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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Lance Bennett （华盛顿大学传播学与政治科学教授） Barbara Pfetsch（柏林自由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所） 历史上，政治传播是由社会中的受众、信息传播的过程、信息传播的效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定义的。对民主社会的关注占据了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其核心理论和概念源于对公共领域能够广泛包容且运作良好的假设。这一理论认为具有权威的组织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传播，从而在公共领域中影响公民的意见和行动。
对于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和北美的大多数民主国家来说，这种假设是合理的，当时现代新闻/政治制度初步形成，中央政党受到民众的高度支持。相比之下，如今许多民主国家正在经历各种形式的合法性危机，因为政党已经被全球化、社会分裂和传统社会支持的丧失等压力“掏空”。这导致很多社会面临着不平等加剧，劳动力市场被破坏，移民压力，以及公民对整个政治环境具有不满情绪等挑战。
Blumler（2013, 2015）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四代政治传播”的时代，其特点是社会存在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沟通。 在这一时期，公共服务电视的对于公民社会的作用被严重削弱，政客们在没有新闻影响的情况下能够直接接触到观众，更加多元的内容、声音和受众的塑造了当代公共传播。
以年轻公民的代际转变为标志，优质的新闻受众也随之萎缩。这个趋势反映了主要党派的选民忠诚度下降的现实，而这些党派是传统新闻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平民主义和激进的右翼政党在许多国家悄然复苏，他们得到了新兴独立媒体的支持，攻击传统媒体为精英主义。这些破坏性的传播过程包括来自数字网络的误导性信息、谣言和阴谋（即“虚假新闻”或“后真相”），这些信息绕过了传统新闻制度，但却往往反馈到传统媒体中，制造了受众对事实的混淆。许多民主社会正在遭受与制度合法性、公众分化、虚假信息增加、传统媒体曾经是权威的信息流而如今传播效果受限等深刻挑战。这些警示信号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政治传播和新闻/政治领域。
鉴于许多核心理论和概念与政治现实脱节，研究者敦促所有学者：（a）避免继续使用基于教科书式民主的不当假设的概念；（b）重新思考系统理论，功能主义和单逻辑模型，避免用它们来进行概念的“自我确认”；（c）将更多的研究重点转向社会和制度破坏性力量重塑实际政治传播的方式；（d）理论发展旨在解释当代政治的概念和方法，而不是反复确认早期民主社会时代就已经出现的思想经典。同时，我们也建议重新考虑诸如如“把关人”、“框架”、“索引”、“议程设置”和“媒介效果”等等核心概念，并且对传播系统一致性的假设采取批判性立场。 把关人 随着博客和社交媒体信息生产的激增，更多的门户和不同的信息枢纽在所谓的“把关”中负责监视着不同的“门”（Bruns＆Highfield，2015）。随着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变得更加分散和网络化，“网络化把关人”的想法似乎是一个有前景的发展，它可以适应媒体、社交媒体网络、算法和普通民众参与过滤和传播的信息流（Meraz＆Papacharissi，2013）。传统媒体研究人员可以与网络研究人员高效合作，通过创建共同的概念词汇和方法来弥合这些领域。这可能需要将内容分析方法与动态网络绘制工具相结合，例如Richard Rogers（govcom.org）开发的工具，或者比较在2016美国大选中的传统媒体网络生态与右翼媒体网络生态的媒体云（Benkler et.al, 2017）。
框架理论 框架是定义组织公共讨论的主题类别的新闻过程。近来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曾经的受众可以通过社交网络积极参与生产和消费传播框架，破坏关于信息源和信息接收者之间传统的因果关系的范式假设。“网络化框架”（Meraz＆Papacharissi，2013）的概念越来越有意义。尽管影响整个社会的事件依然遍布传统媒体的选取框架的过程，它们更多作为例外而非规则而存在。无论如何，传统新闻，新兴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之间的互动正在改变许多关键问题的框架动态。
索引 像把关人和框架理论一样，新闻来源的选择和平衡及其在新闻中的位置变得更加复杂。当政治传播系统更加连贯时，传统媒体可以评估不同政治角色之间的权力平衡，进而设置议程，选择框架并产生影响。对于传统新闻组织和仍然将政治机构与媒体视为权威的公民而言，这些进程仍然有效。然而，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权威的政治信息要么无法直接到达普通受众，要么被其他并不可信的来源所淹没。例如，在美国，关于奥巴马的出生证明（即奥巴马出生在美国以外的谣言）的争议从极右翼另类媒体转移到主流新闻中，几乎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这实质上破坏了把关人、框架理论和索引理论的假设。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信息流动的边界，通过传统和新兴网络媒体传播和互动来塑造事实的准确版本。
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长期以来以媒体为中心，试图从政治讨论中脱离出来，将日常生活作为受众效果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中，媒体决定公共议程的这个原始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与启动（priming）和框架理论等概念相混淆。许多媒体议程贯穿主流和利基媒体并跨越数字平台和博客，这些议程很少集中在传统媒体等设置公众议程的权威力量上。议程设置受到问题框架的挑战，问题框架“完全独立于传统媒体，官方机构发言人和专业新闻的声音”（Neuman et.al, 2014，p211）。如果议程设置变得具有高度偶然性，那么只有对其进行彻底的重新概念化，充分考虑不同传播地点和传播网络中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才能挽救其作为影响传播效果的方式的地位。
尽管传统的政治新闻报道形态仍然出现在传统媒体的头版，当代政治传播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公民关注度降低、媒体系统复杂化、去民主运动和政党崛起，以及网络化、极端化政治信息流等问题的背景下。这些条件挑战了政治传播领域的理论方法、研究问题的框架和方法的发展。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工作遵守三个准则。
首先，重新评估存在持续的民主公共领域和媒体系统这一假设，对数字信息网络的扩散塑造了和破坏了公共话语和辩论这一现状保持密切关注的态度，分析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混杂的媒体生态是如何为政治机构和新闻媒体报道提供的决策支持的。
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很多传统理论已经到了需要在具体场景下重新理解而非直接用于解释政治现实的境地。例如，在框架差异之外，框架理论所隐含的潜在政治差异是什么。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在媒体全球化、跨国传播流动以及数字和社交媒体创造了如此复杂的政治网络的时期，这些概念的适用程度如何。
第三，重新思考研究方法。传统的抽样和内容分析方法与混合信息网络（hybrid information networks）在形式和量级上已经完全脱节。在这一问题中还必须找到有效的方法和模型，从而分析并不完全受人类控制传播机制和算法等新型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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