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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赏瓶与插花清供

 老有所不为 2018-11-28


中式

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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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卷语:“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古人谓生机乃绿叶结阴,花木扶疏。


花情韵,叶高格,若集于一瓶之中,击节赞叹之余,令人心驰神往。书斋之内以瓶胆插花,以石拳栽草。图书润泽之余,看花亦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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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花者众,古今皆然,插花之事,兴于宋,盛于明,插花形式受禅宗及道家影响,崇尚朴素自然,讲究简劲奇古的野趣创作,表现手法近似文人画。花瓶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且由供养礼佛的香花而来。



“花”字在南北朝以前的文字中还没有出现。“花”与“华”通假,从野生花卉,到庭院栽植,再到厅堂摆放,花的芳香、艳丽和品德也随之进入中国文化的基因谱系。于书斋雅室中置瓶插花,乃古代文人生活的雅趣之一,插花与挂画、焚香、点茶合称为四般闲事。



宋以后,中国历史进入花的世界,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庙宇皇庭、村舍城阁,家家处处有花装点。宋人尚古,花瓶随着桌案的发达,因陈设需要而兴盛,与案头文房清玩相谐,以小为宜。



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中有载:“西京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而《梦梁录》有:“汴京熟食借,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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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之器,以瓶为首选,用瓶插花古已有之,且插花之器也颇考究。屠隆《山斋清供笺》“瓶花”条:“堂供须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瘦巧。最忌繁杂如缚,又忌花瘦于瓶,须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




汉魏六朝时文人、道家、佛家都嗜插花,赏花木之风甚盛,出现了用盘来插花的记载,《南史》记载佛前供花,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不萎,庾信诗“金盘衬红琼”和“新盘待摘荷”都是盘花。


五代末的《清异录》载:“郭江州有巧思,多创物,见遗占景盘,铜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许,底上出细筒殆数十,每用时,满添清水,择繁花插筒中。”



宋代插花的花器,如花瓶、画盆已经是专门的造型,和日用器皿区别,当时的插花既有自由、惬意的竹筒插花、也有发古幽思的用商周鼎彝作花器的插花。继五代占景盘后,宋朝又有三十一孔花盆、六孔花瓶、十九孔花插。



宋代插花不仅讲求插得精致,还讲究花命的维持。在花材保鲜技术研究方面发明了许多既简便实用又科学的方法,有些方法至今仍具现实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提及,“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可见古铜器养花有保养的功能。苏轼的《格物粗谈》、林洪的《山家清供》皆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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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贤谓曰:“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此生机乃绿叶结阴,花木扶疏。儒士总是把哲思与花木、与大自然相联系。所以,文人义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花材多用松、柏、竹、梅、兰、桂、山茶、水仙等素雅者,表达人生抱负、理想。结构上则注重以清为精神之所在,以疏为意念之依归,体现自有纯美的意境。



如以梅之傲雪凌霜、兰之幽怀若谷、竹之虚心有度、菊之玉洁冰清,作为“四君子”;或以傲骨铮铮的青松、高风亮节的竹、刚强不屈的梅,组成“岁寒三友”。



宋人曾几《瓶中梅》:“小窗水冰青琉璃,梅花横斜三四枝。若非风日不到处,何得香色如许时。”宋代黄庚有《枕边瓶挂》一诗:“岩桂花开风露天,一枝折向枕屏边。清香重透诗人骨,半榻眠秋梦亦仙。”比拟文人雅士清高、孤洁的性格。将花卉赋予花德,以花寓意人伦教化,成为花艺的重心,不可以与今日之插花同言语。


本文「中式精致生活」编撰,部分图源文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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