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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博物馆收藏一件早年在笔架山窑采集的青白瓷人形注子（图1）。 其造型为一单腿跪姿女性，头顶圆孔为壶口，双手怀抱一带温碗的小注子，怀中的小注子的流被巧妙地设计成人形注子的出水口，人像背后原有扁条状壶柄已缺失。此注子最早被定名为佛像，之后又有研究者认为是“麻姑进酒壶”。朝鲜开城（高丽时代的都城）发现的笔架山窑瓷器中，也有一件类似的人形注子，工艺颇为精致（图2），其背后的壶柄亦缺失。类似的人形注子在笔架山窑还发现多件，形体均较小，工艺更为简略。其中一件因双手所抱注壶残损，被误认为奏乐女像（图3～6）。 从以上发现的多件笔架山窑女性人像注子来看，可知其是该窑的流行设计。那么，这类女性人像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人物？其流行的社会背景又如何？ 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笔架山窑次性人像注子的形象既非佛像也非麻姑，而是取材于汉至唐宋以来文学中的颇为流行的“削姬（或吴姬）劝酒”形象。理据如下： 首先，双手捧酒壶的形象与佛像无关。前文提及的笔架山窑采集的女性人像注子，其怀中所抱器物为宋代典型酒具――带温碗的注子。因酒是佛门戒律之一，故知怀抱酒具的女性形象与佛像无关。 其次，其装扮也与麻姑形象特点不符。据东晋葛洪著《神仙传》所记“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的内容可知，麻姑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是年轻、顶中作髻和发垂至腰。而且，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麻姑仙像》来看（图7），其特点与《神仙传》的描述完全相合，而与笔架山窑人形注子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该画有乾隆御题，收录在《秘殿珠林续编》中。该画虽署“和之”款，但从画风来看，可能是后人伪托南宋马和之的作品。 第三，其形象与汉代诗人辛延年《羽林郎》一诗中描绘的胡姬特点完全相合。诗中曰：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 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 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 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翠盖空踟蹰。 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该诗对胡姬的职业、年龄、装扮等特征描写得十分具体、细腻。诗中描绘胡姬“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的特征，竟与以上几件笔架山窑人形注子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细节上一一对应，完全相合。 先来看“长裾连理带”。“长裾”，即长袍。从以上所见笔架山人形注子来看，其塑造的女性形象全部为覆盖脚面的长袍，正与所谓“长裾”特点相合；另据苏轼《江城子》“连理带双头口口，留待与、个中人”之句可知，“连理带”应是两条连在一起的带饰。巧合的是，在笔架山窑人形注子所塑造的女性塑像上，有一系于背后衣领之下的带饰，中间结节分两条垂下，是难得的“连理带”形象资料。 再来看“广袖合欢襦”。所谓“襦”，指短衣。“广袖合欢襦”即宽袖短衣。这一特点，也与笔架山窑人形注子的长袖及背后的齐腰短装特征毫无二致。 此外，“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的特征，也见于笔架山窑女性人像额头上的“明珠”、耳饰的精细刻划。 最具人物鲜明形象特征的是，笔架山窑人形注子的女性，其头部两侧均塑造环形发髻（图1～6）。因“鬟”意指古代妇女的环形发髻，故“两鬟何窈窕”一语，为笔架山窑人形注子的女性“两鬟”环形发髻的塑造找到了原型。 不仅如此，笔架山窑人形注子对胡姬“丝绳提玉壶”的细节也都有所表现，只不过将其替换为具有宋代特点的温碗、注子罢了。 此外需指出的是，因“胡姬”是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故笔架山窑的“胡姬”五官多被刻划成高鼻、大眼、深目的形象，以至于笔架山窑出土的几件所谓西洋人头像，被发掘者误认为是针对海外市场的设计，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胡姬劝酒”注子的残件而已。 综上所考，笔架山窑的女性人像注子表现的是“胡姬劝酒”的形象无疑，并非表现麻姑形象（图7），所谓“麻姑进酒壶”应正名为“胡姬劝酒”注子。 “胡姬劝酒”注子流行的历史背景，当与唐宋以来，以外来西域女性“胡姬”为特色的酒肆的流行，以及唐宋文人间普遍流行的吟咏“胡姬”的风气有关。大量存世的吟咏唐宋文人与“胡姬”之间独特情艺生活场景的诗词便是明证。仅李白一人就有大量吟咏“胡姬”的诗作传世，例如： 《前有一樽酒行》：胡姬貌如花，当庐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白鼻猖》：银鞍白鼻猖，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 《少年行二首》其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 李白之外，唐代还有大量吟咏“胡姬”的诗句传世，如张枯《横吹曲辞・白鼻狷》“为底胡姬酒，长来自鼻猖”；贺朝《赠酒店胡姬》“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等。 以上诗作说明，唐代的“胡姬”酒肆对文人墨客、年轻士子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也使唐宋文人与胡姬之间的情艺生活成为当时独特的社会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胡姬”作为一个职业在宋代已悄然消失了，但宋代的诗词中仍然不乏吟咏“胡姬”的作品，只不过“胡姬”已成为文人怀旧和抒发情感的文学符号了。替代“胡姬”而起的，是“吴姬”的流行。事实上，从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诗句可知，早在唐代“吴姬”就已出现，她们虽与“胡姬”有着共同的职业特点，但她们并非来自西域，而是一群玲珑秀美的江南年轻女子。另从宋代文献来看，晚起的“吴姬”，在当时一度还充作“胡姬”的代称。如北宋郑仅12首《调笑令》：“翠盖银鞍冯子都。寻芳调笑酒家胡。吴姬十五天桃色，巧笑春风当酒垆。玉壶丝络临朱户。结就罗裙表情素。红裙不惜裂香罗，区区私爱徒相慕。”一诗，其内容完全取自辛延年《羽林郎》一诗，男主角仍为“冯子都”，只不过将女主角“胡姬”之称替换成了“吴姬”而已。但是，随着朝代的更替，时俗的变迁，“胡姬”这一西域女性的特殊职业，逐渐被江南能歌擅舞的“吴姬”所取代，但吴姬劝酒延客、侍酒助兴的侍者身份并无大的变化。宋代诗词中关于“吴姬压酒”“吴姬劝酒”的诗句，便是这一独特社会生活现象的真实写照。如洪《菩萨蛮》“吴姬压酒浮红蚁，少年未饮心先醉”；郑仅《调笑令》“潮平越贾催船发，酒熟吴姬唤客尝”；戴复古《减字木兰花》吴姬劝酒，唱得廉颇能饭否”；刘辰翁《摸鱼儿》“正何须，阳关肠断，吴姬苦劝人酒”等。 综上所考，所谓“麻姑进酒壶”表现的是“胡姬劝洒”的形象无疑。因宋代，“胡姬”又被称为“吴姬”，加之宋代有关“吴姬劝酒”“吴姬压酒”诗词的流行，故将笔架山窑注子的“胡姬劝酒”形象称之为“吴姬劝酒”，可能更符合宋人的称谓习惯。 责编 耕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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