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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私人藏书楼的命名

 星河岁月 2018-11-28

       在藏书有了相当规模以后,就需要有专门的场所去存放、保管,古代的藏书家们便开始着手藏书楼的营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藏书楼”,是对古代收藏图书文献的建筑物的统称,并不单单指那些高大的台阁栋宇,也包括一般的堂馆室斋。藏书楼作为藏书家保藏遗珍、读书勤学、著书立说之地,自然十分受重视,从设计命名到管理维护,无不体现着藏书家的智慧与心血,因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藏书楼之所以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是与私人藏书的历史发展实际相一致的。

       在上一期的文章中,我们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发展的历史概况。我们知道,在唐以前,由于图书的传布尚依赖手写抄录,私人收藏数量终究有限,无需辟专室庋藏,多随居室放置。而史书所记那些藏在山洞、墙壁或石室、地窖中的竹木简书,也多是出于避乱的原因,并非专门意义上的收藏自觉。晋王嘉《拾遗记》记汉曹曾“积石为仓以藏书”,《魏书·儒林传》记北魏平恒“乃构精舍,并置经籍于其中”,这是目前所知中国古代文人学士专构藏书之所的最早记录。到唐代,吴兢有《西斋书目》传世,柳仲郢父子于“西堂藏经史子集”,孙长孺的藏书地被称为“孙氏书楼”。这里的“西斋”、“西堂”、“孙氏书楼”,虽有其名,却不过是对藏书地点的泛泛指称。唐李泌在南岳衡山构“端居室”,白居易在洛阳香山建“池北书库”,五代耶律倍在北宁医巫闾山筑“望海堂”,这或许才是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家对自己的藏书楼有意命名之始。到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普及,图书数量激增,私人藏书家无论在人数和收藏数量上都远超前代,私人藏书楼的营建和命名逐渐多了起来。欧阳修有“六一堂”,韩琦有“万籍堂”,石邦哲有“博古堂”,尤袤有“遂初堂”等等。逮及明清,藏书家累计数千,藏书楼更是遍及城乡,藏书楼的命名蔚然成风,一人有数个甚至数十个之多






       藏书楼的命名,显示了藏书家们不同的志趣、好尚、心性和情操。其命名缘由也多种多样,这里择其要者,分门别类,条列如下:



       这类藏书楼的命名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大多十分直接,径以(藏书量)数字冠名,斋名中含“千”带“万”,以显示藏书的丰富。如清代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归安陆心源的“十万卷楼”。而仅仅以“万卷楼”命名的书斋,由宋至清就不下四十家,宋代有方略、石待旦、张用道、陈贻范等;元代有陈杰、汪惟正等;明代有项笃寿、丰坊、杨仪、吴自新、范钦等;清代有孙承泽、黄叔琳、李调元、黄彭年等。

       其二,以所藏之珍本、善本为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藏书史上很有名的“千元百宋竞相夸”,以收藏宋元版本为荣的命名。如清代学者黄丕烈好宋刻,所藏宋版多达百余种,因颜其室曰“百宋一廛”。海昌吴骞本有藏书楼名“拜经楼”,但没有那么多的宋本可与黄氏争胜,检视旧藏,惟有多年积累的千部元代刊本聊可自慰,于是标出“千元十驾”的名号。光绪年间浙江归安陆心源,自谓家藏宋版二百部,于是名“皕宋楼”(皕,即二百之意)。


       古人作诗撰文喜欢用典,其于书斋之命名自然也不能免俗,往往引经据典,一则彰显学问,二则表明志趣、情怀。此种命名形式也是花样翻新。首先是引用古代藏书之典而命名者,如明代王世贞之“小酉馆”,胡应麟之“二酉山房”,清代张澍之“二酉堂”,周永泰之“二酉洞”。这里,“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太平御览》卷四九引《荆州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后称藏书多曰二酉,本此。又如明代赵用贤、赵琦美父子之“脉望馆”,脉望是传说中蠹鱼所化之物。典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矰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升。’”又如清代韩广业之“小琅嬛书屋”,张燮之“小琅嬛福地”。琅嬛福地即是传说中仙人藏书的地方。

       其次,取古诗文、小说、笔记之名言佳义者。这种就非常多了。如明徐洪瑆之“漱石山房”,典出《世说新语·排调》):“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又如清钱泰吉之“冷斋”、“可读书斋”,即取仇山村“官冷身闲可读书”诗句之意。


       由于藏书家本身多是学者,所以书斋表达读书、治学的方法与态度的命名颇多。如明张溥之“七录斋”,张溥少时嗜学,用力至勤,每得书辄手抄,抄过朗诵一遍,烧掉再抄,如此六七遍始作罢,由是得名。清鲍廷博之“知不足斋”,取《学记》中“学然后知不足” 之义;清张金吾之“爱日精庐”,取《大戴礼记》“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之义,爱日即珍惜时间;钱大昕之“潜研堂”、“十驾斋”,潜研则潜精研思之义,十驾取自《荀子·劝学》“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一句,意在激励自己锲而不舍。

    

       这类命名又分几种情况:一是以皇帝的恩赐、御笔命名,光耀门庭。历朝历代皆有,无须赘述;一是怀念先人,藏书世家多有此种命名;一是追慕前人,如清末黄人的“揖陶梦梨拜石耕烟之室”,他因为崇敬明末黄姓先辈学者志士淳耀(号陶庵)、宗羲(号梨洲)、道周(号石斋)、周星(字九烟)之为人,把名字改为“黄人”,名其书斋曰“石陶梨烟室”(又称“揖陶梦梨拜石耕烟之室”)。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以字号命名的,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的“六一堂”,徐渭(号清藤道士)的“青藤书屋”,袁枚(别署仓山居士)的“小仓山房”;以居地命名的,如明代学者宋濂因为曾读书青萝山中,书斋遂名“青萝山房”。胡正言因为所住宅院中有绿竹十数杆,颜其室曰“十竹斋”;以及某些反映尊经思想的命名,如以抱经堂、守经阁、拜经楼、味经楼、带经堂等命名者。也许,数量最多、内涵最丰富的是以某些具体事件或者某种特殊含义的命名吧,如清张蓉镜之“双芙阁”。这位张蓉镜,字芙川,是前面提到的藏书家张燮的孙子,家有“小琅嬛福地”藏书楼。娶姚氏名婉真,号芙初女史,亦精鉴别,夫妇之藏书室遂名“双芙阁”。而且个性的藏书家皆有多个书斋名,实难具类,如陆游一生中,在不同时期,藏书室的名字屡有更易。“可斋”、“书巢”、“老学庵”、“风月轩”、“烟艇”、“渔隐堂”、“昨非轩”、“还婴室”、“龟堂”等,就都是他的书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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