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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是指从1840年（道光二十年）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止。在这一时段内很多有助于书法学习者参考的资料相继出土，这些资料分成四个类型：商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秦汉石刻、出土墨迹。 ○ ○ 商周甲骨文 第一个，甲骨文的发现是近一百年来书法史上一个重大发现，它源于在北京做官的一位学者——王懿荣，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先生当时是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祭酒是当时教育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他对于金石学有很深的研究。发现甲骨文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王懿荣在读书之余，对医学也有研究。家人每次抓的药，他都要亲自验一下，有一次他发现一味被称为“龙骨”的药，上面有一些符号，以他的学识判断，应是一种文字，就让他的家人到药铺里边，把所有的龙骨采购回来，进行整理研究，这个时间是1899年，在很短的时间内，王懿荣收集了有一千多片甲骨，他定为殷商时期的文字，这些文字一般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后来称为甲骨文。1900年，当时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防练大臣，城破以后王懿荣投井自尽，他的事业就从这儿中断了。 王氏收集的甲骨文被刘鹗收藏，兴起了甲骨文收藏和研究的风气，后来出现了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研究学者，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斌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四人合称为“甲骨四堂”，从此甲骨文的研究掀开了一个新篇章。  商 典字卜骨  商 典字卜骨拓本 甲骨文一共出土了154600多件。目前国内甲骨的收藏量，第一是在国家图书馆，有3万多片。然后故宫博物院有2万多片，山东博物馆是10588片甲骨文，其中5468片有字，因为当时出土的还有很多没有文字。山东这批甲骨文来源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当时“四堂”之一罗振玉的收藏。他的收藏是在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在大连，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在大连港口撤退，徘徊了几天不走，就为了一大铁皮箱子，四面焊铸的，里边是120多个盒子，就是罗振玉收藏的1229片甲骨。这个日本人本来想运走，但当时已经没有船了，这些东西就被接收了。因为是在苏军占领时期，所以就把它转移到了山东，一开始是放置在了栖霞，一直到1951年，山东文管会正式成立，就把这批藏品转移到了济南。罗振玉这批藏品非常珍贵，这里边有一些都是孤品。例如有一片是记述气象比较明确的一件甲骨文。还有里边记述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国家，当时的一个方国，鬼方。在现存的15万片甲骨文里面，有明确记载国号的，带鬼方这两个字的，只有三片，其中两片在中国台湾，大陆只有这一片在山东省博物馆。还有一部分是明义士所藏，他是一位加拿大的传教士，当时在齐鲁大学任教，这个人收藏非常好。他在来山东之前是在安阳，在那边讲学传教，所以他收藏了大量的甲骨文。1936年他回加拿大休假，结果一去回不来了，1937年抗战开始了。他留在济南的藏品被他同事埋到了齐鲁大学的地下。为了以后他能回来再找到他的收藏，就画了两个图，一张寄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另一张他们同事收藏。1945年抗战胜利，挖出来一些，分散到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到1952年，齐鲁大学英籍的校长林仰山要回国，回国之前，他就拿出了那一张藏宝图的复制件，交给了山东文管会。根据这张图，省文管会就到了齐鲁大学挖出来140多箱，8800多件甲骨，其中有字的是3668片。