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我听别人讲述着你的故事，神情中带着憧憬和怅然。驻足观看这一切，悠悠岁月，载载千古。你的名字，深深流淌在每个后来人的心中。

苏东坡，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看待你呢?而你，又希望我怎样看你呢?我想，这些杂语太过黯淡。“猿鸣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对啊，凡尘中的矫揉造作又与你何关呢?

苏老泉，苏东坡的父亲。这个被写进《三字经》的男人二十七岁发奋读书，成了一个催人奋进的典型。或许是因为有了儿子，又或者是家族中其他人的影响，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个放荡不羁的浪子终于在二十七时将目光望向了考场。事实上我们到现在都不能给科举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它成就了许多人，却又毁灭了更多的人。假如没有科举，苏子或许不会辗转多地，但若没有这些漂泊，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知道的苏东坡吧。

苏老泉生下了苏子瞻和苏子由，他分别给他们起名位轼和辙，其中饱含着一位父亲对儿子热切的希冀与盼望。这一对父子是同一年去赶考的，苏子瞻高中第二。因为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此人的文章是自己一个弟子曾巩写的，而且写的还特别好，就为了避嫌，给了他第二。等后来知道真相才懊悔不已，并预测他日苏东坡的文章必定独步天下，后来证明欧阳修的预测是对的。

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苏东坡此时已经敲开了官场的大门。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学习和考试之后，苏东坡当上了官。按照他的成绩就应该留在京城，然后快快乐乐地等待退休，只可惜那样的年代出了一个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的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现在语文课本中的，是他那《元日》和《梅花》。但出现在历史课本中的，便是那场发生在嘉佑三年的改革。我们在这里不过多的评判这个人和那场变法，提到他是因为苏轼并不同意变法。可王安石当时是宰相，新党当政。苏轼是旧党，在政治上得不到肯定的情况下，便只得请求出京。他先后被外放到杭州、徐州、密州等地，做一些通判之类的小官。我们所看到的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总体来说虽然政治上并不得意，但豁达的苏东坡依旧乐观无比，如风一样自在的人。这个豪放派的创始人，将他那种万丈豪情与乐观在诗词中展露无遗。此时他的名气不断上升，超越了那些文坛旧贵。出于政治与嫉妒，一帮小人便用尽心思想置他于死地，因此便有了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即苏东坡写《记承天寺夜游》的前几年。例行公事的苏东坡向当时的皇帝宋神宗上奏了一篇《湖州谢表》，可能正义感很强的苏轼言词有些偏激，被抓了辫子。新党的人纠住他的措辞说他对皇上不忠，理应杀头。

除此之外，那些平日里生活在苏轼光芒下的小人， 看见这位文坛大家落马，也纷纷上书。他们把苏轼曾经写的诗都又翻出来，添油加醋地勾勾画画，说苏轼很多诗词文章都带有反意。那些污蔑的奏表像雪片一样向神宗飞去，三人成虎，假的也成真的了。值得一提的是，写《梦溪笔谈》的沈括，也是其中一员。更有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们看不得这位远超他们之上的人好，也有人想趁此让自己名存史册。

苏东坡就这样被人随意地糟蹋，而且这些是与他在文坛上的声望成正比的。确实，苏轼的名气太大了，树大招风也难免，只是这场风来得太猛突兀，太猛烈。像余秋雨先生所说的，“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当时的苏轼正在承受着的，是他那名气带来的副产品。在这群小人的撺掇下，宋神宗糊里糊涂地判了苏东坡的罪。这就是中国那可笑的体制和可悲的人，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依旧有。想想看，这群小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可爱而高贵的魅力，被恶臭无比的脏水玷污，而饱含冤屈被深深埋葬，中国古典文化史就因此成了一部辛酸史。纵观历史，文人们被小人所嫉恨，被帝王所不喜。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的浓浓的血雾。

事情发生的时候，苏东坡并不在意，后来差人上门，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被押往监牢的途中，苏轼还想跳湖一了百了，他不想让亲人朋友受牵连。幸而苍天有眼，这位文坛巨子没有自杀成功，不然我们的中学课本里就会少了许多要被背诵的诗词。

