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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曾国藩到职长沙初任团练大臣，组建民兵抗击太平军。此时的长沙城治安混乱，内有暴民外有强匪，曾国藩为聚军心、稳民心采取了一系列霹雳手段——越俎代庖执法杀人，越权命令绿营操练，排除异己搞垮提督鲍起豹的下属，在绿营安插自己心腹等等。 这一系列手段，让曾国藩和湖南官场结下极大仇怨。早已腐败懒惰透顶、习惯安逸的湖南官场，面对曾国藩这条京城文官出身的“过江龙”毫不手软，利用一切明暗手段排挤曾国藩，想把这个“过江龙”赶出湖南。 毕竟此时民兵“湘勇”已经初步筹备完善，且太平军主力已退，只要此时搞垮曾国藩，不但出了这口恶气，还能坐享胜利果实，简直一箭双雕。  曾国藩铲除绿营的“异己”清德后，这让提督鲍起豹大为恼火，毕竟清德是得力下属，受自己指使才遭遇这等变故。这哪是清德的屁股挨板子？这明明是打提督大人鲍起豹的脸。于是提督鲍起豹仗着“地利人和”之优势，策划摆曾国藩一道。 湖南长沙的七八月份正是酷暑，毒热难耐，惹人心烦。这两个月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以提督鲍起豹为首的绿营兵与曾国藩为首的湘勇发生械斗，矛头直指曾国藩。 某日，提督鲍起豹热的心烦，在房间踱步，正愁没机会抓住曾国藩的小辫子做点什么。没过多久，外边就传来了消息——湘军试火器的时候误伤了绿营的一名杂工，这个消息让鲍起豹一扫眼前的氤氲之气，两眼放光。 绿营本就看不起湘勇，发生这件事儿，便让绿营找到了发泄的借口，于是列起队伍，吹着号角扛着旗帜就打向湘勇营房。曾国藩深知陷入被动之中，却也无可奈何，就全盘局势来看，此时应当以练兵为主，不能影响内部团结，否则刚用大批牺牲换来的短暂安宁马上会先从内部破碎。 曾国藩此番面临两难之境，如选择惩罚自己手下的湘勇民兵给绿营一个交代，势必会挫伤湘勇士气。如选择跟绿营抵抗，则会影响内部团结，给太平军可乘之机。 相权之下择其轻，曾国藩选择隐忍，把试试枪走火的湘勇绑起来鞭笞一百，并让他向绿营磕头认错，这才勉强压下此事。 但提督鲍起豹却非常不满意，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怎能轻而易举的放过？于是在鲍起豹的暗示之下，绿营兵对“辰勇”展开了第二次械斗，曾国藩试图阻止，却被绿营兵围困在住所，架刀挟持。 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圆滑世故，看在眼里却装做未闻，一个是奉圣谕下来的大臣，一个是本地军队首长，这两者哪个都不能得罪，只能坐山观虎斗，试图看二人斗法谁技高一筹。 当曾国藩的卫兵看到曾国藩被拿刀架在脖子上，立马去向巡抚骆秉章求救，骆秉章便假装才知道此事，急忙赶往曾国藩住所，一面安抚曾国藩要宽容大度，不要跟绿营兵计较，一面反向绿营兵道歉，让绿营兵先退回去。对于绿营兵挟持曾国藩的事儿，骆秉章轻而易举的掀过不谈。  巡抚骆秉章的态度明确，明摆着袒护本地正规军绿营，打压民兵。此时的湖南官场已经通过巡抚的做法看到了风向标，一齐站队骆秉章，纷纷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此事是由于曾国藩过激引起，跟绿营无关。 曾国藩自知此地已经容不下自己，便上奏咸丰，请调衡州，另寻发展。曾国藩此次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对咸丰诉苦说自己是被排挤走的，反而向咸丰表决心，说自己要开辟新战场，为下一步早做打算。 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有依赖的，所以并没有理湖南文武百官的奏折，而是直接顺了曾国藩的意，让他去衡州。曾国藩走后，湖南官场暗自高兴，以为耳根子会清净些。可这帮庸碌之辈哪能有曾国藩的远见，曾国藩看似是被排挤出走，实则有意为之。 即便曾国藩留在湖南，有咸丰在上边扛着，湖南官场也动曾国藩不得。但是曾国藩不这样想，因为他的战略思想已经不局限在沙当地这几千湘勇身上。曾国藩深知，之所以自己被排挤，绿营兵不听自己调遣，就是因为自己实力不够强，部队没番号，所以湖南官场在自己危难之时集体倒戈，站向绿营一边。 再者，太平军进攻长沙，几千湘勇也只可守此一地，保卫一时，对于全国战略防卫来说没多大意义，所以此番出走是曾国藩半年前就计划好的。也就是说曾国藩在组建湘勇时，就已经想到了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次被“排挤出走”，只不过是曾国藩顺了同僚们的意而已，让湖南官场不再把自己当成眼中钉肉中刺，让他们放松对自己的戒备之心，好趁机发展壮大。如曾国藩在长沙筹备水军，一定会遭遇各方势力的阻碍，毕竟没人想让曾国藩一步登天。在同僚们眼中，曾国还没什么实权就已经如此“放肆”，如让曾国藩掌权，哪还有他们的好日子过？ 此时的曾国藩，迁走衡州只有一个目的——筹建水军。此举将是曾国藩人生的一大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湖南官场同僚的嫉妒之心，一手造就了自己日后的顶头上司。  衡州水运发达，土地贫瘠。这种天然地理位置给曾国藩筹建水军带来两个优势，第一，水运发达，善水者多，筹备水军方便。第二，土地贫瘠，人口求生欲强，故招募兵勇比长沙容易。 普通人到衡州五个月是不会有什么作为，也玩不出什么名堂的，但是曾国藩用这五个月造出了天翻地覆的有利局面。从半年前在长沙只有几千兵勇，到半年后在衡州人数过万，兵马多了数倍，这是曾国藩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嫡系部队——“水师”。 此时的曾国藩早已今非昔比了，这都要拜湖南同僚所赐。 组建水师意义重大。由于是曾国藩一手筹建，将领也由曾国藩一手选拔认命，所以曾国藩对水师的调度非常顺手，没有顾忌。即便是后来裁军，曾国藩也只裁陆军，不动水师，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水师的倚重。 水师的筹建，不但增强了曾国藩的实力，也提高了曾国藩的朝堂话语权。曾国藩在组建水师时慧眼识珠，发现了两大将领，一是杨载福，二是彭玉麟。杨载福从水师营官做到提督，后升总督，彭玉麟文武兼备，做了兵部尚书，这二者都非常感激曾国藩知遇之恩，终身以师礼相待，这无疑成为曾国藩背后的中坚力量，为曾国藩晚年不可撼动的朝堂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曾国藩此举“以退为进”不但没有任何损失，反而实力大增，这绝非“运气”二字可以尽然解释。古语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湖南官场一众同僚，惊掉了下巴也没想到会是如此结果，他们估计得知曾国藩“鸟枪换炮”事，也都在暗自后悔吧。 曾国藩这波“养精蓄锐”的操作，总之验证一句话：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侍；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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