所以说，山东博物馆藏品里边，是明义士的居多，然后是罗振玉，还有黄县王惠堂旧藏79片。2003年，山东大学历史考古系方辉教授带着2000级的学生，在济南的大辛庄商代遗址，发掘出了18片甲骨，8片上有文字，其中7片是可以拼合一起的，存字20多个。 经常听一些老先生讲，书法要有金石味、金石气，这个金石味、金石气，很多人理解成什么呢？笔画残缺一点，斑驳一点，认为这是金石味，刀凿斧痕的感觉。其实古人本意不是这样讲的，在古代，青铜器为金，石呢，是指的石刻文字，所谓吉金乐石。书法要有取法，取法要高古，就是要学习青铜器和古代刻石上面的文字。这是近现代新出土的一些青铜器，还有一些是以前曾经出土过，但是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 ○ ○ 青铜器铭文 青铜收藏中重要的一位当属山东潍坊人陈介祺，他随父在京，中了进士以后，就在翰林院做编修，他好收藏文物古董，在当时有“南张北陈”之说。南方是张廷济（字叔未），北方就是陈介祺。陈介祺收藏有几件重器，其中毛公鼎，是到目前为止青铜器里边铭文最多的。毛公鼎的铭文有497字，499字，还有500字几种说法，现在基 本上认可是500字。陈介祺得了毛公鼎之后，辞官回乡，经过30年研究，把里边文字基本搞明白，传拓的技法也研究得成熟了，他才开始把毛公鼎拿出来。在历史上青铜器铭文和石刻碑文可以证史，补史，毛公鼎是可以证史、补史的，这是它的文献价值。所谓的书法价值，第一是文字最多，从学习书法来讲，一个好的字帖要有大量的字可供临摹，张大千的书法老师李瑞清，曾经讲过学习钟鼎文字要以大器立其体，以小器博其趣，意思是学钟鼎文字先要选大器。这个大器不是体型大，文字多才是主要的。因为文字多，在临帖的过程中，单字、偏旁、部首、结字的规律，都可以有所取法。小器博其趣，是因为有一些虽然字很少，但是风格很突出，可以在大器立体的基础上再找一点风格趣味，现在很多学习大篆的朋友，也都是以毛公鼎作为入门字帖。  西周 毛公鼎 大盂鼎的书法风格和毛公鼎比较，方笔更多，还是有些甲骨文或者商周早期的书风。还有一件大篆入门的范本，就是散氏盘。散氏盘出土其实并不晚，它应该是清乾隆时期出土的，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因为它重新发现要晚一些，它是1810年嘉庆皇帝50大寿时，湖北巡抚阿毓保献上散氏盘作为寿礼，进入内宫以后就找不到了，锁入深宫音尘绝。乾隆年间有一位金石学家阮元，复制了两件散氏盘，所以民间一直认为只要出现的就是阮元做的。它被再次发现是在1924年，溥仪出宫后，民国政府开始建立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马衡在清理养心殿陈设的时候，在库房里面发现这个盘，经过马衡先生鉴定，这才是真正的散氏盘。散氏盘铭文也是很多的，357字。散氏盘在书法界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很多人认为散氏盘是篆书中的草书，因为它有率真的一面，写得雄健洒脱，用司空图《诗品》的诗句：积健为雄、返虚入浑，来形容散氏盘书法风格，是很恰当的。  西周 毛公鼎拓本 ○ ○ 秦汉石刻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让丞相李斯统一度量衡，《秦诏版》，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发布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这就是秦始皇的诏书，刻在铜版上。现在很多学习篆书的朋友，入手都是学李斯的小篆，《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包括宋人重刻的《绎山刻石》，近百年来很多书法研究者，开始关注一些别人很少看到的资料，其中就有秦诏版，它的书法风格更自由，更活泼，齐白石、石开等人的取法就是从秦诏版出来的。秦朝时间很短，留下来的资料很少。虎符是秦始皇时期的，“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这个文字也是标准的秦篆，方笔为主。 讲到青铜器，很多人认为应该是商周青铜器，其实到秦汉时期，青铜器还在铸造，当时一些王侯，贵族家里都用青铜器，钟鸣鼎食。西汉时期的定陶鼎，六舟和尚所拓，我们可以看到铭文，篆书的结体还有隶书的笔意，字型趋于横势，这是汉代的篆书，在青铜器上又称为汉金文。两汉之间王莽时期的篆书，和别的时期有不一样的地方。收藏界的朋友，在收藏古钱币方面，应该有一个最难得的古币，金错刀，就是王莽时期的，书法如折钗股。新莽嘉量，书法也是与众不同，和秦刻石、秦诏版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重心更为上移，下边更为舒展。