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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前，《诗经》可谓一枝独秀，直到战国晚期，南方兴起楚辞之后，“风骚”渐渐就成了我国文学的代名词。 秦汉时期，官方的诗词方面比较廖寂，但民间的诗歌却反而比较活跃。今天所谓的汉乐府，里面的精品无一不是民歌。其中《孔雀东南飞》，不论思想还是艺术，都堪称中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强势入选高中课本，这长度不仅吓得高中生吐血，而且还可以在高中早恋方面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东汉末期，五言诗得到发展，标志是《古诗十九首》，被誉为“一字千金”。其中《迢迢牵牛星》，也是中国学生必背古诗之一。 魏晋时期，代表人物有“三曹”“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前者最后形成建安风骨，后者渐渐开辟田园学派。建安诗歌以曹操的成就最为突出，《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属于中国诗歌的经典之作。 其次，他的儿子曹植也不错，留给我们的不仅有“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还有“本是同根深，相煎何太急”。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处于分裂的一个时期，从公元420年刘宋政权建立，至公元589年陈朝灭亡，先后跨越大约170年。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包括文学、科技、宗教等各个方面，具体方面尤以诗词、绘画、书法与雕塑特别突出。 南北朝虽然继承魏晋时代的风格，但二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就拿田园诗来说，在《诗经》中大多数只是辅助衬托，很少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存在。《观沧海》虽有大量描写景物的诗句，但最后一句“歌以咏志”，却将人物再次推到了诗歌的中心。比起“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描写田园之乐，就稍有逊色。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将情溢与景上，而非将人跃然景上。 陶渊明出生于东晋末期，去世于刘宋初期，属于那个时期的集大成者。但真正田园诗的开创者是谢灵运，他和陶渊明一样，横跨东晋与刘宋。 何为田园诗呢？山水景物就是诗歌的对象，作者力求发现山水之美，尽力避免借景抒情。就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或者“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南朝对后世诗歌有影响力的除了谢灵运，就是鲍照与颜延之，俗称“元嘉三大家”。颜延之与谢灵运是好基友，尽管二人都不得志，但谢灵运毕竟有自己的豪门“姓氏”罩着。可谓是“门第高、才气高、心气高”的三高青年，所以他顺便还扮着演颜延之的护身符。 今天的人们挺羡慕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或者谢灵运被贬之后的洒脱，面对劫后余生去，却还能活出嘉年华的人生。实际上，如果他俩一个不是姓谢，一个不是姓陶，他们也只能像颜延之一样，老老实实待着，还敢耍啥酷呢？要知道谢灵运的祖父乃是“淝水之战”的战前总指挥谢玄，而陶渊明的曾祖父乃是陶侃。 关于他俩的诗，汤惠休认为：“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芙蓉出水”大家比较熟悉，而“错彩镂金”则需要回到那个时代背景看一下。 “芙蓉出水”与“错彩镂金”都属于佛教用语，前者属于天然雕琢，后者属于人为修饰。若抛开褒贬，单纯诗本身来看，这点评可谓匠心独到。不过，汤惠休口里的“错彩镂金”，显然是指颜延之的诗有矫揉造作之嫌。实际上，汤惠休与颜延之的口水仗还真不少。 汤惠休批评颜延之的诗过于“官方”，相比另一位大家鲍照，他的诗却存满人文关怀。 谢灵运与陶渊明的贡献，在于将魏晋以来的玄言转向山水。尽管“竹林七贤”早已将诗歌寄情与山水之间，但他们表达的方式却偏向于“玄”，而非“山水”。 南朝前期的诗歌不仅有“山”有“水”，而且也不乏像鲍照这样的“现实诗人”。但到了南朝晚期，南诗却又进入官方的死胡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宫廷诗”。 鲍照出生寒门，所以他一开始就注定了和谢灵运不同的道路。《拟行路难十八首》是他的代表作，主要是对士族腐败的抨击，对民间疾苦的同情。而且他还为七言的创作奠定了根基，对后世影响的诗人包括杜甫、辛弃疾、陆游等。 相对于南朝的北朝，由文人创作的诗歌，可以说是非常稀疏，但北朝的民歌却大放异彩。南朝尽管也有民歌，但南朝的民歌更像是“都市之歌”，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相比，总觉得缺点什么似的。 北朝的诗，内容也和南朝有别。南朝大多数描写谈情说爱，而北朝更偏向于金戈铁马，代表做就是《木兰诗》。虽说北朝的诗人较少，但并不是说没有，集大成者就是庾信。 庾信本来是南朝人士，“侯景之乱”后，他奉命出使西魏。后来，陈朝与北周互通友好，陈朝希望北周允许庾信回归故里，但武帝宇文邕爱惜庾信的才气，所以就将庾信留在了北方。 庾信前期的诗歌主要以“宫廷”为主，所以单调无力。但他后期的诗歌，可谓是“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比如《寄王琳》“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内容与形式更加规范化，而且在韵律方面也具有开创性。尤其是为后来唐诗的发展与兴盛埋下了种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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