义也，有假借而一字可数义也。……赵宋以后言六书者匈䘳狭隘，不知转注假借所以包括诂训之全，谓六书为仓颉造字六法，说转注多不可通。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一字数义，一字多职能，是造字和用字之假借共同的结果，仅能以此区别于“四体”，但大悖于汉代“六书造字之本”的界定。因此，清代维护传统的假借造字观应声而起。黄以周、许宗彦、王棻、叶濬都有相关论述。如黄以周《六书通故》第五十：“六书之首，指事象形，形事两穷，会意谐声，形意相顾，转注乃起，意声相转假借。是以六书之法，造字之本，四体二用，肊说不相。”（丁福保，2006：130）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四十《转注说》：“六书之来古矣，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皆指造字之始言之，则假借、转注亦出于造字之始可知也。或分事、形、声、意为体，假借、转注为用者，非也。”黄以周在《群经说》卷四《令长假借说》进一步区分了本无其字的造字假借和本有其字的用字假借：“凡叚借有二例，一有其本字依声通用者为造字后之叚借，一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此卽造字时之叚借也。”本无其字的假借和本有其字的假借在时间顺序上相继的观点段玉裁的“假借三变”中也涉及到：“大氐假借之始，始于本无其字。及其后也，旣有其字矣，而多为假借。又其后也，且至后代讹字亦得自冒于假借。”侯康“制用本末说”与此旨同。侯康《说文假借例释》：“假借为六书之一，制字之时已有之，非用字之时始有之也。《说文》之言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旨哉言乎！必明乎其说而后可以得假借之本。舍是而言假借，抑末乎！何谓本？制字之假借是也；何谓末？用字之假借是也。二者相似，而实不同。制字之假借，是本无其字而依托一字之声或事以当之，以一字为二字者也；用字之假借，是既有此字，复有彼字，音义略同，因而通假，合二字为一字者也。”（丁福保，2006:221）所谓“以一字为二字者”，指六书中的假借造成一字多义多词，属于个体字形多职能现象。侯康强调“本无其字而依托一字之声或事以当之”，抓住了许慎假借的本质，并没有特别区分假借的有义与无义。这两种“用文字之两大端”在造字这一角度得到统一。“合二字为一字者”通假指文献中同词异字现象。

黄季刚假借分类就建立在以上学术基础上。如此分类，究其动因，固然有辨析同名异实的一面，但承古维护传统、为阐明文字发展辩证统一规律张本应该是最主要最究竟的目的。传统学者搅扰于假借的有义、无义、定无义假借为“真”“全”“本”，而后又异名分列，说明其观念深处，假借字是声音符号，只是为不违许慎初衷而将音义迁变的令、长与纯依声的假借并列，但对造字之假借未必真正从内心理解和接受。黄季刚先生与之相反，对纯依声假借并未全面展开论述，而是紧紧围绕许慎例字深入分析：“造字之假借者，可造而不造，如《说文叙》所举令长二字是。”（黄侃，1983:185） “可造而不造”，从字的记录功能角度分析，造字之假借实际上指一字多功能现象。“不造”是汉字发展史上节制文字规律所然，而以许慎例字令、长说明问题，黄季刚关注的重点在音义演变，正如段玉裁所分析：“汉人谓县令曰令、长。县万戸以上为令，减万戸为长。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本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展转而为之，是谓假借。”从号令到县令，从长久到县长，义自音衍，许慎的例字令、长反映了音义演变而节制字数的汉字发展规律，是为阐释“转注假借说”汉字发展对立统一规律相配合。

用字之假借和造字之假借相同之处在于“依声托事”，都造成一字多职能，是文献领域依据声音条件而记录他词的现象。黄季刚先生假借理论、术语和语言材料中多为用字之假借。黄季刚先生在《求本字捷术》（黄侃，1980:359）和《略论推寻本字之法》（黄侃，1983:57）对此作出深入分析。首先，假借以济正字之穷：“因正字不足而用假借，有因遵守习惯而用假借，有因避同去忌而用假借。”这里的“正字”指形义相合的字，汉字表意，但意不胜造，字不敷用，因而假借，渐成习惯。其次，假借依据声音条件：“盖假借之关乎音，犹鱼之与水也；鱼离乎水则困，假借离乎音则绝。”其三，假借有根本，“凡言假者，定有不假者以为之根；凡言借者，定有不借者以为之本。”“不假者”“不借者”即形义相合的本字，即前文所提到的“正字”。因此顺着假借字的语音线索寻求本字就成为文献领域的核心任务。

