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和我：关于智利之旅的感想

导读

智利已经做出了很好的选择，相信他们下一次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和我：

关于智利之旅的感想

❦文/里斯托弗·韦斯特利

Christopher Westley

译：禅心云起

 

在最近一次前往世界尽头【智利地形狭长，最南端达到南美大陆边缘——译者注】的短暂游览中，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尴尬的境地：替芝加哥学派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辩护。由于我和智利人讨论了智利的经济和政治，特别是在阿连德和皮诺切特支持者之间的持续分歧，我替弗里德曼的辩护达到了最大限度。

 

也正因此，我很高兴地回国了。

 

众所周知，萨尔瓦多·阿连德是智利的左派总统，1970年因为微弱多数而侥幸当选，并被三年后美国间谍机构（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支持的军事政变所废黜。说到底，人们担忧古巴那样的警察国家会被带到南美，圣地亚哥成为新的哈瓦那。智利最终爆发了军事反叛，智利空军轰炸了拉莫内达宫（智利版的白宫），阿连德用AK-47自杀。

 

在接下来17年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统治着智利。事实表明，之前抵抗者所常指出的那些左派邪恶统治的最恶劣特征，在他治下也并不罕见。阿连德努力在智利构建卡斯特罗风格的体制，结果出现了3位数的通胀率；但皮诺切特实际构建的体制，在制造酷刑和死亡方面也丝毫不逊，首先针对阿连德的亲密支持者，其后轮到秘密警察随心所欲地认定是阿连德阵营的人。他声称要恢复智利的法治，却给成千上万人带去监禁、折磨和杀害。

尽管如此，腐败的皮诺切特允许对新宪法投票，后来又允许对他的统治进行公民投票，这让他在阿连德当选20年后放弃了政治权力。现在，差不多30年过去了，皮诺切特早已逝世，智利的左右意识形态分歧与美国的情况十分相似。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智利人都同意，这种分歧突出表现为善意者在两害相权孰轻的程度上，更赞成阿连德或更赞成皮诺切特。

 

对于这一段令人悲叹的历史，以上甚至算不上是精彩的摘要。尽管如此，还是能得出以下三个教训：

 

1、侥幸当选的“空想家”不应该像得到全权授权那样去统治，这样会引发反弹甚过度反应。

 

2、皮诺切特决定放弃权力是令人钦佩之举，一反其独裁气质。正因为他主动放弃权力，智利如今成了美洲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

 

3、皮诺切特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他允许由“芝加哥男孩”构建的经济制度，在后阿连德时代的智利发展起来。“芝加哥男孩”是一群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并受其主流自由市场原则影响的经济学家。经济自由化、开放全球贸易、国有企业私营化和稳定通胀等等措施，都被归功于他们。

最后一点，是我对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寻常辩护的基础。弗里德曼是一种奇特的自由至上论者：一名主要的实证主义者、一名法定货币和利率（任何自由市场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价格之一）受国家控制的支持者以及预扣税和所得税收抵免的智识创始人之一。他对于当今货币和财政体制的这些“助纣为虐”，会给其自由至上论的支持者带来苦恼。

 

智利GDP57年增长情况

这也让我陷入左右为难，况且对于许多阿连德党羽而言，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因为和皮诺切特政权的关系背上了污名。我的回应是，经济科学超离于任何促进它的政权，虽然我同意弗里德曼对国家权力的贡献令人不安，但他在智利所奠定的自由市场机制的影响力，是1990年以来智利取得的经济表现令人震惊之关键所在。

当皮诺切特离开总统职位时，智利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它本可以拥抱其他拉美国家的凯恩斯式民粹主义，也可以继续沿着降低税赋、让本国成为资本投资的安全港、融入全球劳动分工的的道路。智利选择了后一条道路，结果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典范，也在情理之中。智利的经济表现远远优于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国，超越了其他拉美国家相对依靠腐败和裙带关系发不义之财的经济模式。

当我向澳大利亚的智利流亡者（他的家人20世纪70年代因恐惧皮诺切特的秘密警察而移民）提到这一点时，他认为我高估了自由市场制度对智利目前经济形势的价值。他告诉我说，智利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极大的收入不平等。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坏的比较。当澳大利亚市场经济处于同样的起步阶段时，智利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澳大利亚是相仿的。然而，随着智利继续吸引资本，并善用这些资本提高其贫穷劳动者的生产力，它也将继续发展出和澳大利亚不相上下的中产阶级，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此外，将智利经济与澳大利亚或美国进行比较，犯了“涅槃谬误”。【涅槃谬误系一厢情愿地宣称某个解决方案无法做到完美因此不可行。——译者注】更好的比较是阿根廷或巴西，虽然我承认与这些国家相比，智利可能并不总处于领先，但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是占优的。智利幸免于困扰这些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和政治危机。虽然它过于依赖铜价，但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使得这种依赖性不再像过去那样至关紧要。

与我交谈的智利人从未听说，有人批评弗里德曼是一名从自由市场原则上妥协退让的人士。然而，弗里德曼对国家扩张的智力让步，肯定会对智利目前的经济形势造成不利的影响，就像对美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样。智利中央银行制造的通货膨胀给国家提供的资金，要比没有通膨税的情况下要多得多，然后这些资金被用于资助政治关系良好的个人、企业和行业。如果资本流动是由市场力量指导的，这些实体就难以得到这些好处。在这里，物价上涨降低了货币购买力（尤其损害穷人），从而起到了“劫贫济富”的效果。

智利货币供应量（M1）近31年增长情况

智利在过去20年的经济表现是如此强劲、甚至有如奇迹，以至于有人会产生遐想：如果皮诺切特和他的顾问更多地折服于不妥协让步的米塞斯而非妥协让步的弗里德曼，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并没有米塞斯风格的博士生项目给他们带来未来的领导者，那么这个国家今天会到往何方呢？

我相信他们下一次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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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评论】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智利天主教大学一起设立了一项经济学奖学金计划，从1957年至1970年间约有百名学生参与，这些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人士，在皮诺切特上台后获得了重用。他们重塑了智利的经济观念和经济体制，给智利带去了经济腾飞。把“智利经济奇迹”和经济繁荣另一典范“德国经济奇迹”放在一起比较，尤其是两者后面的经济思想，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和德国弗莱堡学派类似，芝加哥学派可视为程度较弱的市场经济学版本。弗莱堡学派主要人物在纳粹统治时期暗中研读米塞斯著作，而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还是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和政府纸币的支持者，虽然在50年代米塞斯定居美国前，他就开始转向，但随着奥地利学派在美国复兴所带来的冲击，他到了中晚期越来越倒向自由市场经济。在与米塞斯、罗斯巴德及其支持者的多次辩论后，弗里德曼终于将自己关于货币的观点修正到：“将货币和银行业留给市场安排所产生的结果，比政府插手的实际后果要更加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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