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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毀滅與重建是廣泛流傳的神話母題，其中洪水神話又是最有名的一個 徐旭生先生認為「洪水」本義是「共水」，從訓詁方面看，缺乏紮實證據；但從邏輯分析，又存在一定可能性。除了地理方面的考察，在洪水神話的文本里，有個「共工」反覆出現，簡直是各種水災的罪魁禍首，而共工正好又是傳說中的水神，很難說僅僅是簡單的巧合。 關於共工怒觸不周山就有三種說法，《淮南子·天文訓》中說共工與顓頊爭帝失敗，《淮南子·元道訓》說共工與帝辛爭帝失敗，《補三皇本紀》說共工與祝融之戰失敗；《淮南子·本經訓》說帝舜的洪水也是共工引起，《山海經》說大禹治水殺死舜的大臣相柳，《史記·五帝本紀》說共工作為帝舜時期的工師失職，大概也是輔佐鯀治水失敗。 很明顯在這些記載中，共工實際上都是洪水的人格化表現。  20世紀40年代在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一卷，記載了遠古時代沒有日月和時間，後來雹戲（即伏羲）和女填（即女媧）的四個兒子分守四方，互相換位推測時間。又經過了一千多年日月終於誕生，之後炎帝派祝融率領四神奠定了天地，從此才有了每天的四時——宵、朝、晝、夕。正因為女媧完全具備創世神的神格，所以同時也可以有治水補天的神話。 相對於女媧補天的質樸，大禹治水經過儒家政治哲學的修飾，很難看出其原貌了。從一些儒家之外的史料推斷，原本大概也是個簡單的神話故事。顧頡剛、童書業、楊寬先生均認為大禹實際上本來就是西羌的社神，作為山川之主自然應當有平定水土之功。楊寬先生還認為鯀來自東方水神共工的分化，所以大禹治水既表現土克水的觀念，又反映了東西兩族的戰爭。  大禹治水最早還可能只是一個獨立的傳說，之後才和帝堯、帝舜等發生關係。顧頡剛先生提出過經典的「古史層累說」，認為「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我們在文獻中確實可以看到，大禹於西周中期青銅器就存在，而堯舜在春秋末期《論語》中才出現。至於輔佐大禹治水的契、后稷、伯益等人，本身分別是商、周、秦等民族的始祖，很難說有多少直接關係。到戰國時期為了構建統一國家的需要，才把這些祖先神拉到一起搞大事情。 「古史層累說」的另一方面認為「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以《遂公盨》只有一句簡單的「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但後來卻被各種文獻編纂者，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塗抹修飾。所以《史記》的大禹治水並不是一個原始的傳說，不能把它單獨拿出作為大禹治水的唯一記載去靜態考察。  另外，鯀用堵塞法治水失敗、禹用疏通法治水成功，在一些史料中也有異辭。《山海經》說鯀失敗的原因是「竊帝之息壤」，而禹成功也是「湮洪水，殺相繇（即相柳）」。甚至《孟子》《荀子》《莊子》也都提到禹「抑（湮）」洪水，結合女媧補天也是堵塞洪水來看，用堵塞法治理洪水本身並不是罪惡，只是一種早期的治水方式。 但是在《墨子·兼愛》中，就開始有了大禹疏水的方法。後來在《國語·周語》中，就把鯀的堵塞法寫成了失敗的原因，而禹的疏通法正是成功的關鍵。其實這種傳說的演變，也和戰國農業生產有關。人們本來用築堤的辦法防止水患，但因為弊大於利，所以後來又發明了疏水灌溉的方法。「疏川導滯，合通四海」，正是戰國時期的現實情況。 通過以上的全部解讀，我們大致可以形成這樣一個結論：公元前2200—前2000年左右，確實存在一場世界性的大洪水。但是世界各民族關於洪水神話的文本記錄，時間跨度長達數千年之久，很難說是基於同一場世界性大洪水的記憶，不過是各自在本區域受到洪水災害的投影。至於裡面宣傳的神諭思想還是人本主義，當然也不能作為實錄對待，反映的只是文本編纂者的思想。而任何歷史文本與洪水史實之間必然存在一定差距，具體案例具體分析，才是科學研究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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