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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宫司被免职,原因是批判天皇

 深晨S 2018-10-14

大家好,很久没有写点什么了。


并不是我不想写,实在是因为太忙了。9月中我两周时间,开车走了3012公里,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今天的内容,也不是什么罪案,但却是一个让我有了很多思考的事件。


2018年10月10日,东京靖国神社对外发表声明:靖国神社的宫司(神社的最高负责人)小堀邦夫“退任”。退任这一词,字面意思就是离职,然而在外界的角度看起来,小堀宫司的这一“退任”,其实相当于免职。

小堀邦夫为何会被免职呢?这要从靖国神社与天皇的关系说起。



对靖国神社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们,应该听说过靖国神社建立的原因:1869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明治政府,为了纪念在新政权与幕府的内战之中丧生的士兵们,而在首都东京建立了“东京招魂社”。1872年,东京招魂社竣工。而这,就是靖国神社的最初的雏形。


随着日本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之后,现代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并且开始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按照靖国神社建立时的宗旨,所有在对外战争中阵亡的将士都被加到了靖国神社所祭拜的范畴之内,设有灵位进行纪念。这其中,就包括了中日甲午战争、侵占台湾、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日本军人们。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后,联合国占领军也曾经对“靖国神社是否应该继续存在”进行过讨论。然而在当时美苏争霸即将开始的背景之下,美国最担心的并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而是可能出现的日本赤化共产化。于是经过权衡,美国最终决定同意日本保留靖国神社,但要将其当作“神道教的宗教信仰场所”,而不是“宣扬军国主义的基地”。


而另一方面,在二战之后,日本天皇的地位也被极大地削减了。从战前的“天照大神的血脉”、“神道教最高领袖”,到“我是个普通的人(昭和天皇的《人间宣言》)”,天皇从神格降为了普通人。即便如此,作为日本政府的权力象征,天皇的象征意义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作为“天照大神的血脉”,天皇乃至整个皇室,至今仍然在日本神道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这也就决定了一种默认的规则:日本的全部神宫、神社,都仰仗着天皇的(象征性的)宗教权威而存在。


如果各位朋友有机会去诹访大社、伊势神宫、鹿岛神宫、平安神宫、熊野三社这些分布在日本各地,具有广泛信仰的神社神宫游览的话,一定会发现这些地方都会在最显要的位置,立起“某年某月某日,天皇及皇后陛下莅临此处”的高札。而天皇及皇后来参观得越频繁,捐献金额越高,越代表该神社的地位显赫。



背景就说到这里,下面来讲讲这次事件的风波。


2018年1月底,上一任靖国神社的宫司德川康久,突然提出了辞呈。原因是他认为,在靖国神社中不应仅仅供奉在明治维新之后,“为日本新政权作战而阵亡的将士”,而是应该把作为新政权的敌人的“幕府军队”也列入供奉范围。


他的观点是在内战中,无论是新政府军还是幕府军队,所期望的都是国家的兴盛,所以即便是作为现在政府的敌人,幕府军队的牺牲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既然靖国神社是“为了供奉所有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地方,那么德川幕府的军队也应当位列其中。


然而,他的这一主张并未获得任何舆论的支持,在失望之余,德川康久便在64岁辞去了宫司一职。从惯例来说,靖国神社的宫司的规定退职年龄是75岁,所以他的这一辞职,便首先在日本掀起了一波对“靖国神社存在的意义”的大讨论。


2018年3月1日,在德川康久辞职之后,靖国神社从伊势神宫请来了小堀邦夫,来担任新的宫司一职。

小堀邦夫,出生于1950年,毕业于京都府立大学文学系,1977年进入伊势神宫任职,并升到了“祢宜”的地位(也就是宫司的副手)。说到这里,就不能不再普及一点与日本神社有关的小知识。


几乎日本所有的神社,都归属于一个被叫做“神社本厅”的机构进行管辖。神社本厅的起源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政府推行“政教分离”的政策时,为了将神社事务与政府机构分隔开来,才由以伊势神宫为主导的神道教人士们所建立的机构。因此,在日本的几乎所有神社中,供奉着“天照大神本位”的伊势神宫,是被视为“日本神道教信仰起源”的所在。而伊势神宫的祢宜,自然也就在日本的神社系统中,具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然而,靖国神社却是个异例:它并不在神社本厅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是一个独立的神社。靖国神社能够将担任伊势神宫祢宜的小堀邦夫请来担任宫司,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在2019年,靖国神社将迎来建立150周年的庆典,因此靖国神社由上至下,都对新任宫司期待颇高。


上任伊始,小堀邦夫马上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自1975年以来,两任天皇都再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这是为什么?