这种书风直接开启了后来的唐代篆书。  秦 石鼓文拓本（局部） 刚才讲了金，然后就是石。《石鼓文》被称为中国的石刻篆书之祖。唐朝时在陕西田野发现的，共有十件。历经周折，现在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现在石鼓最早的三件宋拓本是；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都在日本收藏。《石鼓文》的书法风格端庄凝重，开启了秦小篆。唐代韩愈作《石鼓歌》以颂，虽然历代不乏著述，真正进行研究学习，是晚清的吴昌硕。吴昌硕的诗书画印，称为四绝，他的书法、篆刻、国画都得益于《石鼓文》，他以《石鼓文》笔法入画，入印，形成卓然不群的艺术特色。 秦始皇时期，两次东巡，立了七块刻石，《会稽刻石》在浙江的会稽。然后进入山东。在邹城立《绎山刻石》。在泰山上立《泰山刻石》。原来在山顶，后来因为碧霞祠失火被烧毁了。烧毁以后嘉庆时又重现发现，现存十个字。现在泰安岱庙东御座，字数最多的是明代165字拓本，现存日本。它的书法风格和秦诏版、新莽的嘉量书法是不一样的，它更加雍容端庄，有庙堂之气。到琅琊台立了《琅琊刻石》。这个刻石也是后来直到民国时期才被重新找到。1900年被大雷击中，整个击碎了，直到1922年，诸城人孟昭鸿，到琅琊台搜寻这个残石，拼凑粘接成现状。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借调收藏。在烟台立的《芝罘刻石》和荣城《东观刻石》，都已下落不明。秦皇岛那边还有《碣石刻石》，也已不存。  新莽 莱子侯刻石初拓本 近几年，发现了很多以前有历史记载，久已失传的一些石刻，其中《何君阁道碑》，在宋代就有著述。宋代的洪适在《隶释》中曾经记载过，“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章，使人起敬不暇”，从他著述以后就找不到了，从宋朝到现在1000多年,只闻其名，不见其碑。直到2004年在四川的雅安荥经县，有两位小学老师中午出去游泳。在路上偶然发现在前边的山崖上有文字，就通知了县文管所来考察，后翻阅县志查证，这就是传说中的《何君阁道碑》。《何君阁道》在宋代就被评为古劲有余，它的书法风格与众不同，多为篆书笔法，没有隶书特征蚕头燕尾。在章法上随意布置，自由错落，2004年至今，才出土十几年。现在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个学习的资料。 四川，因为它山高、水深、林密，有很多人迹到不了的地方，所以说应该还有没被发现的地方。去年还跟成都的朋友聊起，济南的府学文庙里，有一块龙门刻石，从题跋上看是从四川出来的。在四川作了一张拓片，回来以后翻刻的。但是这个原石在哪里呢？目前都不知道，所以还有待我们去发现。  银雀山汉墓发掘现场 山东出的砖不算多，但是陶文很多，也有瓦当。其中陈介祺在收藏毛公鼎之余，还有很多收藏。他还有斋号叫十钟山房、万印楼，还有就是砖瓦陶文，陶文的收藏在当时是独具慧眼，但是很可惜，这些陶文后来大多散佚，仅留存了一小部分。1931年日本人找到了陈介祺的后代要收购，王献唐就申请了政府资金，又找到陈介祺的后人，经过商谈以后收归国有，让山东省图书馆收藏下来，砖瓦石刻共3826件，并且专门办了一个秦汉砖瓦展览会。这些物品1949年以后归到了山东省博物馆。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青铜器铭文是铸在青铜器上，石刻文字是刻在石头上，那么古人有没有手写的墨迹呢？那就是竹简。1973年，山东临沂城南有两个小山，一个金雀山，一个银雀山，当时建医疗系统的一个场所，在挖地基发掘的竹简中，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现在定名为银雀山汉简。这些竹简很小，有的只有0.7毫米宽，很窄很窄，所以文字非常小，想看清楚是需要单独放大。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就是手写的楚国文字。出土以后就在中国的书法界掀起了一股楚简热，一些年轻的书法家包括一些老先生都开始对楚简高度重视，从释读、释义、临摹，进行深入研究和学习。 ○ ○ 出土墨迹 古代一般人是用简、竹简或者木简书写，写错了，用刀削去，所以称“刀笔吏”。帛作为丝制品，在古代是非常贵重的。在帛上写字的人家境是比较富足的。长沙马王堆出土汉代帛书有不少。仔细看一下，它的书法风格里边还有一些保持篆书的写法。包括 “此”字，“必”字，这都是篆书的写法。所以从这些民间的实物上，可以看到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过程。 