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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江西省内的一处厅房，门外寒意未消，枯乱的树枝上，冰挂摇摇欲坠。房内曾国藩执笔圈点盘算着地图，苦心思考当下局势，此时湘军急需寻找一条突破口，来打破眼前困局。毕竟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战场上周旋两年毫无进展，咸丰皇帝都已经下旨责备曾国藩了。 此时曾国藩如坐针毡，茶饭难安。自从铲除“恩人”江西前巡抚陈启迈后，因军饷而行动掣肘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新到任的江西巡抚文俊吸取“前任”教训，唯恐曾国藩对自己下手，四处腾挪筹备，为湘军提供军饷，甚至已经开始在各级州府设卡哨，对往来商人收取重税，供应湘军。  江西本不宽裕，但文俊还是想尽各种办法为曾国藩筹备钱粮，甚至已经因过度压榨百姓而遭受到强烈反抗。 更重要的是此时曾国藩对战局一筹莫展，自从咸丰四年十一月湘军进赣以来，一年零八个月一城未破，也无大胜，进展非常缓慢，俨然到了僵持的阶段。毕竟江西是太平军的主战场，非常重要，在此镇守的统帅是石达开、林启荣和罗大纲，他们三个都是太平军中才华谋略出众的将领。此三人往来配合周旋，让曾国藩无计可施，一步难进。 一面是江西百姓怨声载道，一面是自己军事上毫无进展，这极端化的落差让曾国藩内心非常自责，深感愧对江西军民。 就连一向“无条件”支持曾国藩的咸丰皇帝，也开始指责曾国藩“日久无功”:
曾国藩承受三方压力，看似全部来自军事的毫无进展，只需打一场胜仗即可解决。但实际上曾国藩的湘军已经岌岌将殆，湘军的生存都已经成了问题，并非“军事问题一筹莫展”那么简单。 曾国藩此时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咸丰训斥催胜，江西民不聊生，太平军死守等问题，这些只是外因。最大的内因是曾国藩在困局之时，牺牲了两员大将，自身被围困将死，这让战争的胜利更加缥缈无望。 咸丰五年七月，也就是在曾国藩铲除江西巡抚陈启迈后一月，手下陆军统领塔齐布吐血身亡。原因很简单，因为陈启迈拖饷导致错过了最佳进攻时机，苦战无功，急火攻心，生生被气的吐血而亡。 之后，湘军创办人之一的罗泽南也在带领一队人马援助武汉时战死沙场。这二人的离去，大大重创了曾国藩的军事力量。二人的指挥才能出众，短时间内很难找人填补；且在江西驻守是还要援助各地，这让湘军实力分散，导致内城空虚，所以给了太平军可乘之机，打的曾国藩紧守南昌城。  咸丰六年五月，曾国藩死守南昌，太平军外部围困。曾国藩即便是想传出奏折向咸丰求救，也万不可能，期间雇佣多人送信，几乎都没了音讯。 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死死耗在这里朝廷也不依不饶。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已经顿感疲惫，自觉前途渺茫，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打破僵局。如真有什么破解之法，也不至于苦守半年。 内扰外困使得曾国藩心力匮乏。就在这时，家里传来了一个消息——父亲曾麟书病故。这让消息让原本疲惫曾国藩感到沉痛难忍，心里虽在沉痛中，却又从中感到了一丝轻松。因为他可以借守孝之名，脱离困局了。 这是清朝的明文规定，官员都要守制。即便曾国藩身负要职，却也跟咸丰皇帝说：此次非回家不可。 咸丰皇帝也无推脱理由，毕竟曾国藩母亲故去时，只让他守孝三个月便一纸奏折调去操办团练。这次曾国藩父亲病故，如不让他回去丁忧，实在有违自己崇尚的“以孝治国”。如让曾国藩回去，那江西军务怎么办？谁来主持？这都是棘手的问题。 权衡之下，咸丰皇帝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及四百两丧银，让他回去丁忧，三月之后务必赶回江西主持军务。 曾国藩本想丁忧三年，又以此为由上了一道奏折，但被咸丰训斥一顿，也就作罢了。 