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启牵着办合作社时赵滩仅有的老马，向青年民兵讲述办社情况 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村的生产力从封建剥削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农民愿意以极大的热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土改后的农村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种个体农民的显著特点是生产规模狭小，劳动工具陈旧，生产资金短缺。他们无力抵御自然灾害，无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以彻底改变生产条件，无力采用农业生产新技术。许多农户不但不能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从国家发展工业化的根本利益的大局上讲，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下，满足不了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的需求。1949年秋滦河发大水，赵滩和全县各村一样，秋收损失严重，并极大地影响了秋麦播种和来年生产、生活。上述小农生产的许多弱点暴露无遗。土改后的几年中，赵滩村有的农户因生产能力低，缺人少具，经营经验缺乏，出现了“种一葫芦打一瓢”的现象，为维护生计只好串户借粮；有的农户因天灾人祸，缺钱少物，出现了“去地”问题；更有甚者，个别户因旧社会恶习未改，好吃懒做，连土地都卖光了，王世禄就是其中一个。 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在深入农村调查的基础上，1951年 9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各级党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实际上自土改后，赵滩就已经有了互助合作的雏形。在春耕中，弟兄亲戚的互相帮助自不必说；在平分中几家分得一头牲畜，不管权属转移归一家还是共有，都能联合互助共同搞春耕；有的关系好的各户，在春耕秋收中采取打套的方法互助合作。这里还流传着一则笑谈：赵依田和近邻赵百川相处很好，两家搭套种地。赵依田年轻，在东北从商回家不久， “依田”却缺乏种田经验，赵百川则对种田很精明。赵依田说：“二叔呀，我牛小、劲小、二犁杆就少给我一块吧！”他本来是想说“让二叔让给一块”。“你说反了，却说走了嘴”赵百川说：“ 多一块才对劲！”其实，这样互助，即实现了优势互补，又在实践中带出了许多种田熟手。这种互助形式很流行。赵滩村土改后参军的多，到建国后还有 30户优属对象，群众优待采取的代耕形式，对农户间的互助合作影响也很大。中共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于 1951年 12月发文试行后，1952年赵滩有了大小互助组共 40多个，虽然规模不等、形式不一，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互助合作。通过牲畜“搭套”、“以工换畜”、农具互通有无（连同操作人）、换工、帮工等形式，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缺乏劳力、牲畜、农具的问题解决了，贻误农时的问题消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应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农户两极分化的趋向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1953年 10月，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我国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就是通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2年在赵滩就出现了。以王文启为核心的一个互助组在 1951年初就发展成了长期固定形式的互助组。这个互助组规模大，有十几户。1952年初酝酿建成了初级合作社。村中许多农户听说后，纷纷要求加入。庄西头和中间的刘春轩、赵汝明、赵国瑜、赵国玺、赵镇生、王泰德、曹正才、李怀荣、赵青兰等许多户都参加了这个社。大家叫“王文启社”。这个社率先办起，有办社经验；以贫下中农为主，自愿参加；党的政策掌握得好，处理社内事务公平、合理；生产搞得好，红利高。那时，轰动了县农业办公室。据知情人士回忆，县农业办公室曾写了材料，通报全县，是全县为数不多的几个最早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其中之一。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下达后到 1953年底， 赵滩村掀起了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王文启社”也不封门，仍然有不少户加入，成了赵滩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最早、最大的一个。相应地建起了“王贵社”、“赵毓社”、“付永增社”、“曹连华社” 。后来，“付永增社”和“曹连华社”合并，叫“付永增社”。到这时，全村有 160多户入了社，占总户数的 75%。到 1956年初掀起了大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全村 200多户全部加入了“乐亭县北港农渔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打破原初级社界限，划分了六个生产队。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尽管在 1955年夏季以后存在着要求急、工作粗、过渡快的问题，以至给以后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否认的。它在我国农村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几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深刻变革和土地改革一样，是事物的本质改变，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