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朝继承了历朝“以农立国”的方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其中对农业生产发展起了较大促进作用的措施是多次獨赋、劝垦与兴修水利，提高了耕种者的积极性,促进他们通过经营方式的改进而提高土地的单位产量。如通过深耕而优化土壤结构,通过选种而提高种子的成活率，漏锄技术的应用使土地保持了良好的墒情，巧施农肥，凿井灌溉，试行耩耕等，都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而推广甘薯、玉米等高产作物，是促使乾隆朝农作物产量提高的重要因素。在乾隆帝和山东、陕西等地官员的着力劝导下，甘薯在北方地区得以大面积推广。   而玉米的推广则与开垦山头地角法令的鼓励，大批流民进入深山垦荒密切相关。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的深山流民很快就以种植玉米为生计。高产作物的推广,除了直接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食粮需求提供了保障，而且还使棉花、桑叶、甘蔗、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更为扩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农业发展的结果,耕地面积扩大，种植品种增加,人口数量倍增,国力日趋强大，为乾隆朝的盛世莫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钦定授时通考》共78卷，分为8个门类: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它是乾隆朝官方修定的一部记录和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书籍。该书的结构体系完整，引证具体周详，配有许多直观的插图，通俗易懂。对于全面发展当时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当乾隆二年(1737年) 此书辑成后，乾隆帝便谕令颁发各地、作为地方官员劝课衣桑，指导生产的依据。   乾隆朝出于对农业的重视，将前代一些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书籍予以翻刻，广为宜传。元代王祯著的《农书》便是其中之一。它不仅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且被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书》。王祯，字伯善，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官至县尹。任职期间积极倡导改良农具，种植桑、棉等经济作物。所著《农书》包括农桑总诀，农器图谱等内容，对于农桑的种植有指导性作用。  陆耀，字朗夫，今江苏吴江县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中举人，官至湖南巡抚。甘薯亦称红薯，地瓜，既耐旱耐涝，又耐碱抗虫，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高产农作物，一亩地能收近万斤。《甘薯录》旨在倡导推广甘薯的种植，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甘薯的种植、储藏等过程。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看到陆耀的《甘薯录》后异常兴奋，立即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将此书广为刊印，务使家喻户晓，广为栽种，以接济民食。  本图册为清宫旧藏.描绘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工具48件。画册的序是由钱汝诚所书《耕耕三十六禾词》。钱汝诚(?-1779年)，字立之，号东麓，嘉兴人。乾隆十三年(174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历兵、刑、户诸部,官至侍郎。  钱汝诚在将此图册献给乾隆帝之前，为了便于乾隆帝更清楚地了解每件农具的具体使用情况，他特地为每幅图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注明。这本图文并茂的农具图录，无疑为我们研究乾隆朝农业生产工具，提供了生动的形象资料。  乾隆朝以苏州、杭州和南京的丝织业最为发达。棉纺织业除松江之外，无锡、苏州、南京、佛山也有着较快的发展。这些地区自然也就种有大量桑麻等经济作物。此图表现的就是江南地区农户采摘桑叶的景象。 植桑养蚕是一项不亚于耕田种地的重要经济活动，它为历朝所关注，乾隆朝也不例外。每年春季一到，为了表示国家对养蚕的重视，皇后要赴蚕坛举行躬桑礼，采桑育蚕缫丝，以此来推动天下农妇养蚕纺织。 乾隆帝对植桑种棉十分重视。直隶总督方观承曾组织人绘制从植棉、纺绩直到织染成布的《棉花图》，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月小一日，恭呈给正在保定行宫的乾隆帝。乾隆帝认真地为每一张图题诗，并令方观承将《棉花图》刻在12块端石上，以倡导和推广植棉和棉纺技术。石刻《棉花图》至今仍嵌在原保定直隶总督府的墙上。  宫廷画家余省曾专门画了一柄《棉花图》扇呈给乾隆帝。 此幅及以下作品都是属于“田家风俗”画，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生产工具的使用情况，还可以看到生活在姑苏(今苏州)与京师的农民耕种时的劳苦，农闲时的恬意，丰收时的喜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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