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与古籍版本学

星河岁月 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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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先生不仅是新文学运动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文学史家、艺术史家、文献学家、藏书家。他的研究范围甚广,涉及诗歌、小说、戏曲、美术、考古、历史、翻译学等方面。而他对文学史、艺术史的研究和在文献学、编辑学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他在保存祖国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特别巨大的贡献。本文仅就他在古籍版本学方面的成就作一概述,以表达笔者对郑先生的怀念和敬意。

郑振铎先生搜集古籍版本之特色

郑振铎先生在收集、整理、研究古籍的实践过程中学习到不少知识,积累了不少经验。他留下的大量书跋中蕴含着丰富的版本学知识,无愧为一个时期的“版本学大家”。

郑振铎先生收藏古籍的眼光非常独到,他的收藏往往与众不同。他对于戏曲、小说、弹词之类的俗文学有特殊的爱好。“予之集书也。往往独辟蹊径,不与众同。予集小说、戏曲于举世不为之日。予集弹词、鼓词、宝卷、俗曲,亦在世人知之之先。予集词集、散曲集、书目,亦以于词、于曲、于书目有偏嗜故。至于所收他书,或以专门之需求边类及之,或以考证有关而必欲得之。”[1]当别人趋之若鹜,书肆上几近绝迹时,他又早已致力于收集别类书。1942年他开始集中收购清代文集,显然具有较长远的战略眼光。因为,清代著作距当时时代较近,虽然还不为藏书家所重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战火的摧毁,如要收集齐全也不容易,此时不做,以后会更困难。当时清版本的价格要比元版、明版便宜得多,以先生当时的经济状况可取得突破性进展。另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他认为把清集收得齐全了,可有益于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课题者。[2]

郑先生并非为藏书而藏书,而以应用为重。他开始为研究而收书,范围比较窄小,一些自己喜爱的东西,非研究之需,便割爱不取。如为系统研究近三百年学术历史而罗致清人著述,为编纂明史曾收得这类书刊本、抄本数十种。又如他还注意收集线装插图、版画类书籍,为研究中国版画史积累了珍贵的资料。叶圣陶先生言:振铎喜欢旧书,几乎成了癖好。振铎讲究版本,好象跟一般藏书家又不尽相同。他注重书版的款式和字体,尤其注重图版。就书的类别而言,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做宝贝。[3]后来他为国家抢救文献,眼界更开阔,兴趣更广泛,收集的范围也扩大了。一些过去未曾注意到和不欲加以研究的古代书籍也在搜罗之列。他参与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搜罗、抢救了善本古籍3800余种,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书之数。[4]

郑振铎先生注意收集书目,研究各藏书家之藏书目录,并编有收书目录,以书目指导古籍收藏。郑先生不仅将已购书编有“善本目”,还编有“征访目”。“征访目”大致以《四库标注》、《邵亭书目》、《四库存目》及《贩书偶记》为主,先行剪贴成为一“总目”,并就见闻所及,加以补充;然后在此总目上,随时将已购之书注明,这样所缺何书,应购何书一目了然。并且,每一次翻检,版本、目录之学问便增进不少。[5]郑氏在购书之前,均取藏书家书目细审。沈氏海日楼书目,刘氏嘉业堂书目,邓氏风雨楼书目等一一仔细考察、研究。他认为刘晦之藏书中只有九种宋版书为善本库中“甲”中之“甲”者,[6]其远碧楼之藏书规模虽大,但“择焉不精,所收每多下驷,庞杂无伦。仅知充目,诚非藏书家之藏书也,更不足以语读书者之藏书。”[7]刘承干嘉业堂藏书“鱼龙混杂,佳品至少,直似披沙拣金,真金极不多见。……观其书目,非不唐唐皇皇,按其实际,则断烂冒伪,触目皆是。所谓真宋本,比较可以入目者不过三五部, 元本比较佳者亦不过五六部耳。”[8]研究书目对收集文献具有指导意义,事先可剔去重复之书,事后补购落选之书。就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当时江南各藏书家散出的古籍珍本,才有可能归为国有。

