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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我爷爷夏衍还被关在监狱里，他在里面的判断没错，林彪事件以后，外面的政治空气将会发生变化。 果然，断了几年的音信，又通知家里可以给他送衣物了，他人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消息。隔过年，通知可以探监了，全家喜极而泣。 我记得第一次探监的时候，我还跟着妈妈在唐山，是我奶奶、姑姑、爸爸他们去的，没有我们第三代。后来，我爸爸说，爷爷跟六年前进去的时候变了一个人，面无血色，腿断了，拄着双拐。爷爷偷偷塞给我姑姑一张手纸，上面用烧焦的火柴头写着四个字：不白之冤。 当天深夜，我爸爸听见奶奶一个人在房间里痛哭失声……他们自1924年相识相爱相亲以来，这样杳无音信的分离从未有过。我们浙江人有一句话：一块饼搭一块糕。我觉得用来形容我爷爷和奶奶再贴切不过。  爷爷说：“她是我的百合花” 我奶奶蔡淑馨是浙江德清一户有钱人家的长女，她的父亲是杭州纬成丝织公司驻沪总账房（经理）蔡润甫。德清也是我们太奶奶的娘家，蔡家是她的乡亲。这个儿媳妇可以说是母亲亲自为儿子定下的姻缘，当时我爷爷刚刚经历了一场单相思的失恋。 我们的太祖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是了解儿子的，这不能是一桩旧式婚姻，为在日本留学数年的儿子选的媳妇一定要是一位新女性。
这位蔡小姐是一位出众的美人，在“颜值就是真理”的年纪，她很快赢得了我爷爷的心。他在1925年2月28日的日记里便写道：“最后，我须得将这些感想告诉爱的淑——我的百合花！”
我奶奶长着一张典型中国人选媳妇的脸，同时还天然具备大家闺秀的气质，端庄贤淑，而不是妖艳轻薄。她有一对厚耳垂，我爷爷说是福相，我觉得她是旺夫。 他把她比喻成“百合花”，还不仅仅是外表，还因为她的审美。我奶奶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她的服饰穿着很雅致，她对颜色的品位影响着我和我姑姑两代人。我爷爷这样评价：“淑妹喜用淡紫色信笺及深青信封，紫为高贵之征，青为纯洁之象，与余素好符合可喜，信笺于默诵时每有幽香尤令神往，此种幽香与邮花后的口脂，皆吾爱人赐我的慰藉也。” 我爷爷把他们缠绵的恋爱写到了两篇自传体小说《新月之下》和《圣诞之夜》里。
1925年9月7日，在我爷爷的极力促使下，蔡家终于同意资助长女赴日留学，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预科。我爷爷有着将他未婚妻打造成时代女性的愿望，而我奶奶也有着不做花瓶的决心。她在1927年下半年离开奈良，只身一人去东京学习油画。 摩登的上海，1930年那张结婚照上的他俩是一对璧人。在婚纱和礼服搭配的时髦程度上，绝不逊色于1927年结婚的蒋宋。  我爷爷的人生驶入了快速道，我奶奶则留在了原地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总是那么遥远，梦想照进现实的光芒，不会眷顾到每一个人。“左翼十年”对于我爷爷来说，是“在荆棘中作战，在泥泞中前行”。而对于我奶奶则是放弃职业女性的理想，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支持我爷爷从事地下工作，是我奶奶对丈夫事业的最大理解。1935年田汉被捕后，我奶奶给林维中母女送去过稿费。 我奶奶的油画，色调不灿烂，情绪不阳光。相反，在她的国画里，构图、色彩和线条却平衡和谐。虽然她是家中长女，可是母亲的早逝，需要她接受和面对前后的两任继母及随即出生的弟妹们，她在心理上总会有不安全感的阴影，这也使她在气质上多少有些忧郁。好在上帝给了她一个能干而又负责任的丈夫，尽管他们之间随着年龄的增长，精神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1937年抗战爆发，我奶奶最宝贝的儿子——我爸爸出生了。与此同时，周恩来来到上海，给我爷爷派了新的任务，赴广州办《救亡日报》。从此，我爷爷的人生驶入了快速道，我奶奶则留在了原地。
对于离开上海，我爷爷是犹豫的，但周恩来耐心地说服了他。他对自己的小家庭给予了最为妥善的安排，他自己的家在爱文义路普益里，岳父家在至德里，很近，照顾起来很方便。  ▲年轻时的夏衍 蔡家很看重这位大女婿，岳父和第三任岳母给我爷爷的地下工作提供过很多帮助，我爷爷尤其对这位深明大义的继岳母感情深厚。她的孩子们对我爷爷的称谓不是姐夫，而是“端先哥”。 大舅公，我奶奶的大弟弟给我讲过他们幼年的趣事。过年的时候，蔡家的小孩儿们要给父母亲大人磕头，我爷爷也起哄跟着要一起下跪，岳父母连忙把他拉起来，说使不得，使不得……
