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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田赤 浩浩荡荡的长江流经重庆县奉节县夔门，进入长约200千米的长江三峡。这一带高山耸峙，水流湍急，风光奇秀壮丽，千百年来经过三峡的文人骚客无不诗兴大发，留下众多瑰丽的诗篇。同时，长江三峡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宋代之后的巴东县就是一个让文人骚客纷纷上岸的揖拜之地。因为，北宋政治家、诗人寇准在这里当过四年知县。 寇准（962年-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寇准家世儒业，少而聪颖，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十八岁的寇准高中进士，可谓春风得意。正如他后来在《感兴》一诗中所说：“忆昔金门初射策，一日声华喧九陌。少年得意出风尘，自为青云无所隔。”不料，在大理评事的板凳尚未坐热，“奉和御制”一类的诗还没有写够，寇准就被任命为归州巴东县县令。这下，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寇准的头上。不过，君命难违，他迅速起程，很快抵达长江中下游，随后乘船溯长江而上。 太平兴国五年秋，寇准到达归州建平（今宜昌市秭归县）。到了秭归，距巴东已经不远，逆流而上，最多也只需要两天。不过寇准运气不好，刚离开秭归，就在叱滩遇险。叱滩，即人鲊瓮，在归州西北二里，水石相激，极其危险。寇准船至叱滩，突然暴风骤起，波涛激荡，船只失去控制。传说江中有神人踏浪而出，亲自挽舟前行。寇准问之，答曰：“我黄魔神也，公异日当大用，故来拥护。”这个带有神话性质的故事，世代流传，正反映世人对寇准的景仰。 公元980年一个霜荷索然的秋日，寇准到达巴东县，正式开始他的县令生涯。虽然“秋作西南使”令他不乐意，但毕竟年轻，勇于进取，他很快就进入角色，不惮高山路远，亲自下乡巡视，体察民情，施行教化。 宋代的巴东地旷人稀，老百姓还处于“依山为田，刀耕火种”的状态，经济十分落后。寇准到任后为县衙设置了指导农牧业生产的专职人员，还在野三关建立了一座劝农亭，动员农民改进生产工具，指导耕作技术。巴东野三关，在长江南岸，素有“西南门户，鄂西重镇”之称，距北岸的县衙有二百里之遥。可见，寇准为改进农业督察距离之远。 北宋时的农业税，沿用唐后期以来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十一月纳毕。征役收赋，往往会扰民。寇准不出符移，只将应缴纳户姓名张贴在县衙门口，“每期会赋役，未尝辄出符移，唯具乡里姓名揭县门，百姓莫敢后期”。因此，宋待制夔州路安抚使王十朋颂扬说：“期年之间，政化大行。”寇准初至巴东，在旧县署内手植双柏于庭。老百姓比之为“甘棠”，谓之莱公柏。政事清明之余，寇准又在县城内修建“秋风亭”，经常登亭赋诗抒怀，秋风亭渐渐成为长江一带巴东县城内的人文历史景观。 寇准雄才大略，又少年富贵，不过诗作受晚唐体的影响较深，较为寒瘦，丝毫没有富贵气，亦少豪放之语。他在巴东最出名的一首诗是五律《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寇准在巴东的诗作共百余篇，光看标题就透露出浓浓的晚唐味，大部分诗题都有一个“春”字。如《春昼》、《春望书事》、《春晚书事》、《县斋春书二十韵》、《春郊闲望》；其次，诗题中较多的是“秋”字，“春”、“秋”如此频繁的使用，如果寇准不是在巴东写作这些诗，那么很容易完全步晚唐诗人的后尘，变得毫无特色，最多得到一个“含思凄婉”的评价。 幸运的是，寇准来到僻远的巴东，巴东独特的气候、风光和民风，让寇准的诗打下深深的巴东烙印：“春”、“秋”时序的交替，外部空间的青山、溪水、古木、苔痕、啼鸟随之变幻，因兴发理，诗人的情绪由此凝结———即使白描手法下的最普通的景物，也充满独特的生命力。寇准曾自选诗歌百余篇，编为《巴东集》。其后，范雍综合他的所有作品，编为《寇忠愍公诗集》三卷，共计二百余篇。由此可见，寇准在巴东的诗歌在他的诗集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他自编《巴东集》更体现了他对巴东时期诗歌的看重。“寇巴东”名副其实！“薄官未能酬壮节，良时空自感流年”，当寇准还在悲叹壮志难酬时，历史赋与他的道路已经铺就。太平兴国八年（983），寇准离开巴东县，到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任职，此后一路高升。景德元年（1004），寇准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当年冬天，契丹南下犯宋，包围了瀛洲等河北地区，朝野震惊；寇准力排众议，反对南迁。在寇准的督促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力挫契丹，最终促使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寇准逝世数十年后，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来到秋风亭下，凭吊寇准，挥毫写下《秋风亭》一诗： 人知公惠在巴东，不知三朝社稷功。 平日孤舟已何去，江亭依旧傍春风。 在苏辙看来，寇准虽然后来两度拜相，立下不世功勋，都不如他在巴东的政绩，这是对寇准的巨大推崇，同时更让我们看到巴东对寇准的意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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