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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颐社长学问博无涯涘，饮誉士林；推原厥始，他治学是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沿革地理起步的。 1934年2月，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在北平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提出将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出版发行《禹贡》半月刊。该刊英文名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1935年订正为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学界通常以此作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端。当前国内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基本上是禹贡学会会员直接或间接的学生。 从1934年3月1日出刊，到1937年7月中旬因抗战军兴而终刊，《禹贡》半月刊共出版7卷82期，刊文约700篇。由于当时的禹贡学会会员主要是治传统舆地学的学者，严重缺乏现代地理学的思想和技术资源，《禹贡》半月刊刊发的文章，还是以传统沿革地理的路数为主。直到1950年代，禹贡学会中坚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成长为成熟的历史地理学者，特别是侯仁之先生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归来，将西方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理念直接引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才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饶宗颐先生1934年9月就加入了禹贡学会，虚岁18岁。从禹贡学会1936年3月编刊的《禹贡学会会员录》可以看到，他当时的职业是“潮安县志分纂”，通讯处“潮安太平路潮安庄”。在《禹贡》第六卷第七期（1936）刊发的《通讯一束》中，有一封饶公致顾先生的信，为存文献之实，兹敬录如次： 颉刚先生史席：久钦名下，未获瞻韩，企詠之私，实成饥渴，道塗修阻，抗谒无由，准于杂志中拜诵佳制，稍慰远慕而已。昔读先生辨伪诸作，以郑樵之博兼百诗之专，研覈臧否，钩稽微眇。足使东壁歛手，际恒变色。又复扢扬地学，创禹贡学社。维昔地学大师，顾姓有亭林祖禹，今得见先生，鼎足而三，信可高睨一代矣。不侫曾以黄仲琴先生之介绍，加入禹贡学会，自维庸劣，靡有表见，悚沔滋深。今辄以所著潮梅史地论文四篇，曰《恶溪考》，《潮州府韩文公祠沿革（上）》，《韩山名称辨异》，《海阳山辨》，奉呈大教，幸赐削正，再登入《禹贡半月刊》。高山仰止，实积愚诚，是用冒昧上言，渎扰视听，菲敢妄觊攀附，乃思他日扫门一聆清诲也。傥蒙见纳，为幸多矣。谨先奉状，申布微悃，附呈《天啸楼集》，《潮州艺文志》各一本，乞察收。肃此，敬请道安，诸维亮照不宣。后学饶宗颐谨上，十一，六。（第84页） 很明显，这是饶公写给顾先生的第一封信，可以说是饶公与顾先生订交之始。函中信息量很大：一、此前饶公已经由黄仲琴先生介绍加入了禹贡学会，此言可与上引《禹贡学会会员录》所载饶公入会年月互为佐证。网传饶公于1936年加入禹贡学会，盖未查实《会员录》之故。二、与此函同时，饶公给《禹贡》半月刊投稿一次就投了四篇。查饶公在《禹贡》半月刊一共刊发文章8篇： （1）饶宗颐：《广东潮州旧志考》，《禹贡》第2卷第5期，1934，第33-37页。 （2）饶宗颐：《恶溪考:潮梅史地丛考之一》，《禹贡》第6卷 第11期，1937，第21-26页。 （3）饶宗颐：《海阳山辨》，《禹贡》第6卷 第11期，1937年，第27-31页。 （4）饶宗颐：《韩山名称辨异》，《禹贡》第6卷 第11期，1937，第39-42页。 （5）饶宗颐：《潮州府韩文公祠沿革（上）》，《禹贡》第6卷 第11期，1937，第43-50页。 （6）饶宗颐：《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禹贡》第7卷 第6/7期，1937，第97-98页。 （7）饶宗颐：《古海阳地考》，《禹贡》第7卷 第6/7期，1937，第255-258页。 （8）饶宗颐：《〈海录〉笔受者之考证》，《禹贡》第7卷第10期，1937年，第33-35页。 其中，第2、3、4、5篇即上函中所提及者。一个弱冠之年的青年，一次投稿4篇，竟迅速在同一期刊物上一并刊出。《禹贡》半月刊当时稿源不足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归根结底，顾颉刚先生对于青年人的汲引栽培才是主因。 难怪饶公对顾先生感念不已。直到2006年，九十高龄的饶公在接受采访时还回忆说： 顾先生是我的一个很早的知己，到今天我还感谢顾先生。顾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好处是提拔人才。……我也是他提拔的，……顾先生是第一个提拔我的人。（樊克宁：《饶宗颐：大隐于市一鸿儒》，载所著《呆在原地：与世纪学人面对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29页） 无疑这中间饱含着深情。 在这次回忆中，饶公说他是“在中大参加禹贡学会”的，当时他任职于“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其位置“在文德路”。上引《禹贡学会会员录》中的职业和通讯处均与此不合，应该是资料的时效稍有差异，在此可不置论。 介绍饶公加入禹贡学会的黄仲琴（1884-1942）先生，名嵩年，号嵩罗，广东潮安人，1926年在厦门大学结识顾先生，1934年4月加入禹贡学会。 上函中提及附呈的《天啸楼集》，是饶公令尊饶锷的文集。《潮州艺文志》则是饶公克绍箕裘而完成的著作。投稿时附上一函，并附寄对作者极富重要意义的著作，赤诚地表明了结交的意愿。而顾先生对饶公也投桃报李，此后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顾颉刚日记》中多处记载他给饶公写信。如1940年12月6日，“写润章、伯棠、宗颐、之屏、资深信”（中华书局2011年版，卷4第456页），1946年8月8日，“到耦园，写……饶宗颐，辛树帜信”（卷5第696页）；解放后，1957年5月2日，写“饶宗颐信”（卷8第238页）。只是这些书信在《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中未见收录。 “文革”以后，顾先生日记中不再有给饶公写信的记录，但1967年10月26日还记载了“翻饶宗颐《殷商贞卜人物通考》”（卷10第765页）。而最令人感动的是1978年8月8日，顾先生“看饶锷《天啸楼集》”，并记道：“饶锷为饶宗颐之父，出身商人家庭而酷好读书，所作具有见解，乃未及五十而卒。其藏书不知解放后如何处理，颇念之。”（卷11第581页）这段心情短语，诚不负饶公所言“知己”二字。 附带一提，饶公早年的历史地理论著除上述揭载于《禹贡》半月刊者而外，还于1946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楚辞地理考》一书。该书凡三卷，内文16篇，附4篇。主要针对钱穆、游国恩、陈楚家诸人关于楚辞地名的见解而加以讨论，其中以商榷钱穆之说 为多。 2018/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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