郑振铎关于版本价值的研究

古籍版本具有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即特定的版本在形式上反映出一定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在内容上可作为研究古代科学文化发展历史的文献资料。郑氏书跋等著作中有关版本价值的论断俯拾皆是。他在宋刊本朱熹辑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跋中说:“这是我们所见《楚辞》的最古和最完整的一个刻本。……书贵古本,不仅因其‘古’而贵之,实在是为了实事求是,要得到一个最准确、最无错误的本子,作为研究的依据,以免因一字之差,而引起误会,甚至不正确的论断。朱熹为宋学大家,毕生勘定了不少经典古籍,很有些特见,足以纠正汉儒的谬见。”[9]明初刊本《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虽然缺页,各家书目也未著录,但从《大元一统志》遗佚后,此书可能是最早的官刊“地志”,因此受到郑先生的格外重视。[10]

《历代人物像赞》(明佚名编绘)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一部明代的木刻本,笔力和刀法都刚劲而不流于粗豪,工致而不流于板涩;富有生动的描写力量。每个图像都显得神采栩栩。郑振铎认为不仅表现中国人物图像的优良传统,也表现了十五世纪末期的中国版画的很高超的成就。[11]郑先生在《中国版画史序》中说,“同一书也,以有初印次印之分。次印者图多模糊,或已挖去刻工姓氏,或竟另易他名。非得初印本,不足以考信。故余得状元图至三种之多,始发现明刊原有二种;又得汪氏列妇传至四种之多;程氏墨苑至三种之多;他若仙佛奇踪、女范编、古列女传、李告辰本西厢记等数十种,亦皆蓄本二种以上,始得决一疑,得一定论。”[12]一般地说,刻本或抄本早出的要比后来的价值高,重出的总要比原本差,但并不绝对,也有相反的情况。郑先生对于这种情况的分析也非常令人信服。他在致张寿镛的信中说:《大明会典》以收万历刊本为宜,盖以其后出,材料较多也。弘治本虽在版本上远胜万历本,然材料却少。[13]在《劫中得书续记·史外》篇中,郑先生将史外抄本与刻本相较,认为“抄本讹字触目皆是,反不若刻本之佳。书贵旧抄,尤贵宋元人集之旧抄者,以其足以补正四库馆臣之妄删乱改也。若斯类抄本,实不仅一顾。”[14]

郑振铎对版本源流的分析

版本源流广义的指各个时代图书版本的发展源流,狭义的指某一本图书的版本源流。版本源流研究是版本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必须对宋版、元刊、明抄、清刻、巾箱本、书棚本、石印本、抄本、善本、珍本等版本源流了然于胸,才能从事古籍的收购工作。郑先生认为清廷刻书有妄删妄改之嫌,且所斥甚多,如史料类等。故四库未收书、禁书及存目书等应在重点收藏之例。清人集虽多不胜收,但中经战乱,版片必已毁损,故传本甚为罕见。对于明代刻书情况,郑振铎论述得最多。明人撰书刻书的弊端是：

一、任意删改。他将周梦　批点考工记与明末闵刻本批点考工记相校,“于闵刻本之不尽不实处竟大为惊诧,闵本首亦为郭正域序,但删去序末:‘吾楚周启明氏为郎水部,品藻记文而受之梓。夫所谓在官而言官者乎?郎以文章名。所品藻语,引绳墨,成方圆,进乎披矣。有所著水部考行于世。则冬官之政举矣。请校周礼,吾从周’等四十五字。复易‘卷’为‘篇’,并不标出吴澄及周梦　之名,于‘考证’‘批评’及‘音义’均任意删改变动。若余不先收得周氏刊本,直不知‘批点’出于周氏手而‘考注’之为吴澄著也。”[15]“大抵明人刊书,每多窜乱篇章,任意增删注语,甚乏忠于古本之精神。”[16]

二、撰书不注明出处。如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中有丰富的资料,对于研究文学史的人特别有用,“但惜其不注明每事的出处,大损其可靠性与正确性。”[17]另外,明代所刊书,往往被后人攘窃,作为己有,特别是安徽新安的刻本。“盖徽地产良材,所镌书版,坚致异常,易代而后,每完好如初。版片售去后,得者略易数字,便成‘新刊’。知不足斋印之列女传,为最著之一例。黄晟印之三古图,其原版亦是明代泊如斋所刊。然少有人知‘泊如斋’三字亦是后来挖改者,最初之印本,乃是宝古堂所镌。”[18]“论述版本者常易弄错。象博古图录和所谓仇绘列女传便是转手最多的。……列女传版片,至清代犹存,尝为知不足斋所得,重印若干部,故今往往误认为知不足斋本,实则仍是明刊原本也。”[19]

