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巷窑址，位于河南省汝州市老城区东南部中大街北侧、张公巷东西两侧。遗址在2000年被发现后，出土了大量与汝窑、南宋官窑类似的高等级精美青瓷器，引发了学界与古陶瓷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此后，为配合房屋拆迁改造，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发掘。2004年，第三次发掘结束以后，当年5月在郑州召开了“汝州张公巷窑及巩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硏讨会”，发言的2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80%认为，张公巷窑址为北宋官窑遗址[1]。但到目前为止，由于地层复杂、发掘面积小等因素，这一观点在遗址年代和性质的推断上都受到了学界的质疑。2017年8月5日开始，为了揭开陶瓷考古领域这一桩历史悬案，在汝州市政府斥巨资将旧房拆迁完毕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张公巷窑开展第五次主动性、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张公巷窑联合考古队开工照
一、张公巷窑址的发掘概况
2000年，张公巷附近居民在营建新房时，古陶瓷研究者朱文立在房基中拾获几十片窑具和瓷片，随后他会同汝州市文化局有关领导向河南省文物局进行了汇报。经初步勘察，窑址的中心区域面积大约为3600平方米，因地处汝州市老城区东南繁华区域，遗址大部分被民房和道路所占压。2000年春和2001年夏，为配合民房改建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对张公巷窑址的第一、二次小规模发掘，两次发掘总面积65平方米，分别开挖10×2.5米的探沟、8×5米的探方各1个，清理出房基5座、灰坑28座、灰沟2条，发现了一些类似汝窑的精美青瓷器残片、窑具和素烧坯残片等。2004年2-4月，汝州市人民政府斥资20万元，拆迁居民7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总面积124平方米，在张公巷的东西两侧分别布8×8米、12×5米的探方各一个，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4座、水井4口、灶6个、灰坑79个、淘洗池1个，发现了大量本地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的瓷片和窑具。同年，张公巷窑址被列为河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保单位的档案中，关于张公巷窑址信息中的时代被定为金元时期[2]。2012年8-1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四次对张公巷窑址进行发掘，由于地处民居之中，仅开挖14.2×6.4米探方一个，出土了一些典型张公巷窑的精美青瓷，其中完整和可复原标本30余件，发掘中推断出土标本的时代不早于北宋末年。2015年12月，张公巷窑得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立项，大规模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拉开序幕。为嫠清窑址范围和生产面貌，指导保护规划，在窑址范围内进行了普探。2016年7月，国家投入两亿多元经费，完成了窑址周边地区的拆迁工作，拆迁了28860平方米，涉及居民200余户。
张公巷窑址
2017年8月5日至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张公巷窑开展第五次主动性、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目前，为了配合此前开展的考古工作，遗址以张公巷为界被分为两个区域：一区位于张公巷西部，开挖10×10米探方六个，为了便于控制地层，保留两个大探方，其余四个均分成ABCD四个5×5米的小方；二区位于张公巷东部，开10×10米探方三个，每个探方均分为ABCD四个5×5米的小方。根据对出土遗物的时代判定，整体上两个区域的考古发掘基本已到了元代层，遗址发现了较多的扰坑、灰坑、房基等各种堆积，这些遗迹使得地层呈现出较为破碎、复杂的特点。出土的遗物以瓷片为主，间或有少量的动物骨骼、金属制品等。在出土的瓷片中，以白地黑花、临汝窑青瓷、钧釉瓷、素白瓷为主，少量能被确认为张公巷窑的瓷片较多发现于晚期的灰坑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工作还处于探寻这个遗址中窑业遗存最丰富地点的过程中。
遗址保护区范围
遗址保护区外墙
一区布方图
队员上工照
二、张公巷窑址的典型地层和出土器物
学界目前对于张公巷窑址时代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窑址地层的复杂性。在前三次发掘的4个探方中，2004年发掘的T4最具代表性，反映了张公巷窑的基本地层情况。T4共分为10层，分述如下：
第1、2层为近现代堆积层。
第3层，土质疏松，土色黄灰，含有大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出土的主要瓷器有白瓷、钧瓷、白地黑花瓷等
第4A层，土质疏松，土色浅灰，内含大量草木灰和红烧土，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白釉瓷约占60%，豆青釉、钧釉、黑釉、红绿彩、三彩等约占30%，本地生产的精美青釉瓷约占10%；除瓷器之外，还出土了少量的匣钵、垫饼等窑具，地层中出土一枚“正隆通宝”铜钱。
第4B层，土质坚硬，土色灰白，出土遗物较少，以本地生产的青釉瓷为主，还有少量的钧釉、黑釉、三彩等瓷器及垫饼、垫圈等窑具。地层下压着C1、H88等遗迹。C1打破南部第5层，填土可分两层，1层出土遗物少，2层出土以匣钵、垫饼等窑具为主，有部分本地产的青瓷、白釉、黑釉等残片。H88也打破南部第5层，灰坑内出土遗物较多，本地产的青瓷占绝大多数，基本都可复原，主要器物有各类碗、盘、洗、碟和器盖等。
