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为什么都参与编制综合报告？看看就知道了

　　2012年至2014年，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在全球开展了综合报告试点项目。其间，为给主体编制综合报告提供参考，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结合试点项目中积累的经验，于2013年12月正式发布《国际综合报告框架》。此后，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的工作进入突破阶段，重心从起草框架和市场测试转向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更多主体采用《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并取得一定进展。截至目前，已有来自64个国家的1600个主体编制综合报告，参与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的商业、学术等全球网络的主体已达2000多个，综合报告在南非和日本已成为公司报告的主流形式。

　　全球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10个行业（包括少数非营利组织）的99家机构参与了综合报告的试点项目。按参与项目机构所在地的地理区域统计分别为欧洲57%、美洲21%、亚洲11%、非洲6%、大洋洲5%，主要国家分布见表1，参与试点项目的机构所属的行业统计见表2。

一、综合报告编制者对试点项目意见

　　1.编制者在试点项目初期的反馈

　　2012年是试点项目实施第一年。综合报告编制者给予了积极反馈。各方认为综合报告为编制者带来以下主要变化：

　　一是打破主体内部各自为政的运行模式，发挥各部门协同效应。多数主体选择由财务或可持续发展部门主导综合报告的编制，财务、市场、可持续发展、投资者关系、企业治理和法务等部门通力合作，通过持续培训和多部门参与，使得许多主体对综合报告的态度和相关企业文化实现重大转变。通过将重大可持续发展问题与财务驱动因素、企业战略相结合，实现财务与非财务信息的统一和战略思维的转变，有效减少了传统报告中重复、矛盾等问题，从而更好展现企业价值，使报告与主体更加相关。部分主体还采用研讨会形式提高各部门员工参与度，而非仅依靠内部沟通传达信息。比如，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表示，“我们需要在计划和内部沟通层面采用全新流程编制综合报告，各部门高级员工间开展的研讨会帮助主体识别对战略和运营作出主要贡献的领域，并探讨收集与这些领域相关信息的方法。”

　　二是改进内部系统和流程，使主体各类活动清晰可见，有助于反映主体如何从各个方面创造价值。具体体现在：（1）通过提升内部流程效率，使主体更多关注自身重点问题，花费较少时间在非重点问题上。（2）提高所收集信息的质量，使得非财务信息更加严谨和可比，特别是当财务团队更多参与到信息收集的过程中时，这一效果更加明显。（3）帮助主体内部各部门了解价值创造过程，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主体所从事的事业、创造价值的方式和市场定位。（4）计划对综合报告进行鉴证，可以对非财务活动和信息的可靠性、清晰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证，并提升透明度。然而，对于“什么是恰当的披露”以及鉴证应该涵盖哪些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比如，中电控股(CLP Holdings)指出，“过去我们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与年报相关的经济因素上，自开始编制综合报告起，我们不仅收集了更多信息，更对收集信息的方式做出改变，特别是如何将可持续发展报告流程与年度报告流程‘综合’起来。综合报告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整合企业战略、流程和业绩，以及如何从整体层面反映战略目标。”

　　三是提升董事会和高管对主体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的关注度，改进企业决策。（1）董事会因增强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而受益。（2）改变了管理层信息和系统。综合报告导致一系列管理层系统发生转变，包括编制非财务指标信息汇总板；将部分关键业绩指标与薪酬直接挂钩；修改计划和预算流程，帮助高管建立综合思维理念；在会议议程中涵盖更多可持续发展议题，使董事会更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及相应的披露信息。管理层信息和系统的改变进一步改进了决策流程和质量，将使管理层在风险评估和机遇识别方面有所获益。（3）由于综合报告涵盖了更广泛的关键业绩指标并更好体现了其内在联系，有助于主体识别财务指标无法揭示的其他业绩领域，促使董事会提高对此类业绩指标的关注，并作出更明智的决策。比如，慕尼黑机场公司表示，“我们通过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推进综合报告的采用，致力于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与控制成本、衡量风险和盈利能力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从而创建整合的商业前景。”

　　四是优化战略和商业模式间的契合度，简化信息传递过程。主要体现在：（1）改善对内和对外的整体沟通。（2）为体现整体战略，通过综合报告将非财务指标与财务指标相结合，使主体更有信心讨论有关前瞻性的信息。非财务与财务指标如何结合仍处于尝试阶段。（3）在综合报告的披露中加入更多与主体基本面及战略前景相关的信息，而非仅就合规性进行基本披露，从而提高透明度，降低主体风险。

　　五是促使主体寻求适当方式衡量其为利益相关方带来的价值，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越来越多利益相关方希望了解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的信息及未来前景。综合报告有助于企业对这些信息需求作出更积极主动的回应，从而区别于竞争对手呈报信息，提升主体声誉，促使主体不断探索最优实践方法，在市场中脱颖而出。例如，某试点企业反馈其长期投资者占比从4.5%增至20%。

　　2.编制者在试点项目后期的反馈

　　随着2013年《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发布，综合报告迎来全球发展的新契机。2014年9月，试点项目基本完成，围绕如何改进报告有用性和透明度这一主题，参与试点项目的报告编制者反馈的意见如下：