与传统学者仅仅指出造字假借“本无其字”、用字假借“本有其字”不同，贯穿黄季刚先生“用字之假借”的是根源意识。与假借字相对的用字之根，指以语音为条件的音义切合的形体。这种字根又称“本字”：“凡言假借者，必有其本，故假借不得无根，故必有其本音、本形、本义在其间也。引申者由此而出，假借者则本无关系，盖古者因仓卒无其字，而以同音之字代之也。”（黄侃，1983:56）用字层次的字根和语言发生层次的语根虽不同层次，但均以音根为基础：“凡假借必有本字，本字必有语根。能悉明其本字，则文字之学通；能悉明其语根，则声音之学亦通也。”假借“因声托事”，衔接假借字和本字的桥梁是语音，这是文字学领域特定文本中的文字使用现象，是个体汉字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形成的对应关系。“单独之本，本字是也；共同之本，语根是也。”（黄侃，1983:60）探求“根”“本”正反映了近现代语言文字学超越于传统的视角和胸怀。

2 黄季刚“转注假借说”学术史源头回溯

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章太炎，2003：36）此段论述中章太炎先生首先确立了转注假借的性质，“悉为造字之则”，这种定位和汉代“六书”乃“造字之本”的论断是相合的。由此深入，章太炎先生进一步划定六书中的转注和假借界域。否定了两项：“六书”之转注，否定了戴震“四体二用”说以转注为同训的观念；六书之假借否定同声通用的通假，也即用字之假借。其次从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角度，说明六书中的转注是伴随语言发展音义变转文字繁衍；六书中的假借是义衍音转而“不为更制一字”文字节制。这种定位最早应回溯到郑樵将“同音”“协音”分立，同音借义为引申义，同音不借义为假借义。同音假借造成一字多义，协音假借造成一字多词。清代江声《六书说》：“假借之说，曰依声讬事，则假借者循声而借也，……盖假借一书，为谊极蕃，凡一字而兼两谊三谊者，除本谊之外皆假借也。”（丁福保，2006，140）这样就把引申义、假借义都包含在假借之中。引申义立足义，假借义立足声，从字用功能类型上说，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符号。因此学者进一步区分。吴锦章《六书类纂》：“许氏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假借一法,亦系造字时所定以立有声无字之一体,非如后世互相通用之说也。许君以令、长发例当亦本诸师说,如令、长、好、恶、难、易、能、为等字,终古只有异读别无正文,此无字之假借系其本法,其中不无分别。有只借其形、不借其声者,有既借其形又借其声者,是皆为真假借；有借其形微转其声,而其义仍与本字相近者,是为兼引申之假借；又有取义微殊而声读不改,是则直系引申而亦得称假借。”（丁福保，1932:164）这段论述首先将许慎假借定位为造字时“有声无字之一体”，否定了通借说；其次，断定令、长为异读之无字之假借；再次，区分了真假借即声借，又进一步区分同义音转的兼引申假借，即宋人协音借义假借，和同音义殊的直系引申假借，即宋人同音借义假借。同段玉裁一样，这里区分了引申假借和真假借，一主义，一主声。区分二者说明古代学人已经有假借字的符号功能类别意识。

首先从理论上区分引申和假借的是元代戴侗，《六书故·六书通释》：“所谓假借者，谓本无而借于他也。合令为令，本为号令、命令之令，令之则为令。长之本虽未可晓，自而浸高则为长，有长有短第之，则长者为长，长者有余也，则又谓其余为长。二者皆由本义而生，所谓引申之，触类而长之，非外假也。所谓假借者，义无所因，特借其声，然后谓之假借。若韦本为韦背，借为韦革之韦；豆本为俎豆，借为豆麦之豆；令铎之令，平声，今作铃，特以其声令令然，故借用令字，豨令、伏令，以状其类铃也，故又从而转借焉。若此者，假借之类也。”（戴侗，2005：608-609）在这里戴侗强调假借“特借其声”，又梳理许慎例字“令”“长”的意义引申线索，而断定其“非外假也。”清代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区分“一字具数用”，进一步分别“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比，曰假借。”元代戴侗区分假借与引申时直接以许慎的假借例字“令”“长”为引申，并举“韦”字为假借。朱骏声也是如此：“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凡一意之贯注，因其可通而通之为转注；一声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为假借。就本字本训而因以展转引申为他训者曰转注，无展转引申而别有本字本训可指明者曰假借。依形作字，睹其体而申其意者，转注也；连缀成文，读其音而知其意者，假借也。”（朱骏声，1984:11-12）朱骏声转注和假借的区分和元代戴侗引申和假借的区分一脉相承，二者所引假借例字“韦”“朋”“来”都是许慎“以为”所释字，《说文》说解中已经交待本义、引申义和引申线索：《说文·韦部》：“韦，相背也。从舛囗声。兽皮之韦，可以束枉戾相韦背，故借以为皮韦。《说文·来部》：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一来二缝，象芒朿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说文·鸟部》：“凤，神鸟也。……朋，古文凤。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许慎以“故以为”说明引申线索，这一点段注已经明辨，而戴侗、朱骏声均列为“依于声”的假借例字，说明他们对许慎的假借理解有偏。“假借数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转注一字具数字之用而不烦造字。” （朱骏声，1984:11-12）与段玉裁从字和义的关系比较转注假借不同，这里朱骏声侧重于字之用，也即字词关系。他认为假借和转注都造成一字多职能，假借字“必有本字”，说明朱骏声的假借是一种声音符号，转注字“辗转引申”“不烦造字”是一种声义符号，二者相合实际上就是许慎的“假借”。