第5层，土质疏松，土色黄灰，出土遗物丰富，以白釉、本地产青釉、黑釉、豆青釉等为主，还出土了少量的匣钵、垫饼等窑具，出土一枚“正隆通宝”铜钱。此层下压着H101一座灰坑。
H101内分为四层，出土遗物丰富，第1、2、3层以出土匣钵为主，大部分匣钵外涂抹耐火泥，其次出土了垫饼、垫圈等窑具，少量本地产的青瓷；第4层出土较多的本地产青瓷，与H88所出器物大体类似，另出土了一些瓶、壶类器物，这类器物可复原的比例很高。
第6层，土质疏松，黄色，出土器物不多，有白釉、豆青、本地产精美青瓷等。
第7、8、9层，除土质土色不同外，出土遗物十分相似，均以白釉瓷器为主，黑釉、豆青釉次之。
第10层，土质疏松，土色灰白，以白釉瓷为主，还出土了部分黄釉执壶、三彩器、玉璧底碗等[3]。
张公巷窑址出土器物的釉色种类丰富，有青釉、白釉、黑釉、豆青釉等瓷器。其中青釉瓷代表着当地瓷业生产的主要面貌。张公巷窑址生产的精美青釉瓷器，整体上与宝丰清凉寺窑的天青釉汝瓷、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出土的青瓷较为类似，但又有明显的不同。据对出土资料的观察可知，张公巷窑生产的青瓷器在胎、釉、形、彩、工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大的特殊性。
首先，胎常见是以薄胎薄釉为主，釉面的玻璃质感强，胎色可分为粉白、灰白、洁白、浅灰等，质地细腻；釉色分为淡青、青绿、青灰、少数天青等；器型主要有各式的花口、折沿的碗、盘、洗等，以及套盒、瓶、炉、器盖等较少见的器形。圈足器以直圈足为主，较多器型为清凉寺窑中所不见；装饰方面，张公巷窑生产的青瓷以素面为主，釉面常有细碎的开片；工艺方面，碗盘类器物一般采用垫烧，部分采用了裹足支烧法，支烧器物的支钉痕呈规则的小米粒状，数量三到六枚不等[4]。
深腹碗
四方平底盘
板沿葵口盘
盘口折肩瓶
三、张公巷窑相关研究概述
张公巷窑址地处汝州州治，出土精工制作、不尚装饰、造型多茶酒花香等高档的青瓷器具，体现出了官作特点，所以自张公巷窑遗址出土的瓷片问世后，学者们将其与文献中记载的北宋官窑，以及已发现的汝窑、南宋官窑等遗址关联起来进行研究。2004年在河南郑州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及巩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2010年在北京故宫召开的“故宫博物院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所发表的言论和提交的论文基本涵盖了国内外对张公巷窑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依据历史文献，结合张公巷窑、南宋官窑、钧窑、遂宁窖藏、韩国出土高丽青瓷等考古资料，围绕窑址的年代、性质这两个基础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在张公巷窑被发现后，为了进一步给窑址定性，2001年，古陶瓷研究者朱文立带着张公巷出土的瓷片到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专家汪庆正、陈克伦、陆明华等先生通过张公巷窑瓷片与馆藏（从开封采集的四件“北宋官窑”瓷片）对比，发现二者是同一窑场、同一类型的产品，并首次提出张公巷窑可能是北宋官窑。[5]而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张公巷窑址的郭木森先生，在当年汝州举办的中国古陶瓷年会上宣读了《浅谈汝窑、官窑、张公巷窑》的学术论文，提出了“张公巷窑址极有可能是北宋官窑”这一观点[6]。2004年，在郑州召开的张公巷和黄冶窑的专家研讨会上，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发言指出：“从张公巷窑出土器物的造型和质量来看，毫无疑问是北宋官窑”；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认为：“张公巷窑很确切的说应当是北宋。因为张公巷窑具有汝窑、官窑的特征，所以其具体属于哪一类还需要更大的发现”；时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王莉英女士声明：“专家学者们多数都认为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还需要今后发掘的大量实物资料去确论”。根据会议内容，与会专家大多数认为基本可以确立汝窑、张公巷窑、修內司窑这样一个陶瓷发展序列，张公巷窑承上启下，年代上应该属于北宋徽宗后期[7]。从此“张公巷窑为北宋官窑说”成为主流。而后，张公巷窑考古发掘领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研究员在《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一文中，通过对张公巷窑址、清凉寺窑址与传世品的比较，支持了其为“北宋官窑说”的观点[8]；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伊藤郁太郎馆长在其《试论汝州张公巷窑的活动年代》[9]中，从器型样式、与高丽青瓷关系、宋徽宗的审美意识三个视角也对“北宋官窑说”信心十足；郭木森先生《汝州张公巷窑年代的相关研究》[10]一文，在通过对窑址的地层做了进一步分析后详细指出，张公巷窑址在其早期阶段应该属于北宋官窑，金代仍然生产高质量的青瓷，到金代末年衰落。
