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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浩
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1年），中原云扰，北方士人大量迁移至江南地区；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晋王位，东晋建立。随着政治、文化重心的双双南移，此后百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开始在山清水秀的江南地区沿着自身的内在理路发展演进，其于题材选择上一变为玄理，由此形成了玄言诗；次变为山水田园，至东晋末、刘宋初年，山水田园诗产生。诗歌描写疆域的空前开拓、不同创作风格间的内在张力与东晋、刘宋世风、士风之浸染相互交织，让本时段的诗歌创作异彩纷呈，其间的代表诗人、诗作对国人的审美情趣、行为习惯、文化心理均有深远影响。
玄言诗、山水田园诗的兴起与魏晋崇自然、尚清谈的玄学之风息息相关
占据东晋诗坛统治地位的是玄言诗，其兴起与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息息相关。玄学本是魏晋士人对“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的研究和解说，其主要话题有“名教与自然之关系”“有无孰为根本”“声音有无哀乐”“言意之辨”等。随着郭象“性分”“独化”论和支遁“逍遥义”的提出，上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玄学亦由哲学思辨衍为展现名士风流的清谈。世风浸染之下，东晋重臣如王导、庾亮、桓温、谢安皆属意清谈，文人、高士、名僧更津津于此，影响及于文学，则流为玄言诗。玄言诗以说理为主，风格朴实、简单。试观孙绰《答许询》曰：“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道足匈怀，神栖浩然。”全诗大抵以四言形式演绎老庄“外其身而身存”“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等道家理论，“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不过，尽管玄言诗对平淡诗风的尝试尚有缺憾，但作为东晋“一代之文学”，它为后世说理诗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当我们读到白居易《放言五首》“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成熟的唐宋说理诗时，不应当忘记玄言诗的筚路蓝缕之功。
玄学同样促进了山水田园诗的兴起。魏晋玄学解放了人们被压抑的个性和感情，“使士人走向任情，走向审美，走向高雅闲适”，有了审美意识的觉醒，方有司马昱入华林园“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的欣喜，顾恺之“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的佳对，王献之“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的赞美，自此，祖国的壮丽河山、田园美景成为文学家独立的审美对象。此外，在晋宋士人心中，山水田园是证悟玄理的媒介，所谓“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故文人清谈宴游多在风景秀美之地，这也是山水诗勃兴的重要诱因。以永和九年（公元353年）3月3日王羲之发起的兰亭聚会为例，与会者所撰的37首诗，或径写赏玩山水之乐，或由山水直接体悟玄理，“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诗歌发展脉络已十分明晰。兰亭之会是文人精致生活的典范，对国人生活情趣有深远影响，后世的雅集无论如何变迁，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都是核心内容，文人雅集亦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景观。
谢灵运的山水诗为中古诗运一大转关，更为后世山水诗作者开无数法门
当大自然进入诗歌畛域后，因作者人生境遇与人生志趣的不同，二水中分，在谢灵运为山水诗，在陶渊明为田园诗。山水作为意象出现于诗歌之中，可远溯至先秦时期，但彼时尚不具备独立的美学价值，现知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观沧海》要迟至东汉建安年间才出现。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并做出杰出贡献的是晋末宋初的谢灵运。
谢灵运放情自然，“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由于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谢氏“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其山水诗像是一篇篇精美的旅行日记。试观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诗云：“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峯。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俛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首联叙述出游，中间七联写见闻，最后三联抒发感想，结构十分明晰。而在写景布局上，由于江南山水曲折深秀，诗歌呈现出在移步换景、探径寻幽中领略山水之美的特点。谢灵运一方面追求大全景式的构图，仰观俯察，寓目辄书，如“俛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当真是“大必笼天海”；另一方面，他又善于细致入微地描摹山水景物，营造清新自然的画境，如写嫩绿的初篁、鲜紫的新蒲，正如白居易《读谢灵运诗》所说“细不遗草树”。更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细玩诗意，会发现《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前五联无不保持着某种平衡与对称，朝暮、山水、南北、俯仰、高下、听闻，这显然源于华夏文明特有的阴阳观念，至此，“山水诗的结构基形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或者技术手段，而是反映了中国人认知世界时的基本观念与根深蒂固的空间美感意识”。
谢灵运的山水诗工于锤炼、注重辞彩，故颇多佳句，像《过始宁墅》的“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入彭蠡湖口》的“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无不对仗工整、声韵和谐；至若《初去郡》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意境空灵，已隐约可见唐诗风神；《登池上楼》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精选南方春天特有的景象，辅以“生”“变”两个动词，生动地描绘出江南的盎然春意与诗人沉疴初起的喜悦，语言自然清新，有若天成，被后人誉为“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内容上极貌写物、穷辞追新，风格兼具富艳精工与清丽自然，为中古诗运一大转关，更为后世山水诗作者开无数法门。自此，山水诗卓然成为中国诗坛一大流派。方薰《山静居诗论》说“山水之奇，不能自发，而灵运发之”“有灵运然后有山水”，允为千古不刊之论。
陶渊明不仅开创了“田园诗”，并以其人格魅力垂范后世
晋宋诗坛的另一位巨擘是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陶渊明及其诗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开创了“田园诗”这一中国古典诗歌的新流派。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极其广泛：或写得返田园之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或写乡村景色之恬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或写躬耕之辛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或写作物生发之喜悦，“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或写雨天独酌之静谧，“霭霭停云，濛濛时雨……静寄东轩，春醪独抚”；或写宾朋到访之快意，“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或写家人相处之温馨，“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当然，陶氏的田园诗也并非总是优游容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写自然灾害造成农作物减产，“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归田园居》云“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更是直接感慨晋末农村的凋敝，寄寓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在中国文学史上，隐居田园、躬耕自资，且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基础大量创作诗歌，广泛反映农村的景色与生活风貌，陶渊明是第一人。
其二，陶诗将日常生活诗化，将枯燥的说理情趣化，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代表了魏晋古朴诗歌的最高成就。陶渊明的田园诗“纯以质语真语胜”，引《归田园居（其一）》为例，此诗读来初觉平淡，然细细品味，正如明代诗人黄文焕《陶诗析义》所言，“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琐屑详数，语俗而意愈雅，恰见去忙就闲，一一欣快，极平常之景，各生趣味”，当真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又如，陶渊明《饮酒》其五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语言虽极质朴，然诗意已趋化境，末二句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深合庄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原旨，不落言筌。与此类似，陶渊明的诗歌大都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如“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正如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中所说，“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这就突破了东晋玄言诗“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创作传统，进一步推进了闲适诗与说理诗的发展。
其三，陶渊明以人格魅力垂范后世，成为历代中国士人的精神家园。陶渊明一面强调“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一面“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这种“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生活方式对国人影响深远，后世服膺“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观念者大多翕然宗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操守鼓舞了历代坚持正义、有所不为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他们遭受不公正对待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时，则“转忆陶潜归去来”，感慨“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而每当强权、外侮侵凌，陶渊明“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金刚怒目”之作更是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坚守气节、顽强斗争，《读山海经》中那意欲填平沧海的精卫鸟与猛志常在的刑天早已成为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责编：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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