跟每个中国人一样，抗战中一家人分离的日子是艰苦的。我爷爷把这种离愁别绪写进了剧本《一年间》《心防》和《愁城记》里，他心中的孤岛上海如同老舍笔下《四世同堂》的北平。这一“身在南国，心系江南”的真实生活场景，分别被记述在了杜宣和田汉的文章里。 1939年，“到桂林后，我（杜宣）即去找夏公。他住在报社二楼楼梯口朝北的房间，面积大约十二平方米左右。一张三屉书桌对着北窗，一张单人床靠墙放着，此外还有个书架，几把木椅。在书桌上竖立着沈宁和她弟弟的照片，上面写着‘沈端先第二世’。此外，在窗旁又贴了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本室有蝇虎二只，杀敌有功，尚希仁人君子，爱护为幸。’所以一走进室内，就感到主人的潇洒和风趣。”（杜宣：《二十世纪伟大的儿子》）
还是在桂林，1942年4月，田汉问（夏衍）：“——哦，你的太太呢？她还在上海吗？”我忽然想起在上海时我们过从甚密的他那贤美的夫人。
“她到香港来过一次，因为生活的艰窘，儿女的累赘，比以前老多了，头发也白了些了。” …… “——可是你为什么不接你太太来呢？” “因为儿女都在上海，那时她觉得还是住在那儿便当，所以又回上海去了，但后来不成了。最近来信，米不容易买，她每天只能吃两顿稠饭……”
“你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现在也管不了许多了。”这样说着他的眉宇间显然地飞上了深深的忧郁……
田汉是最懂我爷爷的人，在这篇“序《愁城记》”的文章中，田汉最后写道：“但夏衍是可信的。他告诉我们该走向大圈子里去。他自己就是首先从小圈子里跳出来的人！” 他们登对的外表背面，是日益显露出来的性格差异
同甘共苦容易，比翼双飞艰难。这种怅然若失的情绪，流露在《芳草天涯》的剧本里。
中年是丰富的，收获了果实，也凋零了落叶。我祖父母曾经是那样的郎才女貌，在他们登对的外表背面，是日益显露出来的性格差异，我爷爷刚毅，我奶奶柔弱；我爷爷坚定，我奶奶迷茫；我爷爷理性，我奶奶情绪……我爷爷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奶奶依然是一个普通人。
然而，这之间所有的距离，没有改变他们的家庭轨迹，有一对双方珍爱的儿女，他们的爱情转化为了坚固的亲情。
当年，在他们同去留日的轮船上，我爷爷帮助女同学们拿东西，他的肩上手中挂满了她们的小物件。我奶奶的同学钱青笑着说，沈先生真像一头骆驼，任重道远。这句玩笑话，直到解放以后，我爷爷还记得，有一次在家里，他对钱青意味深长地说：“你以前是不是叫我骆驼？我就是要做骆驼，哈哈！” 抗战后回到上海，我奶奶做过一段时期的小学校长。1949年以后，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她不适应，我爷爷索性就让她辞职回家了，她本来也不是社会型的人。我爸爸说过，小学校里的人都讲，蔡校长人很老实，不会说空话，不会整人。
我爷爷希望我奶奶回到自己的绘画世界里去，在这方面，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我姑姑去苏联留学后，我爸爸也是有机会的，但是，我爷爷考虑到自己公务繁忙，我奶奶的感情很寂寞，她一门心思都在这个儿子身上，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留在身边是对她的感情抚慰。于是，就没有同意儿子去留学，在上海念完交通大学以后，去良乡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北京教书。
我奶奶是个很念旧的人，她的朋友还是二三十年代友谊的延续。她跟张光宇的夫人张家姆妈住得近，共享很多秘密。导演贺孟斧的夫人方青是她的闺蜜，两人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她常跟吴觉农、陈宣昭一家，胡愈之夫人沈兹九和林维中走动，也会去看望不幸的关露。 原本由吴作人安排去美院旁听的计划，由于学生们的议论中止了。她没有自己的工作，朋友圈子又很小，每天待在家里写字、画画、管家务。其实，她过得很吃力。
我爷爷有了消息，我奶奶的生活总算是安定了一些
1972年9月以后，先后有过五次探监，每一次家里都要紧张忙活一阵。大家都想给爷爷带最好的东西，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物资不好搞。
我奶奶熬了一锅火腿老母鸡，将清汤滗出来倒进玻璃瓶装上。我爸爸好不容易买到中华烟，掰掉过滤嘴，塞进大前门的纸烟盒里。
