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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在介绍首博康熙大展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后，我们开始以一种器型为代表，详细展开研讨。上期介绍了渣斗，今天我们来讨论“觯”。
形制 在首博“盛世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中，我提到一件器型已经被改造成花插的作品。那么这种器型的完整面貌应该是“觯”。其实这种器型，在明晚期就已经出现，可以追溯道万历时期，这种形制，称为“撇口瓶”。到了康熙时期，这种器型，以及衍生出的各种“变体”，就比较多。有继续称“撇口瓶”的，亦有叫“琵琶樽”的。品种上也有青花、色地三彩，一色釉除了我们今天讨论的红釉外，还有苹果绿等。
那么首次把施高温铜红釉的作品，称为“觯”的，是郭葆菖先生在1936年“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这件作品源自清宫旧藏，高度有22.5公分，原叫“霁红瓷瓶”，首次展于“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博览会”，在1981年台北故宫的“清代单色釉瓷器”特展中再次展出。
首博“盛世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中“郎窑”花插，就是由这种器型改制，这件作品，高度应该与台北故宫的“郎窑红”觯一致，但瓶体似乎应该略纤细，同样也是源自清宫。我们也有一件尺寸、线条比例一致的作品。
另，苏州博物馆亦有一件类似的作品，但我们倾向它的时代为18世纪至19世纪之间。在北京故宫，还有一件尺寸更大的作品，也是这种“觯”的变体，它的高度有36.6公分。
清 康熙窑，“郎窑红”觯（琵琶樽），北京故宫藏 釉水 我们已经了解，康熙一朝，高温铜红釉的烧造，是下了大功夫的。存世的作品，也有很多，这些作品，在釉水上，釉面的质感、釉的配方、红釉的发色、施釉的技术多不尽相同。实际上代表了康熙不同阶段、官窑、官私合一性质的多个系统，多个窑厂的作品。这些作品，除了特征比较一致的“豇豆红”和“霁红”外，一般都通称“郎窑红”。其实“郎窑红”是一个宽泛，或广义的概念，它还可以按釉水品种、施釉技巧、，按时代，继续细分。 让我们再看看这些“郎窑红”觯的釉水。这几件作品，它们有共性，我们罗列出来，对康熙高温铜红釉的分期和群组划分，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几件“觯”，它们所施的釉水，釉子光泽度很强，釉面有强烈的玻璃质感，触之，有光滑丝绸般的质感。釉水有明显的“流淌”和“积釉”。在器物的口沿，釉水因为流淌性强而变薄，只显出青白色或果青色透明釉，形成所谓的“脱口”，而从瓶体至圈足，有明显的“积釉”，形成所谓的“垂足”。红釉发色上，自然光下呈深紫红色，强光映射下，才绽放出耀眼的宝石红色彩。瓶体一般发色比较正，到了圈足部位，就愈发深沉，呈紫红色。在瓶体，有一丝丝的白斑点、或一块块的小褐斑，这与釉的配方与挂釉的浅薄有关系。
台北与北京故宫的作品，底施白釉，而我们所藏的作品，底施果青釉，青釉中还泛出红斑点。
除了釉水有流淌、积釉、玻璃质感外，釉子有小开片也是重要特征之一。这种开片，往往小，深，透过釉子，深入胎骨。Margaret Medley（1973年）认为这种开片的形成，是经过两道入窑工序，第一道是胚体低温素烧，第二道是素烧胚体上釉（釉水是由透明釉与铜红、石膏等配方融合而成的），再次入窑，在1200至1300度高温氧化还原焰中烧成。这种工艺，使得釉子在高温玻化过程中，形成裂纹，也就是开片。
分期 西洋学者以霍蒲孙(Hobson)为代表，认为这种釉水，更符合”Sang de boeuf”，也就是俗称的“牛血红”，与康熙中期的配方不同。这是18世纪以后，康熙高温铜红釉成熟阶段的配方，并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 从釉子配方的成分考量，这一时期，釉中铜的含量明显低于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的霁红，石膏含量提高。也许，这种配方，更适合还原出明亮的红色？ 考量“郎窑红”一词，首次出现于清代晚期，而骨董界，对定义所谓“郎窑红”的口诀（即“脱口垂足郎不流”），不能涵盖康熙中期的高温铜红釉作品特征，而更符合“牛血红”的特征，我们认为，“郎窑红”可以等同于“牛血红”。而康熙中期的那些，釉水更与明初期宣德霁红难以分辨的作品，属于另一个系统。 JHM 英国伦敦东方陶瓷学会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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