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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炀帝的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弒父。试想，如果果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们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然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不过是罗织的开始，在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狼一样坚强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地不停宣淫。除此之外，他所做的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八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儿，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其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这是所有谥法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 九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鲜人（Fresh Man）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数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们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酷。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隋书·刑法志》）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隋书·刑法志》）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这一步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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