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熙的书法艺术

来源：《荣宝斋》2015年3月刊

曾熙六十三岁像

　　曾熙的书法以一九一五年迁居上海鬻书画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办学堂，受到系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博通经史。但前期无论是在清末皇朝还是民国政府，曾熙与历代书家一样有自己赖以生存的或朝廷或政府的俸禄，过着一种封建士大夫的生活。书法的书面交流工具性的功用价值远远大于闲暇之际文人雅兴的艺术价值，因此并没有过多地注重书法的视觉形式、艺术风格。一九一五年之后，曾熙在上海开始了职业书家的生涯，研习了更多新发现的书法墨迹和文献，作品的艺术形式更趋多元，从书法的各个侧面—用笔、结体、章法等表现出鲜明的个人书风。同时，受时代变革的影响，曾熙的书法及其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亦体现出传承与鼎革的相融，展现了独特的创新风貌，引领民国书坛一时之风气。

　　一  以《石鼓文》为基础，取法三代钟鼎铭文的篆书

　　曾熙与一般古代读书人不同，少年时虽也学楷书，但他很早就开始练习篆书。一九二九年秋题黄晓汀《剑鸣庐校碑图》中他回顾道：『予少喜学剑，与子同一痴。弃剑而学书，篆分日委蛇。及今四十载，苦乐且忘疲。』但可惜没有写他练的是哪家篆书。目前可知的是曾熙最早以《石鼓文》名世，一九一五年清道人在《衡阳曾子缉鬻书直例引》中也称『余喜学鼎彝』『季子则学《石鼓文》』。一八九二年曾熙进京参加会试，其间游历了京城，观赏到《石鼓文》，赞叹其有三代之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以后多方探访终求得旧拓临摹学习。一八九四年与李瑞清同赴京师，在京期间得《黄庭经》、水前拓本《瘗鹤铭》、周器拓片十数种，一起研习书法，但此时二人习篆书各自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
　　《石鼓文》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自唐代发现以后就受到唐及以后历代书法家的一致赞赏。清代由于碑学的兴起《石鼓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习它不仅可上追大篆下开小篆，而且对其他书体的学习也尤为重要。民国时期承继清末篆书学习、取法的经验，在《石鼓文》的研习和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批书法家受其影响而取得硕果。曾熙的独具《石鼓》风格的篆书现虽已无法获得，但其留下的篆书作品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一九二○年书写的集《石鼓文》联款识为：『集《石鼓》文字，此石严谨，学者易病局促。师邓篆法以追《石鼓》，则笔扁锋削，已失古人浑灏之气，因以周金器参写之，庶失之扁削与笨滞者得资补救焉。』由此可知，曾熙认为《石鼓文》为周代的刻石，虽历经沧桑，漫泐严重，但笔画坚劲如铁，瘦而雄强，笔笔中锋十分整齐。学《石鼓》者容易规整而缺少变化。因此曾熙以为只有加以变化才能为之。

曾熙(左)与陈三立(中)、李瑞清(右)合影


曾熙(前排中)与向（前排右）、张大千(后排右)、王

　　然而曾熙的篆书取得大的成就是在一九一五年之后。是年，曾熙受李瑞清之邀到了上海，一直到十二月正式挂牌鬻书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就篆书方面遍临了《毛公鼎》《散氏盘》《颂鼎》《盂鼎》《虎敦》等三代钟鼎铭文，对《石鼓文》作了更加细致的学习与揣摩。以后，曾熙对钟鼎铭文情有独钟，临写甚勤，传世有多幅精彩的钟鼎铭文作品，其后的《石鼓文》作品，也是用铭文的笔法来书写，加以顿挫方折，使其变化多端。
　　曾熙在临写三代钟鼎铭文之时，也有意加以变化，增其趣味，而不是一成不变。如在一九二一年临写《散氏盘四条屏》后跋道：『散盘，道人以浑劲之笔为之，已成神绝。髯乃毁圆为方，颇肖马远写意，略有逸趣。』这样的跋语，既写出他当时书写《散氏盘》的本意所在，还能看出他追求的不是形似乃是神似的艺术理念。不斤斤计较简单的形似，而以己意去有意识地临摹，这是书家在继承中创新的必由之路。一八九一年，曾熙与李瑞清订交于长沙天心阁，因两人嗜好书法，经常在一起研习。当时李瑞清抱有『南北派』之论，而曾熙对此不以为然。日后在题《清道人节临六朝碑四种第一集》中云：『梅道人以周金作篆，两汉窥六朝，所谓繇昆仑观四渎之到海，每临一碑，惊绝海内，共几研廿有四年。前道人尚有南北之见，今则服膺予论，因书其后。』经过他俩长期对篆书的研习，提出了『学篆必求于金』之书学理论。后来曾熙教育弟子学书，先学篆，次学分，而学篆必求于金，学分必求于石。朱大可所编的《游天戏海室雅言》中记载曾熙对他说：『求篆必于金，求分必于石。两周文字，各国不同。结体运笔，亦复大异。大抵雍容肃穆者，鲁也；俊杰廉捍者，齐也；凝重笃实者，晋也；雄横恣肆者，楚也。察其文体，兼可觇其国俗，多看多写，望而知之。』

衡阳书画学社成立合影(中坐者为曾熙，自右至左为倪寿川、朱大可、糜洁民、江一平、江万平、张君受、雷听秋、姚云江）


书法作品出版物


题书法册签

　　李瑞清去世后，曾熙创办了以研究书画诗文为宗旨的衡阳书画学社，海上学子拜入门下者众多。曾熙授课非常细致，常常在课堂上为学生们示范临摹作品，而且在临摹后，多做小跋，写出精彩的评论或心得，这在上海众多的书家中也是很独特的。学生或者后学者，读其小跋，再看作品，更能理解当时曾熙的书写用意和书写状态。

