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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因学识渊博而被称为'武大活字典'，是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在武汉大学，李工真的讲座总是场场爆满，总有很多人得站着听。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师资库主讲人；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之《帝国春秋》的学术指导《世纪大讲堂》特邀嘉宾。  历史学，“无用之学”有大用 历史学又称为“宰相学”，它可以让我们从朝代兴衰更替中得出教训。 这是一门不热闹的学问，但是学历史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逐步积累，这些“无用之学” 才有大用。 作为现代的学者，李工真教授将自己研究的深奥的东西用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大家，并与生活有联系，让大家产生共鸣，达到文化的普及。  李工真教授认为：搞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不是为了可以成名，可以拿多少钱，可以得到什么地位。我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我只考虑我的东西拿出来后能否经得起考验，正如我父亲当年给我的教诲。我选历史，是想把历史当一门科学来看，历史在人文科学里是最实在的，最难搞的，也是学问最大的东西。 李工真：一种文化必须具有开放性的，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而不是一味自我封闭，才是有生命力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吸收别人好的东西来丰富自 我。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开放，吸收外来优秀的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会更加繁荣。我们常说要弘扬民族文化，我认为应该是要弘扬优秀 的民族文化。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成为主流文化，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有个性的，没有一种文化可以统治世界。但是当社会进步达到了某一阶段，就会形成一个对文化的基本认知，会达到一种文化的共识。 李工真：在我的印象中，所谓“名嘴”就是夸夸其谈，不干实事，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号。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赵林、易中天、我，有“武大三大才子”的说法，这个大家还愿意接受，弄个“名嘴”就很难听了。我们不是靠耍嘴皮子出来的，我们都是搞研究的，我们讲得好的东西都是我们研究的东西。 至于我的课学生喜欢听，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我注重挑选最容易引起学生共鸣的授课内容。如我讲德国大学的现代化，学生都觉得和自己也有关系，所以也就有了学习的兴趣。 二是将授课内容与我个人的研究结合起来。照本宣科、拾人牙慧，从别人书中抄来的东西，学生是不会感兴趣的，这就要求你的科研走在前头。 第三就是将上课上升为一门讲台艺术。讲台是老师表达思想的舞台，上课的必要性在于老师的启发和思想的引导。 学生是由于先被你感动，然后才会真心实意地接受 你表达的思想。要想感动学生，不仅要靠你的授课内容，还要靠你的授课艺术；不仅要靠你的理性，也要靠你的激情。讲课的激情是必不可少的，文字和话语的区别 就在于此。文字提供的只是信息，话语本身带有感情色彩，同样的文字内容，以不同的语气、声色、感情讲出来，向观众传达的意思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不 同，有时还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你的话语必须要有激情，惟有这样，你向学生提供的知识和理论才是真正完整的，才真正做到了机智而富有感情地启发学生，才能使 你讲的东西和他们熟悉的东西迅速联系起来，使他们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正是在这种激情中，老师本人的思维会变得格外活跃和敏捷，甚至许多过去未曾有过的 思考此时也能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且妙语连珠，挥洒自如。进入这种状态，整个课堂也就牢牢掌握在你的手中了。掌握这种讲台艺术的老师是离不开他的学生的， 正是他的学生使他变得格外聪明机敏。一边是老师唤醒了学生的力量，一边是学生无意识唤醒老师的激情，这样的课堂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是一种享受。 李工真：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我始终认为妈妈比父亲重要。小孩子第一个依靠的人是妈妈。妈妈的举手投足，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爸爸 经常漂泊四方都不要紧，只要妈妈知书达理，孩子就会走得比较正。但随着孩子长大，有了一定的独立性，父亲的作用就更重要了。比如到你十七八岁了，将来应该 干什么事情，应该怎样奋斗，这时候父亲的作用就更大了，这就要看父亲的水平了。 我妈妈是学教育哲学、懂教育的人。１９７８年我决定参加高考，准备报考理科，学数学专业。我父亲是数学家，我们一家人都是搞理科的，很多人认为我肯定考理科。但实际上我很心虚，我只读过一年初中，我的数学很好，但物理、化学没学过，自学时就很茫然。在这关头最重要的人是我妈妈。我妈妈说：“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考理科，考文科，搞自然科学要讲究连续性，‘文革’十年对你来说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选文科，‘文革’十年的苦难对你很可能就是一笔财富。”我恍然大悟，马上决定考文科，结果非常顺利。后来我们这批人，凡是搞文科的基本上都很不错，“文革”的苦难造就了我们的精神财富。而且我们在社会上看多了，不教条，在文化上就比较有创造力。 我父亲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教诲。1９７８年我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后，父亲勉励我，说真正的学问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是靠自己钻研出来的，惟有能自学的人， 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１９８５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时，父亲告诫我：做学问的人要过得了三关，一是不怕受穷，二是耐得住寂寞，三是不为名利所累。因此，想钱的人，最好不要谈学问，学问往往是由一群“傻子”来做的。当他们“傻到头”时，他们就是最聪明的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一群这样的“傻子”！ 他说，历史学家最难做，没有左丘失明、司马宫刑后的毅力与决心，怎么有胆量去客观评价天下之事呢？ 李工真：德国的大诗人、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海因里希·海涅曾经这样讲过：“陆地属于法国人和俄国人，海洋属于英国人，那么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德意 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我觉得，一个仰望星空的民族就是思考的民族，一个思考的民族就是出哲学家的民族，一个出哲学家的民族就一定是一个注意观察的 民族。一个注意观察的民族就一定是一个注重细节的民族，而一个注重细节的民族就是一个讲求质量的民族。 李工真：德国人认为，没有质量的数量毫无意义。唯以质量为基础的数量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数量。这其实谈的是一个哲学观，谈的是质量和数量之间的辩证关系。 所以在德国人的一切领域当中，奉行一条原则：“要么最好，要么没有。”这句话也是奔驰汽车公司的广告语：ｂｅｓｔ ｏｒ ｎｏｔｈｉｎｇ，要么最好，要么没有。德国的产品只有两种产品，一种叫做合格的产品，一种叫做不合格的产品。对不合格的产品一概逐出市场加以销毁。因为德 国人认为，次品是对原料最大的浪费。尽管德国人对产品质量的检测、检验、跟踪一点也不马虎，但从生产理论上说，德国人认为靠检查来提高产品质量并不是最好 的途径。因为检查这个行为本身不会改变产品的质量，只能验证产品的质量。所以只有搞好设计和制造这两大环节，产品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李工真|中德质量文化的比较及启示 温馨提示 了解西方历史，跟随名师品读废墟上的奇迹——联邦德国学习西方主要国家历史，感受名师风采，欢迎来到力合商学院，2018年6月23-24日，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李工真教授为您带来【世界历史：《西方主要国家历史及借鉴》】精品课程，欢迎留言预约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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