经过各方面的博弈，苏东坡被流放黄州。就这样苏东坡带着官场和文坛给他泼的脏水，一步一趔趄地来到了黄州。昔日的朋友也都消失殆尽，唯一能陪伴他的，或许只有那丝丝的落寞吧。可能这时的他会去静下心思索吧，因为自己的几首诗，而落得这般田地，连累了亲人和朋友。此时的他也只能是心存芥蒂，少言时事。在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他怕吗?不，只是有些累了。回想这些年自己走过的路，比起一般人就过于平坦，名气也太旺了。当繁华落尽，留给自己的也只有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爱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好一个寂寞沙洲冷，那种落寞此刻正回荡在苏东坡的心中，出现在他的梦里。这样一个达观的人，被欺凌到这般田地，又能说什么呢?他开始自醒，反思自己这些年的种种。原来自己这些年来的所谓成就都是在炫耀无知，自己太浮躁了，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理应是不一样的。由此，苏东坡走向了一个新的境地，走向了成熟。一种淡然，从容，厚重，安然与大气。他便乐得自在，带着一家老小耕种于此，并常说他是陶潜的来生。不去谈这些观念，单论陶潜与苏苏东坡的性情，大部分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倘若苏东坡没有进入官场，或许又是一个陶潜了。在黄州，苏东坡完成了自我的一种突围，由此便出现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可见是黄州成就了苏轼，但苏轼又何尝没有成就黄州呢?

苏轼在黄州落下脚以后，又有变动传来，他被调往汝州。新党的那些人，不希望苏东坡的生活那么惬意，总觉得应该让他在路上多走走。在去往汝州的途中，他和朝云的幼子夭折，加上旅途劳顿，苏东坡便上书留在了常州。常州风景优美，而且当地百姓也特别欢迎这位大诗人，加上远离官场，和苏轼此时的心境相符，苏轼便把常州当成了 自己的终老之地。

而此时，相比常州的宁静，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却风起云涌。神宗驾崩，哲宗即位，新党下台，旧党得势，本来已倾心终老常州的苏轼又被调往京城。可因为苏轼的性格，旧党同样排挤他，他那正直与朝中的弯曲格格不入。他便请调杭州，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杭州，被称作天堂的地方。这段时间苏轼创造很少，他致力于自己的岗位，排涝、修堤、改善民生。直到他离开杭州还惦记着给百姓调粮，然而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杭州。

因为英宗皇后的庇护，苏东坡被调回京城。英宗皇后死后，苏东坡又被调往儋州。这时苏东坡已经是一位垂暮的老人了，流落他乡，幸而他的儿子一直陪伴着他。但边荒之地的生活又有多少快乐可言呢?万幸，此时的各路仇敌都已远去，神宗皇后又使他免与被流放。终于，在苏东坡最后的时间段恢复了自由。

又过了两年，一代文坛翘楚--苏东坡卒于常 州。次年，子苏将苏轼的遗体带回郏城县。

反观苏轼的一生，飘飘然若谪仙。儒释道三家的精华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旷达乐观，自在悠然。他一改前人风气，开创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张力和影响力。他是喜欢诗这种文体的，但诗有时候不能承载他丰富的情感，他便以诗为词，将诗中的题序和典故用于词中，同时又在这些作品中又夹杂着上他的性情。我们感受到的苏轼便存在于这些作品中的。除了“千古风流人物”，这位大家依旧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些娟娟深情，读罢难免又有些许惆怅。或许文人最大的优势，也就是把自己的情感更好表达在纸上吧。

除了诗词，他的文章依旧透着遒劲。包含着他父亲的理性，同时又有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儒道。除此之外，又尽显真情。在被贬谪后，用台阁体与四八体写出的文章，同样让人读罢而产生共鸣。

再者是书法与美术。他的作品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色彩。我没什么鉴赏力，就不妄加评价了。

还有就是苏东坡是一个美食家，虽然汪曾祺认为他关于美食的看法有些局限性。但这也恰恰说明了，苏东坡在那个时代还是很会吃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承载了太多，也遭受了太多，留给后人的，终归是一个梦罢了。

最后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评判苏东坡吧，“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悯天人的道德派，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工程师，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