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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 楷书临《道因法师碑》 咸丰戊午（1858年）作 册页（四册，一〇一开） 水墨纸本 钤印：何绍基印、子贞 题识：咸丰戊午仲秋月朔三日至十六日临竟。蝯叟。 鉴藏印：重子所赏 前页何维朴（1842-1922）题，张祖翼（1849-1917）题签条。 30×41.5 cm(101) 何绍基三十三岁时，随侍父亲何凌汉视学浙江，于苏州获《道因碑》旧拓本，自此之后，一生中临仿《道因碑》多通。其楷书，早年从颜书入手，后又兼习《道因碑》及《张黑女墓志》，他苦心孤诣，熔铸锤炼，深得三者神韵，故内涵丰富，成为别树一帜的楷书。 何维朴题前页，张祖翼题签条
何绍基对欧书推崇备至，多次题跋《道因碑》，他认为欧阳询父子和颜真卿、李邕溯源篆分，上承北碑，开创了有唐一代书风。他还认为欧阳通的《道因碑》险劲横轶，往往突过其父，“逼真家法，握拳透掌，模之有校，其险劲横轶处往往突过乃翁，所谓智过其师，乃堪传投也。”（何绍基《跋道因碑旧拓本》）。所以他临碑是本着“书家须自立门户，熔铸古人”，以取古人之笔意韵理，深得其风骨而又须“自成一家”，故于《道因碑》津津乐道，一再临仿。曾熙曾在何绍基临《道因碑》后题跋云：“兰台取乃父八分以入真，于唐碑独开生面，且示后人由八分入真法门，然分书至隋，与真楷无甚差别。何蝯叟从三代两汉苞举无遗，取其精意入楷，其腕之空取《黑女》，力之厚取平原，锋之险劲取兰台，故能独有千古……海内有志学书得此可以超凡入胜矣。” 楷书临《道因法师碑》(局部)
此《楷书临道因法师碑》凡四大册，一〇一开，自咸丰戊午（1858年）仲秋月朔三日至十六日临竟，历时近半月，“时（何绍基）在济南主讲泺源书院，是年临此碑两通”（何维朴跋语），是年还临有李北海《麓山寺碑》、颜鲁公《李元靖碑》各一通，之后开始专心隶书。此《楷书临道因法师碑》较之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何临《道因碑》时间上晚十年，更苍浑老辣，是何绍基楷书中之精品，曾熙所谓的“超凡入圣”，并非虚语。 楷书临《道因法师碑》(局部) 以上资料来源于“嘉德拍卖” 延伸阅读： 何绍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何凌汉官至户部尚书，逝后特旨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安。何凌汉不仅身居显要，仕途畅达，其书法也为时所称，其在殿试中得探花及第，擅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何凌汉深知书法在以后科举中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何绍基在书法上的教导。秉承家学，年幼的何绍基开始接触唐碑，其尝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由于何绍基的勤奋好学，他生前即享盛名，片纸只字人争宝之，其赝品在市场上也广为流行。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何绍基已成为著名书法家，他的作品已经可以卖钱了，但他在临古上仍坚持不懈，晚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绍基一生无间临古，于楷、行、草、篆、隶诸体无所不涉。在楷书方面，他最初植根于颜真卿，从小便对颜字下了很深的工夫，由此广涉唐碑，对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特别是小欧亦情有独钟。后痴于《张黑女墓志》、《瘗鹤铭》。小楷从《小字麻姑仙坛记》入手，后属意《黄庭》、《乐毅》。在行书方面，何绍基根底鲁公《争座位》与北海《麓山寺碑》，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也时时把玩临写。在草书方面，何绍基虽“生平未用功也”，然也不乏兴致，今有节临怀素《自叙帖》传世。在篆书方面，何绍基“廿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对《说文》的学习，或许是出于治学的需要，然同时却增强了他对文字演变与篆法的了解。其后，特别是晚年，他先后临习过《石鼓文》、《毛公鼎》、《楚公鼎》、《宗周钟》、《叔邦父簠》等多种金文。在隶书方面，何绍基下的功夫最大，马宗霍尝曰：“蝯叟于分书博览兼姿，自得之勤，并世无偶。”何绍基仅流传至今的临本就有十余种之多，如《张迁碑》、《礼器碑》、《衡方碑》、《曹全碑》、《乙瑛碑》、《西狭颂》、《史晨碑》、《华山碑》、《石门颂》、《武荣碑》等。 何绍基尝自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所钩勒者即尽与平原近。”所谓摹勒、钩勒，即为临摹的初阶，在此时，当以形为尚。对于其钩摹上的功夫，王潜刚有记：“其手钩大字《麻姑仙坛记》、《李元靖碑》、《法华寺碑》，用功极勤。”现有何绍基为陈颂南通临的《争座位帖》流传于世，谭延闿曾评此临曰：“道州书以晚年为极诣，然早年书心精力果亦非他人所能及几，此册为陈颂南先生临，尤为极意经营之作，是时正三十八岁也。”与原帖相较，此临对外形体势的把握非常到位，堪称实临的佳作。从何绍基《跋张黑女墓志拓本》中 “余自得此帖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之语，可知其于临摹并不尽临、摹，所谓“寂坐欣赏”即是读帖，读帖或可看作是对临、摹的重要补充。手持拓本，谛观细察，心领神会，任一己思想与拓本碰撞、交流，心里有了，再下笔临、摹，便自然会有收益。
何绍基虽临古精勤，但并非盲目地死临，他特别注重为何而临，从临摹中要得到什么。马宗霍评其临汉碑曰：“东京诸石，临写殆遍，多或百馀通，少亦数十通。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故一通有一通之独到处。”又曰：“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当其有所取，则临写时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故看来无一通与原碑全似者，昧者遂谓蝯叟以己法临古。不知蝯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汇其归也。”用此法临古，看似与原作大相径庭，得之甚少，其实这正是何绍基的高明之处。如此临摹当然要比囫囵吞枣式的什么都似像非像要深刻得多，它有助于提高分析作品的能力，有助于深入地领会原作的真谛，也有助于更好地消化吸收。
何绍基尝言：“诗文字画不成家数，便是枉费精神。然成家尚不从诗文字画起，要从做人起。自身心言动，本末始终，自家打定主意，做个什么人，真积力久，自然成就，或大成，或小成，为儒，为侠，为知，为峭，为淡，为绚烂，为洁，为拉沓，为娟静，为纵恣，人做成路数，然后用功于文字，渐渐搬移，其艺必成，适肖其人。”能否自成家数应是何绍基临习书法最根本的归宿与最核心的指导思想。何绍基尝论书有五难曰：“……纵习古人碑碣简牍，而沿袭肖似，不克自成门径，与此事终不相涉，二难也”，此语也说明他并不以为临摹难在与原作沿袭肖似，而是难在能否通过临摹自成一家。
临摹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一种途径，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临摹而临摹。临摹本身分为多种方法，有实临、意临、通临、节临，等等，无论哪种方法，它们之间只是存在着方法的不同，而无孰优孰劣的区分。对于临习，何绍基的终极目的是要自成一家，而自成一家必须通过创作才能体现。因此，如何从临摹自然过渡、升华到创作，是一个必须攻克的技术性问题。临创之间，并非简单或绝对的因果关系或前后关系，自古以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在处理上均有适合自己的妙招。何绍基也不例外，他成功地化解了临创之间的转换性难题，为后人留下了精彩的范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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