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看到曾国藩在大战前临阵“脱逃”的不负责举动，忍不住破口大骂。所谓墙倒众人推，曾国藩打胜仗时日天日地，谁都不敢惹他，但劳民伤财日久无功还半路“逃跑”，这让积怨已久的湖南江西两省官场人员抓住了他的小辫子，纷纷指责唾骂。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曾国藩，就是他为人处世与众不同。如常人，肯定会向咸丰解释，向周围朋故倒苦水，但是曾国藩没有。 曾国藩虽有逃避嫌疑，但他在处理这件事上所做出的两点，也叫人钦佩不已，足见对自我情绪和人情事故的控制。 作为湘军的全军统帅，在离开之时多少要交割交代一些业务，毕竟这一走不是三五天，而是三个月，军中诸事都应安排妥当才可以。但是曾国藩没有交代任何事，拔腿就走了。 曾国藩这一招“拔腿就走”，常人可学不来。在曾国藩上奏咸丰想回家丁忧之时，还顺带说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提拔下属。 曾国藩上奏对咸丰说：我手下有杨载福和彭玉麟二人，我走后水师可以交给他们管理，他们的才能远在我之上，且熟悉湘军业务，定能当此重任。世人都知道我的名声，却不是知道我是“因人成事”，因为有了这二人，才有我的今天，所以请皇上重用此二人。 什么叫好领导？这就是。曾国藩甘愿贬低自己来衬托下属才能，不但能识英才，不妒忌，还敢“放权”，力荐下属。也难怪杨载福和彭玉麟二人对曾国藩一生以师礼相待，即便曾国藩守制期间，二人不听别人调令，但远在千里之外的曾国藩一纸信札过来，二人就甘愿为之差遣。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所作所为虽然惹了重怒，但是收买了人心，所以才敢二话不说“拔腿就走”，这是信任下属，给下属施展的空间。 其次，因回家丁忧被左宗棠骂，被江西湖南官场骂，被朝臣骂，被咸丰骂，曾国藩一句不解释，一点苦水不倒，这一点常人亦难做到。 曾国藩苦，简直苦。办湘军缺粮缺饷缺物资，朝廷不给，只能四处奔走求援。好不容易把队伍拉扯大，有陆军有水军有将领，打了八旗绿营打不来的胜仗，得了跟八旗绿营一样的名声，但就因为这支队伍的前身是“拿起刀枪的农民”，所以没有八旗绿营的待遇。就因为这只队伍的主帅是汉人，除了掌管手下兵将，一点地方实权都没有，一点任免将领的权利都没有，各种军务督办起来极其掣肘。  这不是曾国藩湘军太弱，也不是太平军太强，而是满清朝廷完全在利用湘军，利用曾国藩。咸丰年轻，想的比较少，只要能打胜仗，守住疆土，其余都可接受。但朝臣可不这么想，他们坚定的认为汉人不能掌权，湘军不能与八旗绿营并立，湘军只能做炮灰，而且还得当“有价值的炮灰”。 仗要湘军来打，即便大胜，也要控制好分寸，不能让湘军实力太强，而且胜利的果实只能留给八旗和绿营，这样才能让朝廷放心。 曾国藩的湘军，自始至终是如朝廷的提线木偶一般，一边是利用，一边是防患，时时刻刻要控制在满人的手里，所以在制度上或者供给上，一定要有所控制，不能给湘军如八旗绿营一样的自由。 在那些满人朝臣眼中，太平军要灭，而且必须灭，但是不能由湘军来灭。毕竟曾国藩太强悍了，难以控制。早在曾国藩收复武汉时，咸丰就大喜过望，赏了曾国藩实权，做湖北省代理巡抚。但有些军机大臣就看不下去了，对咸丰说：曾国藩还无实权，在民间就已经一呼百应了，这要是做了巡抚……。 咸丰当即醒悟，又下一道圣旨，撤了曾国藩的代理巡抚职位。所以曾国藩刚上任七天，就因树大招风被“吹”下岗了。 就在曾国藩守制期间，他所承受的非议，对下属的宽厚，以及父母双亡带来的沉痛，让曾国藩对过往有了新的思考。 经历过诸多挫折的曾国藩，得到喘息的机会，心也逐渐沉淀下来。他试着站立到“局外”去看“局中”的自己，他看到自己之前数年，忍过常人不能忍，做过常人不敢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他深知，这才仅仅是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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