我们祖孙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府学胡同的卫戍区接待室里。时间偏后，要到1974、1975年，我五六岁，从唐山回到北京了，我大概去过两次。
我记忆最清楚的是在一个冬天，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探监。1975年2月9日，我奶奶穿了一件棉大衣，头上扎了一个三角巾，我姑姑穿了一双老式的棕色麂皮系带棉鞋，他们手里拎着带去的东西，领着我们小孩子。一大家子人走到胡同里的一个大灰门前，只见大门上的一个小窗口拉开了，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问明来意，放我们一行6个人进去，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中间放着乒乓球台子的房间，拄着双拐的爷爷被一个军人扶着进来，大家围着乒乓球台子坐下。大人们用上海话开始交谈，我们小孩子玩起了爷爷的拐棍。
我爷爷有了消息，人也见到了。我的爸爸和姑姑也陆续从干校回来了，我奶奶的生活总算安定了一些。
这一年的6月3日，我爷爷被送至秦城监狱，直到这一天，他才算是正式入狱，这是问题要解决的前兆。7月12日清晨，宣布我爷爷解除“监护”，关了这么多年，我爷爷的语言表达出现了障碍。
我爸爸说，要给爷爷先吃清淡的东西，慢慢恢复他的胃功能，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不能吃得太油腻，大鱼大肉会让肠胃受不了。
迎接他的家，已经破败了，经过这番折腾，家徒四壁，几件不成套的红木家具散落在凌乱的客厅里，也就是爷爷回来后睡觉的地方。我奶奶房间隔断上糊的高丽纸破烂不堪，家里不成样子。
大黄猫“博博”病了，从6月底就不吃不喝了，一直挺着，它像是先知，预感到老主人要回来，它坚持等，要见最后一面。我爸爸记述：“7月12日中午，老头回来，博博已经站不起来。后腿不能动了，靠两只前爪，爬到老头坐的藤椅下，望着老头，父亲十分难过，到了半夜博博就去世了。” 一代屋顶的霸主，黄猫“博博”，1962—1975，卒年13岁。  ▲孙女沈芸、爷爷夏衍和黄猫博博在一起 我爷爷被逐出了社会生活，远离了政治核心的漩涡，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平常生活。他每天在家里负责帮我奶奶记菜账，替我爸爸管理一下我这个小孙女，跟曾经的位高权重相比，手中的权力少得可怜。
他想吃月盛斋五香酱牛肉，我姑姑跑去给他买回来，一吃，完全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我奶奶说，炖牛肉的原汁都被月盛斋的老板娘坐月子喝掉了。
我们沈家的三代女性都擅长烹饪，尤其是红烧牛肉，做得各有千秋。我爷爷最喜欢我奶奶做的，他说以前姚瑧他们周日来家里打百分，这道菜是留客吃饭的保留节目。我爸爸最怀念我奶奶做的油焖对虾，那红油虾汤拌饭，想想都要流口水。
自从我爷爷回来后，我奶奶整个人都像是绷紧的弦突然一下子松开了，精神头越来越不济，脑子里时常会冒出一些怪念头，我爷爷跟她，俩人已经没有太多的话可说了。她还是每天操持着家务，上午提着竹篮子去买菜，一早一晚雷打不动地听着广播学英语和日语。然后是反反复复读报。 大黄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它和我奶奶两个相依为命
1966年12月4日深夜两点多钟，我爷爷被抓走了。那一夜的113号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剩下我奶奶和姑姑她们，惊慌失措、瑟瑟发抖。第二天一早，大街上就贴出了“热烈欢呼揪出彭罗陆杨和‘四条汉子’”的大标语。
多年以后，文联的小杜（杜继琨）阿姨告诉我：“你爷爷被抓走以后，你奶奶找过我不下十次，来打听下落。你姑姑给陈伯达写信，没有下文。”
我在很晚才知道，我爷爷被抓走后，我奶奶也被抓走过，时间不长。估计是造反派从她嘴里实在是挖不出来关于我爷爷的材料，她的确是不知道，我爷爷是不会告诉她很多事情的。
那些天她是怎么过来的？是个谜。放回来以后，她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她晚年精神抑郁的开始。
接着就是七户人家来抢占我们家的房子，把我奶奶轰到了她自己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后来的日子，她与这些抢她房子的人共处一个屋檐下，一直活在巨大的恐惧里。随后，儿女先后被下放，就剩下她一个人，孤独地守着老宅。
