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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大多关于中国文学史或者诗史的论述，凡是谈到《诗经》者，几乎第一句话都是如此，我在上学时的课本中也是这样讲述者，并且这句话是考试单项选题中的常见用语，所以对这句话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印象。但是后来在其他的相关文章中看到了一些论点，有不少的学者质疑这句话的准确性，比如张启成在《诗经研究史论稿》中称：“《诗经》只能是周代诗歌的选集，而不是周代诗歌的总集。”首先说《诗经》是不是均为周代人所作，这个问题我们放在下面再细聊。关于《诗经》是总集还是选集的问题，这还真值得念叨念叨。 《诗经》书牌，清同治十一年山东书局刻尚志堂藏板本 《诗经》卷首，清同治十一年山东书局刻尚志堂藏板本 其实不止是张启成一人有这样的认定，这种类似的说法我还看到过不少，该论调的依据是上古时代不可能就仅仅创作了这么三百余首诗，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到了春秋战国时，孔子见到的《诗经》就比现在的版本大十倍，当时是三千多首诗，而后经过了孔子的筛选，他选出了一部《诗经》的精选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百零五首。关于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我们也放在下面再谈，在这里我们接着说《诗经》是总集还是选集的问题。选集论者认为，流传至今的先秦典籍中还能看到一些上古诗并非收录在《诗经》之内，即使孔子没有删诗，那么今天所见到的《诗经》，也同样不能称之为总集。持这种论调者有时会引用鲁迅在其《集外集·选本》一文中的说法：“（《诗经》）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诗选”。 从表面看，似乎选集派所言要比总集派的论述方式更加严谨，也更加贴近事实。其实选集派的专家们忽略了，或者说是误解了一个术语，那就是什么叫“总集”？搞目录版本学的人对这一点有着固有的理解，按照四部分类法，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集部之书又细分为“别集”和“总集”及“诗文评”三大类。别集指的是历史上的某位作者个人的作品，而总集则指的是两人以上的作者汇为一书，因此“总集”一词在目录版本学上的涵义就是两位以上作者的文章编在了一本书内，而《诗经》按照传统观念，是很多作者写出的作品。当然，这个说法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我们估且就按照这种主流的观点来判断。《诗经》是多位作者的作品汇编，因此称为总集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事，而选集派把这“总集”二字理解为了“全集”，认为今日所见的三百零五篇《诗经》没有全部收录中国古代早期的诗作，这正是误会所在，因为古人所说的总集都是目录版本学上的概念，而后来的这句通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这里的“总集”二字正是延用了传统的目录版本学概念。 《诗经》康熙丙寅年姜宸英批校、光绪甲申年张兆兰题记 《诗经》的性质说清楚了，那接下来就要说《诗经》的作者和编者。我在上面说到：司马迁说孔子对《诗经》进行了删改，这句话他是说在了自己的不朽名著《史记》之中：“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就是说孔子将所得的三千多篇古诗删掉了十分之九，而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三百零五首。这件事情在此后的两千多年来，直到今天都有坚定的拥护者和坚定的反对者，至少到今日关于孔子是不是删了这么多的诗，也未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诗经大全》卷首，明正德十三年刻本 我先说说赞同派的观点，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称：“《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王充的这个观点完全赞同了司马迁所言。而唐代的刘知几则在其《史通·疑古》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说法：“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但反对派的声音同样极其强大，其观点之一认为，《史记》中司马迁所说的这段话出自《孔子世家》篇，有人说这一篇文章恐怕不是出自司马迁之手，而是后人伪造者，这等于说开始怀疑《史记》上的记载，而孔子删诗说的最早出处就是《史记》，如果《史记》都靠不住了，那就等于从根儿上否定了孔子删诗这件事。但问题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举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史记》被人篡改过。但是否定派还会从其他的角度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朱彝尊、崔述、魏源等人就从季札观乐这件事来进行否定。 到了当代，否定删诗派成为了主流。比如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说到：“今按论语，孔子自言，一则诗三百，再则曰诗三百。