郑振铎先生常常收集一书的多个版本,以便进行校勘,以确定祖本、善本。他收有《南疆逸史》二十卷本、四十四卷本(明温睿临撰,抄本)、五十六卷本(大兴傅氏长恩室抄本),与道光间李瑶三十卷勘本相较,认为二十卷本虽为破璧残圭,却是温氏本来面目;李瑶窜改原书,致使面目全非;四十四卷本当为现存之祖本;而五十六卷本并非温氏原书,乃傅氏据四十四卷本分拆卷数,以符原书秋室跋所云五十六卷之数。[20]

郑先生收有王右丞诗集明清本八种之多,他认为王维诗集以刘须溪评本为最善。而《四部丛刊》影印本于原书字迹模糊处,加以描绘,大失其真,且多因此致误,不能卒读。又不用他本校读。其尤甚者,若《出塞作》一诗,原本脱落至二十一字之多,竟未被发现。明顾可久本、清赵殿成本,皆据须溪,最可靠。明顾元纬、凌初成二本,则往往喜于难解处,擅为改易文字。[21]

关于版本的鉴定治版本学,需要鉴定版本的真伪,即对某一具体版本的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出版者、制作方式和流传情况等进行考证,以确定其价值。郑振铎先生善于运用各种方法鉴别古籍版本。由于郑振铎注意收藏插图本、版画本,并有深入的研究,这一鉴别方法既有效而且很有说服力。有人断定武进董氏影印本元刊《琵琶记》卷首插图是元代物。郑先生认为插图笔致潇洒,镂刻精工,甚似明代万历以后的作品,怀疑这些图是否为原刊本所有。

后来见到明末凌濛初所刊的《幽闺记》,其插图的调子与董印的《琵琶记》插图十分相同,图幅边上的引本文句子的题词,其笔法也是相似的。先生认为:元刊琵琶的插图也是凌氏本的琵琶上的。过了一年,先生见到的一部凌氏刻本的《琵琶记》所附的插图就是董氏影印本上所有的。于是,先生批评董氏印书不诚实,如果必须插图,则必须慎重地声明,这些插图非原本所有,而系借自某刊本。否则,欺人误已,不合刻印古书者道德。倘若有人据此讨论元代插图的价值与笔致,岂不大可笑的事?[22]

郑先生善于把握时代特征,并据以判断古籍版本的年代。他说:“我常常说,明代从中叶以后,特别是在万历、天启的时代,乃是一个放纵不羁的时代,有类于罗马帝国的末年。差不多到处都可表现出他们的淫佚的情调来。……在那一个淫佚的时代,差不多任何秽亵的作品,都是可以自由刊行的。”[23]明末人最善于谈花评酒,穷奢极欲于生活上之享受,纯是“世纪末”之病态。据此,他认为《欢喜冤家》二十四篇话本中没有一篇不是讲说男女风情,而且写得很淫秽。就这一点看来,可知其当为崇祯、顺治间的作品。康熙以后,此类著作,便很难容身于出版界了。[24]因此,郑先生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金瓶梅词话是原本的本来面目,产生的时代应在明万历间,正是那个淫纵的时代,才需要这一类的小说。

而生活在淫荡的“世纪末”社会里的作者,才能写出那样的“秽书”来。因为人逃不出环境的支配,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25]在古代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中包括着宋元明三代的作品,郑先生认为不仅在风格及题材上可以知道,而且其叙述也随时可以使我们明其各自的年代。如言《喻世明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叙少年吴山因恋了韩氏女几至病亡事。其风格大似宋人之作,文中并有“说这宋朝临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桥”云云,也明是宋人的语气。

第二十卷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其故事全脱胎于唐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开端便道“话说大宋徽宗皇帝宣和三年上春间,皇榜招贤,大开选场。云这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姓陈名辛字从善”,明是宋人的口吻。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文中官制,全为明代的。[26]郑振铎先生一生都为了书,他“用一切的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胡愈之语),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柯灵语),我们不应该忘记他。

参考文献:

[1]　西谛书跋[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78.

[2]　陈福康,郑振铎传[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439.

[3]　西谛书话[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2.

[4]　刘哲民,陈政文.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Μ].北京:学林出版社,1992:4 5.

[5]　同[4]:132.

[6]　同[4]:127.

[7]　同[1]:78.

[8]　同[4]:176.

[9]　同[1]:201-202.

[10]　同[4]:96.

[11]　同[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