站在新的学术高度，章太炎先生提出了“转注假借说”：“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章太炎，2003:36）在此，章太炎先生首先界定了转注、假借的立足领域，否定了清代关于转注互训、假借通借的观点，进而在新的语言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汉字发展的两条重要规律，一即词的派生推动字的孳乳规律，另一即汉字孳生与节制的辩证统一规律。

承章太炎先生的研究思路，黄季刚先生首先对“转注”“假借”条例作了解析和论证。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初文多转注》：“声音意义相连贯而造字即谓之转注，否则谓之假借。”（黄侃，1983:61）区分转注体例有音转文字繁衍，如同一声类者，“于古皆为一名，以音有小变，乃造殊字，此亦所谓转注也。”也有义衍文字繁衍：“盖语言之始，义相同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近者，多从一声之变。义相反相对者，亦多从一声之变。”从以上条例看出，“转注”规律揭示了随音义而变的字形的繁衍规律。

黄季刚先生引用段注对《说文》“假借”的分析，说明与“转注”相对而言的“假借”内涵。《说文》：“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段玉裁注：“托者，寄也。谓依傍同声而寄于此，则凡事物之无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汉人谓县令曰令长，县万戸以上为令，减万戸为长。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本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展转而为之，是谓假借。”词义辗转引申不造新字而依托旧字形现象，黄季刚先生称之借为“造字之假借”：“造字之假借者，可造而不造，如《说文叙》所举令长二字是。” （黄侃，1983:18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转注”“假借”是造字规律，黄季刚先生进一步阐明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故转注者，緐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志而如晦，所以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緐省大例。” （黄侃，1983:78） “转注、假借为中国文字盈虚消长之法，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也。” （黄侃，1983:56）传统语言文字学中将“转注”和“假借”对举立足点是分，在对举中突出其区别，如立足于四体二用中的两种用字法，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转注假借而字义尽于此矣。异字同义曰转注，异义同字曰假借。有转注而百字可一义也，有假借而一字可数义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假借数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转注一字具数字之用而不烦造字。”（朱骏声，1984:11-12） “转注”“假借”两种用字法直接的关系各自为阵，比较松散。章黄“转注”和“假借”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不可缺一，中国文字盈虚消长，只有假借而没有转注，则一字多义、字同词异的现象会大量存在，影响了文字的使用和思想的交流；只有转注没有假借，则字书繁衍，没有节制，又增加了辨识、书写的困难。只有二者并行，此消彼长，才能使汉字字数长久保持相对的平衡。

3 黄季刚假借观中的汉字职用问题

黄季刚先生指出：“用字之理与造字之理不必符同。” （黄侃，1983:237）作为表意文字的代表，“造字”要求形义统一，汉字产生与汉语发展相对应。“用字”形义常脱节，同字异词、同词异字，形成文献阅读的最大障碍。

假借本属于用字的重要手段，施用于文字，“依声托事”，不产生新字形的“造字的假借”必然会象用字之假借一样增加个体汉字的职能，使字词关系趋于复杂。我们仍用许慎“假借”例字、“以为”术语字以及段注说明的“纯依声托事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造字之假借”立足于为新义新词造字的基础上，“依声托事”，假借旧字以限制字形，存在以下字词关系：