我们家被断了自来水，我爸爸请他留京的一位同事老金叔叔，每周来为我奶奶从公用水管打水、挑水，储在一个大水缸里，用上一个星期。冬天把暖气也给停了，我爸爸要教会我奶奶生蜂窝煤炉子，对我奶奶这样一个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学起来并不容易，最令人担心的是煤气中毒。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我们家这粒完卵，能从这场浩劫中得以幸存，就是靠我奶奶在惊吓、折磨、恐惧和孤独中支撑下来的。很多人，像周扬夫妇、梅龚彬夫妇等，夫妻俩都被抓进去以后，子女遣散，家也没了，等再回来的时候，有些人就先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
我奶奶是一个没有单位的家庭妇女，她连拿生活费的地方都没有，我爷爷的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就断炊了。革命者做出的牺牲，往往是要一个普通人来承受。我爷爷在狱中留下的“文革日记”里多次提到：“对不起妻子，儿女……”
 ▲夏衍夫妇和女儿沈宁 我奶奶的脆弱心灵就在这风雨中飘摇了十年。她年轻时，对我爷爷的爱称是日语的“猫”，此时，我爷爷只能给她留下一只老猫。 大黄“博博”是我们家的功臣，它还是每天一早跳上枣树，蹿到房顶上，那是它的领地，家已经被人占了，可是屋顶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它手里，这方圆几条胡同的母猫也是归它统治的。它在房顶上溜达、睡卧、躲藏，待上整整一天，等下面安静了，再从树上下来，回家吃饭。 大黄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它是我奶奶唯一的亲人，两个相依为命，再晚回家，我奶奶也会给它准备一口吃的，和它说说话。闹猫时节，大黄有时候几天几夜不归宿，我奶奶着急了，等它到夜里。当大黄拖着又脏又臭的身体一头撞进家门，冲向饭盆的时候，我奶奶会爬起来，嘴里埋怨着它，给它拌拌饭，擦擦毛。大黄理也不理，一头扎进饭盆，吃饱了，又窜出去找母猫恋爱了。只要看到一眼大黄，我奶奶的心里就踏实了。
哪怕是最绝望的至暗时刻，我奶奶和大黄也是坚信我爷爷会活着回来的。一家人就这么死守了八年零七个月。 我爷爷对这种状况是无言的，他心里清楚她病了 我奶奶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们家公认她的字比我爷爷写得好。她的一把鹅毛扇和婚纱上的一条丝巾成了我的玩具。我奶奶身上文艺女青年的艺术细胞，还在让她继续画画，题材只有两个内容：“大熊猫”和“女兵出塞”，这是永远也完不成的画作，我爷爷早已不做评价了。我觉得，她给我画的猪是最好的，猪的尾巴会打成一个结，生动可爱。 她每天坚持吃山药，如果没有买到山药，就吃山药豆。她自己缝了一个长形的小布袋，里面装满了干黄豆，她用这个东西敲腿，一边敲一边数，可是我总是听见她来回地在念：十七、十八……十七、十八…… 我奶奶的头发全白了，她早上起来梳头发的时候，还保留着老习惯，肩上要搭一块梳头的布，我奶奶用的东西，色彩都很讲究，这块布也是她早年从日本带回来的。她对自己的头发很精心，慢慢地、细细地梳，一根一根长长的白发掉落在那块青灰色的衬布上。
我爷爷对这种状况是无言的，他心里清楚她病了。我奶奶本来就不够坚强的神经，在经历了这场劫难后，彻底被击垮了。 我奶奶比我爷爷小4岁，比我爷爷早11年离世。1989年11月20日，我爷爷写信告诉他们的留日朋友钱青：“淑馨已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去世，时年八十，她受‘文革’刺激，八二年以后即神志失常，时有幻听幻觉，去世前已成植物人，所以临终前没有什么苦痛。
 ▲五十年代夏衍夫妇与女儿沈宁合影 “真善美是一个三角，如果缺了顶上的‘真’，没有了左边的‘善’，右边的‘美’也就不存在了。而相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心机和算计，单纯和善良才是最可贵的。”
我是我们家的后代里长得最像我奶奶的孩子，我爸爸对此总说，这才是我爷爷喜欢我的原因。
或许，我奶奶留给我爷爷记忆的，始终都是那朵盛开的百合花。
2018年9月8日于北京
文并供图|沈芸 编辑|王勉 图文排版|张艳艳   关注我们  公众号ID：bqttfk 一起见证人生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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