汉武帝对西北地方非常重视，匈奴及西域各国不断地侵扰，为了边塞防守，当时设了“河西五郡”，酒泉、武威、张掖、金城、敦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1930年，瑞典学者贝格曼到了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的居延都尉驻地，现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对汉代烽燧遗址进行发掘，出土简牍一万多枚。河西五郡汉简都是经过科学的发掘。所以当时出土的时候，很多的竹简都是一册一册出来的，前后非常连贯，现在完整的有70多册。 汉代人的墨迹，书写的痕迹非常明显，和碑刻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看到用笔的节奏。若放大一下看它的文字，它用笔的波折、起笔、行笔的痕迹，在里边非常明显。  西汉 居延《相利善剑》册  南北朝 敦煌写经残卷 曾经有一些学书法的朋友问起来，说书法应该从什么字体学起？一般讲老套路要先从楷书入门，楷书如立，先站稳了，所以行书如走，所以说能站好了再走。草书如跑，把行书写好再练习草书，一般教书法都这样讲的。看到汉简以后，这个观点就有所改变了，草书的出现，是在汉代。草书是从隶书演化来的，在汉代已经非常的盛行，被称为章草。当时的大臣可以用草书直接写奏章，边防上的一些士卒之间写的公文，也是用草书。甚至个别有点像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羲之曾经自评，比之钟张(钟繇、张芝)，“钟当抗行或有过之，比之张芝当雁行，使吾久耽于此或可及之。张芝被称为草圣，当时活动区域就在敦煌这一带”。他对当地的书法风格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包括他的弟子他的亲友都应该会受影响。所以说会出现像这样高水平的草书。敦煌马圈湾的《永元五年器物簿编册》，相当于政府的库存登记，通篇写得笔法开张，大开大合，张弛有度，率意而为，无意为佳，已臻佳境。  西汉 尹湾汉简《神乌傅》  东汉简中的“新隶书” 楼兰也是近一百年来一些国外的考察者和探险家关注所在，楼兰曾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现在已成不毛之地了，有些探险家发现了一些楼兰残纸，因为那里的气候干燥，并且当时造的纸很多是树皮、皮纸适合保存，大多是魏晋时期的信札。高二适先生说，学王羲之的书法，要多看他同时代的书法，但是咱们看到很多都是刻帖，在枣木板上刻出来，那个是见不到用笔的。例如《济白帖》，这个当时出土了好几页，经考证书写人姓张名济，是他的家书。这短短的三行半非常珍贵。拿着三行半的书法去对证王羲之的《十七帖》，很多可以对证上，并且笔法更清晰。 敦煌的藏经洞是1900年被道士王圆箓发现的，他发愿要重建敦煌千佛楼，然后他就开始整理这些洞窟，每个洞窟他都要清扫一遍，在清扫的过程中，到第16号窟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洞窟有回声，他就慢慢地一点点抠一下，最后把墙壁上的缝抠掉以后，他发现后边还有一个洞，这个洞打开以后，里边保存历代经卷50000多部。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敦煌，购买了一部分藏经回英国了，在欧洲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法国人保罗·伯希和，他不是一位探险家，是一位学者、汉学家，专程从巴黎赶到了敦煌，从王圆箓手里买了6400件，把敦煌写经里边最精华的东西挑走了，这些藏品现在在巴黎国立图书馆。 战国简《耆夜》诗 敦煌写经在书法上来讲是有它的贡献的，在之前学书法的人都要讲学碑帖，碑就是石刻的碑，帖是把墨迹双钩到木板上，刻了以后称为帖。自从敦煌写经发现之后，在碑帖以外提出一个经，就是敦煌写经。写楷书的朋友看到敦煌写经应会受些启发。它和碑帖不一样的，碑是由书法家在纸上书丹，再找石匠双勾到碑上凿刻。启功先生说透过刀锋看笔锋，他提出这个观点正好是在晚清时期就是康有为提倡尊碑，当时书法家于右任包括李瑞清这些都是写北碑的。启功先生提出这个透过刀锋看笔锋，这里边最能体现的就是敦煌写经。因为木刻的帖还是有刀锋，写经是完全的笔锋。近一百年的时间，出来了这么多的学习资料，大多是科学考古发现的。 曾经有好收藏的朋友常说，恨不早生一百年，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们应该庆幸晚生了一百年，才能看到前人没有见过的这些资料，学习书法的眼界也开拓了，所以说当代书法应该继往开来，更上层楼。 （本文据作者2017年秋于山东省图书馆讲座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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