读音不变，引申同形（意义符号）（正用）：

号令——县令、干支子——人子、韦背——韦束

音借同形（声音符号）（假用）：蜥蜴——难易

读音改变，引申同形（声义符号）（兼用）：

久长——县长、来麦——行来、孝乌——呜呼、

古文凤朋——朋党、鸟西——西方

音借同形（声音符号）（假用），难鸟——难易

以上新词新字，存在三种造字功能符号：表义符号、声义符号、表音符号，“凡字与形音义三者完全相当，谓之本义；与字之声音相当，意义相因，而于字形无关者，谓之引申义；与字之声音相当，而形义皆无关者，谓之假借义。” （黄侃，1983:47）三种功能符号，三种意义关系，对应三种汉字使用职能，“文辞用字，自当从其本义。惟吾国文字正假兼用已成习惯。” （黄侃，1983:197） “从其本义”的文辞用字用本字记录本词，记词功能单一，是字的“正”用。李运富先生《汉字学新论》（李运富，2012：193）中，词义引申依托本义字形属于本用，也即季刚先生所说的“正”用；依托旧字形记录相关的音义是字的“兼”用，将字形当作语音符号去记录与该字形体无关但音同音近的语词是字的“假”用。这样，一个字多功能，虽然缓解了词多字少的矛盾，但同字异词，词际界限不容易确定，不同程度影响了汉字明确表意。

用字之假借与造字之假借主要不同在于本有其字，依声托事。《说文解字叙》段注：“原夫假借，放于古文本无其字之时。许书有言以为者，有言以为者，皆可荟萃举之。……其云古文以为者，……此亦皆所谓依声托事也，而与来乌朋子韦西六字不同者，本有其字而代之，与本无其字有异。”（段玉裁，1988:756）下面举许慎“古文以为”所释字说明用字之假借形成的字词关系：

“洒”本洗涤义，用为灑扫字。

“疋”本足义，用为诗大雅字，“雅”为鸟名，用为《诗·大雅》字亦为借义。

“丂”本气出受阻义，用为工巧字。

“臤”本坚义，用为优贤字。

“”，古文旅，用为鲁卫字。

“哥”本歌唱义，后写作歌字。王筠以为“歌”为“哥”累增字。

“诐”本辩论义，用为偏颇义。

“”，本目围义，用为靦者，《段注》：“葢亦谓徒有二目见人而巳。”

“爰”，本爰引义，籀文以为车辕字。《段注》：“辕所以引车。故籒文车辕字只用爰。”

“”，本弃义。《周书》以为讨。”“討，治也。”

“用字之假借”立足于文献词语，形成十组同词异字组：

借用——本字，七组：洒灑、丂巧、臤贤、鲁、诐颇、靦、討

借字——借字，一组：疋雅

本字——后起本字，一组：哥歌

源本字——分化字，一组：爰辕

从命名理据来说，黄季刚先生造字之假借和用字之假借之间的对立本应该属于文字和文辞的对立：“盖文字重论原理，而文辞则承习惯，二者不相侔也。” （黄侃，1983:185）所谓“重论原理”，即形音义三者不可分离：“有其一必有其二，譬如束芦，相依而住矣。” （黄侃，1980:93）所谓文辞承习惯，指文字的形音义有变迁：“论其势则非至于分离不可。”其原因在于“惟吾国文字正假兼用已成习惯。” （黄侃，1983:197）但从文字的记录职能看，将本属“文辞”用字关系的假借施用于文字造字，汉字的职能突破正用，“兼”“假”皆具，职能扩大。

从汉字职能的变化看，段注《说文解字叙》：“然或假借在先，制字在后，则假借之时本无其字，非有二例，惟前六字则假借之后终古未尝制正字，后十字则假借之后遂有正字，遂不同耳。”（段玉裁，1988:756）假借“依声托事”，初衷本为限制字数依托旧字形记录新词新义，但为表意需要，“造字之假借”后，汉字职能分化，产生了专门的来麦字、呜呼字、朋党字、鸟栖字。因“用字的假借”又造分化字，如歌唱字、车辕字等。这说明造字的假借和用字的假借对立之中有统一：假借“因声托事”使一字多职能，职能分化又推动音义连贯造新字。如此说来，“假借”实即“转注”的助推力。这种助推力在黄季刚先生的“假借”分类中大于一般单纯依托声音之假借。因为其突破了单纯表音文字符号的限制，如清人吴锦章所谓以令、长为代表的、终古只有异读别无正文的无字依声之假借扩充了假借字文字符号领域，进一步彰显出汉字职能问题在汉字制造和使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