如果要问为什么,这恐怕靖国神社的人自己是再清楚不过了。1979年4月,时任靖国神社宫司的松平永芳,将二战中的日本A级战犯的牌位也列入了靖国神社的供奉牌位之中进行“合祀”。此举极大地刺激了昭和天皇。在当时担任天皇的“大管家”,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日记中,曾经写道:


“...我以前也听说过,有人提出要把A级战犯和一些准战犯列入供奉牌位之中的话,前宫司筑波藤麿说会慎重地考虑此事(日本人说“慎重”,基本就是拒绝的意思)。松平永芳他爸爸,也是个爱好和平的人,没想到当儿子的(永芳)却根本不理解他爸爸的心。所以从合祀这件事以来,我就不会去靖国神社参拜了,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


另一方面,昭和天皇家的侍从卜部亮吾,也在日记中记录下了相关的内容:

“在吹上御所,天皇在长官拜会中听取了与战犯合祀相关的内容,以及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抗议。”

“不参拜靖国神社,这事与天皇陛下讨厌A级战犯合祀一事直接相关。”

“天皇不快地说,接受了合祀的松平永芳就是个大蠢货。”


在昭和天皇看来,将自己堂而皇之地摆在了神化的地位上,利用“为天皇效忠”的旗号而发动了侵略战争的A级战犯们,无疑是他自己最为憎恨的人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昭和天皇在1975年最后一次参拜过靖国神社之后,就再也没有踏入过这个离东京皇居仅一街之隔的靖国神社。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裕仁去世,继任的平成天皇明仁也坚守了其父的遗志,拒绝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说到平成天皇明仁,这个笑眯眯的小老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令人敬佩。



1992年,做为“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环,我国政府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出了“希望邀请日本政界首脑来华访问”的邀请。然而,当时日本国内的对华形势却并不乐观。一方面,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正在积极地推行“对华封锁”的政策,从外交上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随着泡沫经济的结束,日本国内保守派的势力正在抬头,政界人士也纷纷将“访问中国”视为畏途。因此,在接到这一邀请后,驻华大使桥本恕其实是犯了难的。


桥本恕首先做的,就是将中方的这一意愿,通过外务省汇报给了首相宫泽喜一。随后,日本政府内阁便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中国的这一邀请。考虑到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如果首相接受了中方的邀请,这无异必然会招致美国方面的方案,因此紧急会议的商讨完全没有结果。


随着中方邀请的确认期限逐渐来临,内阁却迟迟拿不出结果,这一情况也令日本外务省的亚洲局局长池田维感到无计可施。同时,外交上所面临的困境,也被内阁成员中的保守派泄露给了媒体,于是一时间,日本社会的舆论也开始关切地讨论起“访华问题”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池田维提出了“是否可以请天皇访华”的大胆提案。


自有史以来,日本从未有过任何一任天皇踏上过中国的土地进行访问。因此池田的这一提案,当即就被政界内外人士认为是“无稽之谈”。


听到这个消息,一些极右翼团体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向池田维和桥本恕的家中发去了死亡威胁,扬言“如果你们让天皇访华,就要在你家中放置炸弹”。 甚至连担任天皇侍从的手塚英臣的家中,也接连几周时间,在夜里不断接到骚扰电话。


然而,池田维却通过自己的渠道,上下奔走后,将这一提案递交到了对天皇进行例行汇报的内容之中。当明仁天皇从宫内厅的汇报中,听到了“邀请访华”的内容后,却立即表示同意:“我其实一直都倾心于中国的文化,如果由我出访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的话,那这就是我做为天皇的使命。”


就这样,令政客们颇为为难的“访华问题”,却在明仁天皇的一句话之下,迎刃而解。


1992年10月15日,在明仁天皇访华日程开始的一周之前,明仁天皇和皇后接受了记者会见,并对自己访华一事进行了这样的讲话:

问:中日两国的历史中,从未有过天皇访问中国的先例,请问您是怎么想的?