　　一是更好地认识价值创造过程。随着部门之间合作的深入以及使用新信息评估绩效，主体对自身如何创造价值或减损价值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上市公司对这一点尤为认可。编制综合报告使主体从更广泛的视角认识价值创造过程，67%的主体表示由此引发战略、资源分配和管理系统的重大改变。比如，德铭（DIMO）公司表示，“5年前如果谈起价值，我们会关注价值增值报告，也就是货币化的内容。现在我们也开始关注非货币资本所带来的增值。”

　　二是更为关注价值评估方法。主要体现在：（1）改进评估指标。综合报告框架强调将报告与商业模式相联系，因此主体通常扩展管理层系统，以覆盖与无形资产和非财务资本相关的重要业绩指标，通过采用量化指标提升对商业模式描述的有效性和实用性。（2）改变评估内容。几乎所有受访主体都认为衡量和评估的内容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计划在未来推进这一变化。在向综合报告的过渡过程中，许多主体发现以前计量的许多内容与价值创造并没有直接联系，对价值创造进行综合报告需要衡量和披露新的信息。一家南美公司发现，使用综合报告框架中的6类广义资本使其追踪和披露更多与创新相关的信息，而持续的科技创新对于公司降低成本和价值创造都至关重要。（3）建立数据间联系。许多公司指出，创建“综合”指标、捕捉数据之间的联系是其重要目标，增强所报告信息之间的联系对投资者和员工而言都是有用的。（4）收益大于成本。多数主体认为企业间多部门的参与导致内部资源占用量增加，报告成本随之提高，但与综合报告带来的其他获益相比，这仍是一项值得的投资。（5）关注未来。采用综合报告的主体一般较为关注所披露信息带来的结果和影响，这将是一个长期受益的过程。比如，皇冠地产公司表示，“财务报告永远只是财务报告而已，而综合报告使用更灵活的非财务信息和关键业绩指标，并通过将这些信息和指标与财务数据相结合，帮助我们了解所创造的整体价值。”

　　三是影响与利益相关方关系。主要体现在：（1）综合报告改进了为投资者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其了解主体战略和长期目标、对商业模式的长期可行性更有信心，改善主体与投资者关系。（2）提升报告的有效性。由于综合报告在灵活性和合规性之间寻求平衡，且强调了报告的重要性和简明性，因而更便于广义利益相关方使用，与以往的报告相比，更有助于回答利益相关方的询问。比如，沃托兰廷公司表示，“提升报告的透明度对银行和投资者有益，现在他们对公司的业务了解更深入，问题更少。”一家快消公司表示，“随着其编制的综合报告越来越以战略为导向并关注公司重要问题，报告也因此愈发简洁，公司的利益相关方反馈该报告提高了使用效率和效用。”

二、综合报告使用者对试点项目的意见

　　参与试点项目“投资者网络”的资产所有人和管理人认为，综合报告超越了传统报告，更为全面地审视主体业绩，并深入反映主体的风险、战略、商业模式、运营环境和治理，从而满足了投资者对信息的需求。

　　通常，投资者普遍希望获得具有以下特征的信息：（1）与主体整体环境相关。信息应以风险为导向，并体现特定市场或监管变化如何影响企业。比如，巴林资产管理公司表示，“我们需要的是相关的、重要的信息，而非仅仅是信息，价值创造的要素内容比以往更广泛。这些更宽泛的信息应以投资者可用于计算业绩的形式被报告。”（2）具有平衡的透明度。这意味着报告编制者应同时反映重大风险和机遇、企业内部和外部、财务和非财务、正面和负面、现在与未来的信息，应澄清所披露信息的不确定性程度，并由第三方鉴证。（3）与战略、风险和机遇相联系。综合报告的披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上述信息需求。

　　与此同时，综合报告使用者也认为，综合报告在长期价值创造的披露方面存在改善空间。具体包括：（1）应当更清晰地展现总体商业模式、体现行业特征；（2）应当说明关键性战略和目标的时间节点，提供更准确的远期展望；（3）应当提高综合报告与其他关键披露信息（包括财务报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可持续发展报告等）的融合程度。

三、近期最新反馈

　　2018年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刚刚完成的一份针对综合报告应用情况的分析和调查显示，综合报告近年来的应用有了卓有成效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一是信息质量显著提高，企业使用的业绩衡量标准更为一致，为提高企业间的可比性提供了基础。尽管如此，可比性仍然是需要改进的问题，主体应当更多采用国际认可标准、行业普遍接受的绩效衡量标准等。二是正面或负面的重大事项在报告中得到更平衡的反映，提升了综合报告的可靠性和完整性。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在其2018年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称，已有60%的综合报告取得了某种形式的鉴证，与2017年的46%相比有所上升。三是重要性原则得到更多关注，报告长度有显著缩减，更加简明，主体进一步剥离了那些对价值创造不重要的信息。

　　（财政部会计司供稿）

来源：《中国会计报》11月23日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