是古诗相传止有三百，孔子固未尝删也。”游国恩根据《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所言“诗三百”一句，认定在孔子的时代，实际上《诗经》就是这三百余篇，但对此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这《论语》中所言是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记载下来的话，有可能是孔子删诗之后所余的部分。针对这种说法，游国恩又进一步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孔子删诗之论，特史公误解雅颂各得其所，故遂为此臆说耳。不知雅颂得所，实指声乐而言，与删汰文字无关。” 《诗经通论》民国十八年双流郑璋刻本，书牌 《诗经通论》民国十八年双流郑璋刻本，卷首 当今大家袁行霈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同样认为孔子删诗这件事不可能：“这些作品的编集成书，汉人认为经过孔子的删定。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代，已有与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孔子对‘诗’做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看来否定删诗派成为了今日观点的主流，那我也就从众吧。但是孔子整理了《诗经》，这是两派都承认的一个事实，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对这个统一的认定表示出了谨慎的认可：“尽管几部前帝国时代文本——包括《论语》以及最近出土的公元前300年左右的《孔子诗论》——表明孔子与《诗经》存在密切关系。” 在这里，宇文所安没有像中国学者那样一致的认定，孔子无论删没删过诗，但至少对《诗经》做过整理，而他只说孔子跟《诗经》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如何理解“联系”二字，却可做出各式各样的解读。那么怎样来解释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是《诗经》的编者这件事，宇文所安是这样认定的：“但最初乃是司马迁（约前145—前186）在其《史记》中首次声称孔子是这些诗歌的编订者，称孔子从当时的三千多首古诗中选择了这‘三百’首。这一说法或许主要反映的是早期帝国试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将整个‘五经’与孔子联系起来的意图。” 《诗经通论》清道光十七年韩城王笃刻本，书牌 《诗经通论》卷首，清道光十七年韩城王笃刻本，卷首 无论怎样，孔子是《诗经》的编辑者这件事似乎没有太多的疑义，那么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诗经》的这些作者们是谁呢？这个问题就又涉及到了《诗经》所创作的年代。今天的通行说法，《诗经》的创作跨度大概是五百多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说：“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写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还有人认为起自于商代，那时间就变得更加久远。关于《诗经》所收之诗上下年代问题，也同样争论了两千年，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而龚鹏程先生的认定则更加独特，他甚至认为《诗经》本是歌：“古代歌诗，乃是音乐，词并不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学史》）对这个观点，龚先生进一步阐述道：“《诗经》所收，名之为诗，实皆是歌。故孔子自称编此书可令雅颂各得其所；《史记》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其中风、雅、颂之分类，颇似古希腊音乐分成立第亚式、伊俄尼亚式、道瑞斯式、佛里基亚式。” 从上面的这段话可以感觉到，龚鹏程先生是赞同孔子编辑了《诗经》的，但他认为《诗经》是歌，而不是诗。如果这样解读的话，《诗经》所收的这些词句就是古代的歌词，如此论述起来，《诗经》成为了宋词的本源。但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词作者和曲作者，至少今天明星们所唱之歌的作词和作曲大多是两人，这样论起来，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所以在这里暂且不论作曲者为谁，还是先讨论一下作词者吧。关于《诗经》所收诗的作者问题，后世学者也有一大堆的争论。这个话题仍然不能展开，否则的话，又是一篇单独的长长论文了。 《诗集传音释》清咸丰五年至七年海昌蒋光焴衍芬草堂刻本 袁行霈说：“整理编写《诗经》的人和具体情形，今天已无从得知，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袁先生认为《诗经》的作者今天已经不可知，而刘立志先生在《〈诗经〉研究》一书中也同样这样认定：“诗篇的写作时间大体可以确定，但其作者问题，却成了千古谜案。”但刘立志先生却在后面客观地总结了从秦汉一直到清代以来，不同学者对《诗经》作者所提出的见解，而后他讲述到了前人所谈《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有五篇作品在篇章语句之间已经言明作者”，这五篇作品的作者分别是家父、寺人、吉甫、奚斯，而“吉甫”之名出现过两次，故这样说来，实际上《诗经》的已知作者是四位。 