明仁:中国和日本在地理距离上极其接近,也有着长期交流的历史。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从中国学习了文化,从汉字中创造出了日语假名,中国文化从方方面面都养育了日本的文化。因此两国之间应该互通有无,求同存异。我认为,秉承着这样的想法,令两国之间彼此感到好奇的人们能够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从而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极为主要的事情。因此,我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出访中国。尽管访问的时间很短,能够走访的地方也很有限,但是能够这样直接接触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与更多的人们进行交流,加深彼此的理解,促进友好关系的建立,这就是我此行所要努力的方向。


于是在1992年10月25日,平成天皇明仁实现了历史上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也自此打破了西方诸国对中国实行的外交孤立。



在任30年中,明仁曾经多次前往二战中被日本侵占的亚洲地区,在各地纪念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和当地受害民众。然而,他一直坚定地回绝着靖国神社发出的“参拜邀请”。这一点不但令靖国神社的极右翼拥趸们颇为不快,也让靖国神社感到十分尴尬。


随着明仁天皇决定退位的日子临近,2018年3月新上任的靖国神社宫司小堀邦夫,在今年6月份一次靖国神社委员会的内部会议上,说出了这样的话:


“明年天皇就退位了,如果不能让他在退位之前来一趟靖国神社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天皇完全无视靖国神社”的先例了,这对我们极其不利。”


“陛下拼了命地到处去访问,对世界各地的战争死亡者们进行慰灵,这不是有意地疏远我们靖国神社吗?”


“实话实说,天皇这是想要我们靖国神社完蛋吧。”


“现任天皇如果不来靖国神社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没法指望下一任能来了。”


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被靖国神社的内部人员录音后透露给了媒体,也自然而然地传到了明仁天皇的耳中。对于他从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这种批判,明仁天皇什么也没说,但是靖国神社却坐不住了。


2018年7月1日,靖国神社委员会对外宣布:“宫司小堀邦夫的言论,完全是他个人的观点,绝不代表靖国神社的意志。鉴于这些言论并非官方对外发表的内容,希望媒体和民众不要过度解读。小堀宫司的这些言论,我们认为极其不妥当。”


2018年10月10日,小堀邦夫宫司对外宣布,“退任靖国神社宫司”。



靖国神社的运营,在二战之前是由日本政府拨款,进行政府运营。然而在二战之后,政府对靖国神社的开支完全取消。时至今日,靖国神社的收入仅来自于三方面:


  1. 战争阵亡者家族、以及二战老兵、极右翼团体的捐款;

  2. “靖国神社支援者”团体的会员费;

  3. 战争展示馆“游就馆”的门票收入,以及靖国神社内部小卖部的销售收入。


随着战争阵亡者家族和二战老兵的高龄化,为靖国神社主动进行捐款的数量已经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靖国神社支援者”的这一团体,会员数目也随着日本和平化教育的深入,逐年呈减少的趋势。因此从靖国神社目前的局面来看,每年20亿日元的经营预算,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


为了能够增加收入,促进日本民众和游客到访靖国神社,神社的运营方必然会希望能够获得天皇的“加持”。然而,明仁天皇“绝不踏入靖国神社”的这一坚持,实实在在地给爱好和平的人们做出了榜样,也令靖国神社的角色,越来越尴尬。


我真心越来越喜欢这个小老头了。



其实,一些A级战犯的后代,也提出过“将作为战犯的先祖牌位移出靖国神社”的想法。


在这些后代看来,自己作为“战犯的后代”,其实一直生活在一种耻辱感当中。“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一家都背负着战犯家属的名号,只能隐姓埋名地躲回老家。我直到30岁前,都不敢跟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因为他是战犯。”“不希望这种给全家人都带来耻辱的先祖,现在还被展现在千千万万的人们面前”。


然而,阻止这些后代“移走先祖牌位”的人,恰恰是那些鼓吹着所谓“战争荣耀”,但自己却根本没上过战场的极右翼分子们。


为了自己的私利和愚蠢,却让别人蒙受耻辱和痛苦,这样的人鼓吹着战争、美化着侵略、贯彻着洗脑。



虽然这些话可能有些过激,但是我还是想说:


无论是怀着怎样的好奇心,当你来到东京旅行的时候,如果有兴趣,可以去靖国神社外面溜达一圈,但是千万不要买游就馆的门票,不要去神社里求签,也不要扔硬币许愿,不要去自贩机上买饮料,不要在摊位上买纪念品。


一分钱都不要给他们。


饿死他们。


“牢记战争历史”,“反思侵略罪行”的做法,不是这样的。靖国神社所做的事情,叫“挂羊头卖狗肉”。裕仁、明仁两代天皇都能看清这一点,你肯定也能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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