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对包头出土的汉代石享堂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汉代丧葬制度。 关键词：汉代；石享堂；葬俗 享堂，古代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建筑，又称祠堂、食堂，东汉时山东的享堂多为石质故又称石堂、石室。史书中有许多关于建造享堂的记载。《汉书》卷六八中“霍禹既嗣为博陆侯，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而侈大之……南出承恩，盛饰祠室。”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载“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秦）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考古发掘出土很多享堂遗迹，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大司空殷墓和殷墟妇好墓，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魏王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墓均发现享堂建筑遗迹。在已发现的古代刻石中也有享堂的记载，如《路公食堂画像题记》《永元八年食堂题记》《阳三老石堂题记》《永建五年食堂画像题记》《永和二年食堂画像题记》《文叔阳食堂画像题记》《安国祠堂题记》等等。 西汉武帝后，厚葬风气盛行，当时人们认为陵墓是鬼神所在，祭祀之处。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争先恐后，倾尽物力、财力大肆厚葬，在墓前（有的建于墓下）建祠堂大肆流行。西汉时享堂多为木构建筑，东汉时多用石料建成，在其壁间往往雕刻各种画像，现在这些享堂已倒塌，但画像石却保存下来，《汉代画像全集》所收录的多为享堂画像石。山东省是发现汉代享堂最多的地区，著名的有考堂山石祠和嘉祥县的武氏祠。 包头博物馆藏有三座从包头南郊召湾汉墓出土的石享堂。三座享堂的形制相同，均为砂质岩制成，由屋顶、左侧墙、支柱、基座、后墙五部分组成，无右侧墙和前墙。三座享堂除一座损坏严重外，另二座保存完好。召湾汉墓91出土享堂长110厘米，宽90厘米，高110厘米。召湾汉墓98出土享堂长130厘米，宽118厘米，高140厘米。享堂顶为四阿式顶，四垂脊，正脊两端雕莲花瓦当，前面两垂脊左边立雕俯卧青龙，青龙身躯精健，神态轩扬，右边立雕俯卧白虎，白虎瞪目张口，威武雄健，后面两垂脊两端雕莲花瓦当。享堂顶内侧中央立雕一莲花纹，四周浮雕柿蒂纹，柿蒂纹彩绘红、黑、蓝三色，出土后彩绘脱落。享堂顶边缘有凹槽与后墙、左墙凸棱相咬合。左侧墙平面呈方形，后墙为长方形，墙板内外两面四周边框突起，上下两角有矩形缺角，以便将上下两边插入顶部。享堂右前角立一石支柱，支柱上有一圆柱榫插入顶部凹槽，柱头装饰为仰莲纹饰，柱身浅浮雕盘龙纹饰，柱底为碗形，与基座凹槽咬合，基座平面为长方形四角修成台阶状，在基座左侧，后方有凹槽与后墙、侧墙呈榫状咬合（如图）。 在召墓91享堂的左侧墙彩绘有车马出行图壁画，壁画只保留马和车轮的少部分，享堂出土后，由于氧化作用，壁画全部脱落了。 这三座享堂的建筑年代，参照同墓出土的随葬品，应该属东汉晚期。特别是召墓91出土一块内蒙古地区迄今发现的唯一有纪年的汉代石碑，其碑文上刻有墓主人姓名、官职、去世年代等，这也为确定享堂的年代提供确凿的证据。石碑上刻“……下邳令平原相扬儿好……葬死年七十有五建宁三年十一月……”建宁是东汉灵帝的年号，建宁三年是公元170年，从而证实享堂的年代为东汉晚期。从墓碑中可以了解墓主人做过“下邳令平原相”下邳故城在今山东省祁县东南，平原在今山东济南西，这说明墓主人扬儿好曾在山东做过官，而东汉时期山东最流行的葬俗之一就是建造石质享堂，召墓91墓主人明显受此葬俗的影响，在自己的墓中设置享堂，但由于其官职不高，身份较低，只能在墓中建造规模较小的享堂，这种享堂面积很小且不能容人，只能放置一些明器作祭祀之用，但功用与墓上享堂等同。 在三座享堂中都出现柿蒂纹、莲花纹、青龙、白虎等装饰图案，反映当时人们祈求死后升天为仙的思想意识。青龙、白虎被奉为镇卫四方，驱除邪恶的神物，在享堂中作镇慑邪魔保卫墓主灵魂安宁之用。莲花、柿蒂纹是一种天堂仙境的象征，莲花非莲池中的普通植物，而是作为仙境天国中的珍草灵草，同时莲花在佛教中喻示佛法。在东汉晚期的享堂中出现莲花瓦当也说明佛教在这个时期的影响已很大。莲花瓦当在北魏极为盛行，而在东汉晚期发现此种瓦当实属少见。 在享堂中还绘有壁画，这也与当时山东石享堂流行画像石的葬俗相同。召墓91享堂左侧墙绘车马出行的壁画，享堂出土时壁画内容不甚清晰，因此壁画中车骑数量，顶盖的质地，侍从人数，有无属车等反映墓主人身份的资料都无从查考，从而也无法弥补同墓出土石碑中的残缺部分。 汉石享堂的流行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的发展密不可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乐，人伦纲常成为束缚人们的思想枷锁，它所倡导的礼尤其是丧礼得到高度重视，基于忠臣出自孝子的考虑，西汉武帝推出孝廉选举制，东汉光武帝将这一制度彻底贯彻。人一旦获得孝子之名，便可受到举荐，平步青云，表现在埋葬习俗上就是厚葬。汉代王符《潜夫论·务本篇》“是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植松柏，庐舍祠堂，货假待客之具……”说明厚葬之盛。当时每年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用来修筑皇陵，诸侯、官僚、地主、平民也尽其财力大肆修建墓葬，作为墓祭之所――享堂也得到大规模营建。《后汉书·列传五三》记载“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新建祠堂，费功亿计……”从中可以看出仅祠堂的建造费用高达一亿钱，其他享堂题记中也有关于营建费用的记载，如《永元八年食堂题记》记载费用十万，《安国祠堂题记》记载费用二万七千，《文叔阳食堂画像题记》记载费用一万五千，营造享堂的费用反映出当时墓葬的奢靡程度。同时东汉时期大土地所有制急剧发展，豪强地主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形成自给自足的大庄园经济，经济的发展为厚葬的盛行提供了经济条件，再加上当时建筑技术、冶铁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都为石享堂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包头汉代石享堂的出土在内蒙古汉代考古中较为少见，它填补了内蒙古汉代考古的空白，也为研究古代建筑史、汉代埋葬习俗、佛教在内蒙古的传播等提供了珍贵翔实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1]魏坚、张海斌.《召湾90――97号墓葬》《内蒙古中南部汉 代墓葬》 [2]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召湾和边墙壕清理的四座汉墓》 《内 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一期 [3]马得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册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 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北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 年第1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6年 [7]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 [8]王符.《潜夫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