这里所提到的吉甫就是尹吉甫，在历史上有不少的人认定他就是《诗经》的作者之一，因为尹吉甫在历史上是有名有姓的一位重要人物，而其他的那三位作者似乎在名声上不如尹吉甫响亮。关于尹吉甫的祖籍，历史上有不同的几种说法，早期对他的记载资料较少，然而到了宋代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名叫兮甲盘。此盘有铭文133字，铭文的内容是讲述兮甲跟随周宣王征讨猃狁的历史史实，而这“兮甲”就是尹吉甫。 《叶太史参补古今大方诗经大全》卷首，明万历芝城建邑书林余氏刻本 按照专家们的解读，“尹”字为官名，“吉”是他的族姓，而“甫”本作“父”，是对男子的尊称，所以尹吉甫实际上是姓兮名甲，但历史上都称兮甲叫尹吉甫，我在这里也就从俗。尹吉甫所处的时代正赶上周厉王“专利作威，佐乱进祸”，于是被国人赶了出去，等到周厉王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周宣王。在周宣王的时代，北方的戎狄侵占领土，于是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带兵北伐，他将猃狁驱赶到了太原以北，而后接着南征，终于保住了周宣王的天下，所以他是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位人物。而周宣王到了晚年还任命尹吉甫为顾命大臣之一，关于这件事，《东周列国志》中有一种说法：“宣王晚年病重弥留之际，召见老臣尹吉甫和召虎于榻前，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湦，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协力辅佐，勿替世业！’”
新刻的尹吉甫墓碑 即此可见，这位尹吉甫也是周代极其重要的人物。等到周宣王去世后，周幽王继位，历史上说周幽王后来听信谗言，错杀了尹吉甫，而后知道了自己所犯的这个重大失误，于是就做了个金头给尹吉甫安上，进行了厚葬，可是又担心盗墓者为了这个金头疯狂的挖掘，于是就造了十二座尹吉甫墓处在不同位置，让人无法了解到真假。但这种传奇的故事后世流传较多，只是主人公的名称有着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件事也很难当真。张华田主编的《尹吉甫在房县的遗迹和影响》一书内收录了许多跟尹吉甫有关的传闻，关于尹吉甫之死则更为离奇。
四围全是枣树林 文中称因为尹吉甫帮着周宣王打天下，再加上他文才横溢，有人将这件事情奏上天庭，报告给了玉皇大帝，玉帝爱才如命，于是就把尹吉甫弄上天宫给他封了个天官，但后来王母娘娘过寿，玉皇大帝摆起了宴席招待各路神仙，而尹吉甫因为酒喝高了，就拉了王母娘娘的手，这样的举措当然令玉帝大怒，于是派雷公将尹吉甫碎尸十二段，所以才有了这十二墓。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把尹吉甫吹得更加文武双全，但这种搞法反而让历史上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儿的线索，变得更加难以让人相信。
这两只雄狮制作的有些草率 我们还是说《诗经》中提到尹吉甫的那两个出处吧。一是出于《大雅·崧高》，此篇中有：“吉甫作诵，其诗孔硕”，而另一篇则同自《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今日所见的出处也不过就是这两处，细细读来，其实这两句话也可以有多解，但在历史上却有人极其欣赏这两句词，《晋书·列女传》中记载有东晋宰相谢安跟他侄女谢道韫的对话。谢安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回答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道韫认为，《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她最欣赏的那句话就是尹吉甫所作者。这位谢道韫为什么对尹吉甫如此的偏私？她是怎样的想法？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猜测，总之，尹吉甫所作之诗，后世果真有追捧者。
从沙丘上面的情况看，找不到遥远历史的痕迹 但以上所谈都是认定尹吉甫为《诗经》许多作者中的一位，张福庆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字号室名别称词典》中称：“尹吉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姓名记载的诗人”，中国第一诗人的桂冠竟然戴给了尹吉甫。钟伦纳在其《华夏文化辨析》中称：“三百零五篇中署名的作者仅四人，而尹吉甫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然而钟伦纳这篇文章的题目则是“穆如清风：《诗经》采编尹吉甫”，看来他认为尹吉甫不但是《诗经》一书的作者之一，同时还是该书最早的编者。对于这一点，历史上倒是有一些相同的认定，游国恩说：“今所传诗三百篇，果何自来耶？曰周时朝廷之所采，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者也。”游国恩在此句话小注中称：“语本班固《汉书·艺文志》”，他说自己引述的是班固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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