与官方的“主流观点”不同，部分学者对于张公巷窑的始烧年代和性质提出了质疑，这些观点可归纳为“金元说”。2009年，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根据出土张公巷窑青瓷器的地层及其叠压打破关系，结合在同时或更早的地层中出土“正隆通宝”铜钱的现象，指出张公巷窑精美青瓷器的生产时代应为金代后期，是一座生产礼制性器物的官窑，反对了无视考古地层的北宋说，再根据文献的记载，其到元代前期继续生产[11]。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则指出，张公巷窑建立于金代晚期或更晚时期，青瓷器极有可能是官方命汝州烧造的产品，或是为学习南宋官府窑厂的管理方式所建立的一座金代官府窑厂[12]。在2010年“故宫博物院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杭州考古所唐俊杰研究员主张张公巷窑址建立于金代前期，并且大胆推论其为海陵王授命设立的窑厂，时间约为金贞元元年（1153年）至正隆六年（1161年）期间[13]。上海博物馆陆明华研究员利用文献的反复论证，结合热释光的科技检测成果，驳斥了张公巷窑为“汝州新窑器”、北宋官窑、元代官窑的观点，认为其最有可能是金代皇家贡窑[14]。伊藤郁太郎馆长在《北宋官窑的谱系——汝州张公巷窑的诸问题》[15]一文，结合学术史回顾和史实考证，承认了金代官窑说的合理性。与其他学者“金官窑”的论述不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权奎山教授在《汝窑和老虎洞窑瓷器的比较研究》中，对汝窑和张公巷窑瓷器做了初步的比较，发现张公巷窑瓷器基本是模仿汝窑瓷器的产品，并多有民窑痕迹，是一座金代初年以汝窑工匠为主体建立的仿汝民窑[16]。韩国学者李喜宽在《汝州张公巷窑的年代与性质问题探析》[17]一文中，通过张公巷出土遗物，与宋金元窑址、窖藏、墓葬出土瓷器的比较研究，并参照当时的银器，认为张公巷是一处金代官窑遗址，并随金代的灭亡而消失。
以上不同学术观点都是学者们各自梳理文献资料，与其他考古资料对比研究后得出研究成果。张公巷窑出土青瓷器在许多特征上与汝窑、官窑有相似之处，加之迄今见到的传世或馆藏资料较少，相应的考古发掘面积较小，相关资料也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表，更加重了当前张公巷窑研究的不确定性。我们相信本次大规模的联合考古发掘，将会发现更多有清晰层位信息的遗迹、遗物，为揭开萦绕于众多古陶瓷研究学者、爱好者心中的疑团，构建宋金元时期北方瓷业的生产体系提供重要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郭木森《汝州张公巷窑的发掘与初步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173-17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2] 郭木森《河南汝州张公巷窑考古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2004年5月26日，第1版。
[3] 郭木森《汝州张公巷窑的发掘与初步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173-17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4] 孙新民《河南宋金名窑瓷器概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南新出宋金名窑瓷器特展》，9-10页，深圳雅昌印刷有限公司，2009年。
[5] 陈新生《我所知道的张公巷窑址发掘及专家研讨会情况》，《河南文史资料》2006年2期，152-169页。
[6] 郭木森《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7辑，11-1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7] 会议发言根据新华社采制的电视新闻整理而成，网址：
http://xhpfmapi./scene/report.html?spm=xy.xinhuashe.0.1.X2JcDn&docid=1959644&reportid=84112
[8] 孙新民《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06年7期，83-89页。
[9] 伊藤郁太郎《试论汝州张公巷窑的活动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219-22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10] 郭木森《汝州张公巷窑年代的相关研究》，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北宋汝窑青瓷——考古发掘成果展》，19页，大阪：大阪美术振兴协会，2009年。
[11] 秦大树《宋代官窑的主要特点——兼谈元汝州青瓷器》，《文物》2009年12期，68页。
[12] 王光尧《关于汝窑的几点思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南新出宋金名窑瓷器特展》，18-20页，深圳：深圳雅昌印刷有限公司，2009年。
[13] 唐俊杰《汝窑、张公巷窑与南宋官窑的比较研究——兼论张公巷窑的时代及性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5期，108-110页。
[14] 陆明华《官窑相关问题再议》，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81-101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
[15] 伊藤郁太郎《北宋官窑的谱系——汝州张公巷窑的诸问题》，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5－50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
[16] 权奎山《汝窑和老虎洞窑瓷器的比较研究》，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17-234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
[17] 李喜宽《汝州张公巷窑的年代与性质问题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3期，20-38页。
*本文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纸上考古》所刊《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址的发现、研究与新动态》一文增补修改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