曾熙 篆书八言联 38cm×168cm×2


曾熙 篆书五言联 31cm×130cm×2 1920
 

　　曾熙的篆书用笔还运用到绘画作品中去，壬戌年（一九二二）腊月画的一张《梅花图》题以『直以篆书写树，分书写花耳』。一九二三年七夕乞巧节，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孖拜访恩师，与曾熙谈论书画至清晨。后以《与张善孖论书画之问答》发表于《申报》。其中一段这样道：『以篆法言之，书家笔笔皆画法也，以笔之转使顿宕，究何异写古松枯树。』又曰：『作篆如作画，但以腕法笔趣为之耳。』曾熙以篆法入画，又以画法作篆，熔书画于一炉。他的篆书气韵古雅、结体宽博、笔力雄厚，形成了他独有的风格。

　　二  民国初首屈一指的隶书

　　现在所能看到的曾熙最早的隶书作品是清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写的隶书匾额『亚元』二字。这一年秋，曾熙以曾荣甲之名参加乡试，发榜以第二名中举人。『亚元』，笔力雄浑，气韵生动，从何绍基的隶书化出，十分有气势。谈到曾熙书法，除了同辈的挚友李瑞清之外，有一个曾人是避不开的，那就是他的同乡前辈何绍基。

曾熙 篆书七言联 25cm×130cm×2 1920

　　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生于嘉庆，卒于同治，字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一作猿臂翁。湖南道州人，世人称之为何道州。何氏精通金石书画，尤以书法著称于世，被誉为清代第一人。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引何绍基孙何诗荪言：『咸丰戊午（一八五八），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一八六○）归湘，主讲诚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清代在隶书领域里，像何绍基这样通过苦学，遍临汉碑的隶书大家，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隶书通过大量临写和广泛的取法，吸取清代郑簠、金农、桂馥、邓石如、伊秉绶等人的书法创作之长，创造出迥异于前人的隶书来。

曾熙 节临《驭方鼎》立轴 51cm×123cm 1920

　　曾熙和何绍基都是湖南人，对这位书法前辈推崇备至，曾熙认为何绍基的隶书以篆隶的用笔方法去写八分，比伊秉绶、邓石如的隶书还要好一些。从曾熙传世的书法作品中，确实能够看出受何绍基影响最大的就是隶书。但是曾熙学习何绍基的隶书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加以《夏承碑》《华山碑》的结体与笔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康有为曾这样评价道：『农髯与道州同乡，其八分亦可继美，而其最得力者在《华山》《夏承》，皆圆笔也。由圆笔以下穷南碑，故其行楷各体皆逸，体峻者见骨气，体逸者见性情。所谓阴阳刚柔各尽其妙。』如曾熙辛亥（一九一一）后在景公祠堂教书时题写的隶书『曾景公祠』，每字都在二尺以上，用笔横平竖直，结体也端正安详，写得甚为高古，有汉碑的气象。

曾熙 节临《师鼎》立轴 51cm×103cm
 

　　李瑞清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作《衡阳曾子缉鬻书直例引》，极力称赞曾熙的书法，认为其隶书主要来自于《夏承》《华山》《史晨》。曾熙的隶书确是以《华山》《夏承》碑为基础，加以变化而出之，风格多样，姿态百出。曾熙认为：『《夏承碑》阴敛阳舒，云谲涛骇，盖中郎取古籀之精以入八分，神品也。』『《华山碑》善用折笔，逆入逆出，《夏承》笔柔，此刚劲。一入魏则平滞无生人趣矣。』《华山碑》自出土以来，倍受赞誉，被称为汉碑第一，学者众多。但是能得《华山》真髓者非曾熙莫属。正是由于曾熙隶书的出神入化，李瑞清才以媲美蔡中郎的洞达之气来赞誉曾熙的隶书。

曾熙 篆书八言联  39cm×173cm×2 1921

　　流传下来的曾熙隶书墨迹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他为弟子作示范留下的临摹汉碑的作品，有二十余种，还有《曹全》《封龙山》《华山》《石门颂》等等。从这些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出曾熙学习隶书的思路和途径，以及他的教学理念，而且还可以看出曾熙在为弟子示范时，不拘泥于原碑的形似，而着眼于原碑的神气。另一部分就是曾熙创作的诗、文和对联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如联句『清奇倪高士，风度董华亭』，用笔多圆，一波三折，结体尚扁，得《华山》之风韵而有新意的；也有如隶书轴『齐周之间』，用笔以篆书中锋为之，用墨浓重饱满，下笔有力，横平竖直，古意盎然的；也有如联句『名世应五百岁，说法有三千人』，结体似篆书，呈长方形，长撇大捺，没有燕尾之意，面貌古朴，昂昂然有山中老者之风，凛然不可犯的。
　　一九一七年，《申报》在《书家寥若晨星》一文中这样推崇曾熙的隶书：『桐城张狄先君祖翼，年逾古稀，夙工隶书。前月偶撄微疾，遽归道山，艺苑惜之。按书家篆隶最不易为，自来名家能书真草者，大都兼工篆隶。是以赏鉴家视篆隶较真草益形珍贵，唯近来研究字学者，日见其少，大有凤毛麟角之慨。今张君作古，就记者所知，目前沪上工篆隶者，当推湘名士曾农髯为首屈一指矣。』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上海的《时报》《时事新报》又刊登《美术界之杰作》，称『曾君农髯夙精蔡中郎书，所临《夏承》《华山》两碑，较中郎真迹过无不及，清道人谓魏晋以来，能传中郎之绝学者，唯农髯一人』。由此可见，当时曾熙在上海有蔡中郎之称，他继承了东汉蔡邕的隶书，而被推为『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